从死亡中逃离（第十六章十万灾民滚滚来小小县城恸地哀

很快，汽车从213国道向右转，跨过岷江上一座桥开进了汶川县城了。开车的军人在桥头一个街心花园处停了下来，然后他探出头来对我们说：“你们可以下车了。”

由于大家都早已作好了准备，纷纷从车上跳了下来，下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绕到车前向送我们的这位解放军致谢，当车上最后一名工友从车上跳下来后，我们中有几个人同时在向开车的军人说：“好了，解放军，我们都下来了。”这时开车的军人准备倒车，大家依依不舍地站在一起，一边自觉地协助解放军倒车，一边用目光表达着心中的这份谢意。当解放军把车倒正后，一声鸣笛表示他要出发了，这时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向着这辆军车挥手告别，并大声喊到：“解放军再见！”也许这名军人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我相信他肯定从汽车的反光镜里看到我们这一群人向他挥手告别的情境，什么叫军民一家亲，只有当你在遇到危难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你面前时，你才会真正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内涵有多深。她会让你动情，她会让你落泪，她会让你依依不舍。

回过身来，我看到整个汶川县城里到处都是难民的身影，大街小巷里挤满了逃难的人，一幅劫后余生的画面呈现在面前。不论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脸上都写出一个表情——忧虑。

有人看到我们刚刚来到这里，主动上前对我们说：“还没有吃饭吧，那里有稀饭随便吃，不要钱。”我抬头看过去，原来是一家叫《刘一手》的火锅店，店门前人头攒动，堪比春运时候的火车站。由于我们身上带有干粮，现在大家等待的是尧总去找到车，然后我们开着车回去，所以我们谢绝了这个好心人的提醒。因为对我们来说，吃饭不是我们目前要解决的重点，找到车开回去才是我们现在急待的目的。

尧总站在这个当口和几个同乡商量着，带着我们向前走了一段路，感觉方向不怎么对，便又退回到原地，他向路边坐着的几个人打听一下要去的一个地方怎么走，他们回答说：我们都是从茂县过来的，我们也不知道。

就在尧总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条大街的路中央原来是一排排售货点，那场景有点像是我们平原地方一些县城里春节前的物资交流会，我想到自己身上的烟抽完了，便快步向前看看哪个摊位有烟卖，于是我跑过去找到卖烟的一个摊位买了两包蓝娇，便跑步回头跟在工友们的后面。此时我显得有点像一个第一次进城的乡巴佬，生怕在这个不知东南西北的地方走丢了似的，就在我去买烟的功夫，我都是两步一回头，认真观察着尧总他们的动向，生怕他们突然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终于尧总想好了要去的这个方向，或是打听清楚了要去的方向。我们便尾随着走在尧总的后面，十七八个人混行在穿流不歇的人群里。

这是一条侧临岷江的街道，路面不宽，街道两旁大都是砖木结构的小青瓦房，显得有些古老。走了一段后，看到左侧是汶川县的汽车站，里面更是人头攒动，完全是一幅人满为患的场景。由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希望全寄托在尧总找车上了，所以大家就像是一群小学生一样跟在尧总身后，期待着他给我们找到一辆能载着我们回家的车，所以大家并没有理会车站里面的情况，也不知这么多人围堵在车站里是什么目的。

走过车站的大门，街道突然显得清静起来，路上几乎看不到有行人了，两边的商铺紧闭着。破碎的门窗，裸露的房檩，沿街的瓦砾，告诉你这里曾经经历了一场大灾难。

当我们一行走到一个叉路口时，尧总好像终于搞清楚了他要去的具体方位，他让我们坐在路边等他，他便我和一个亲戚去找他的熟人，准备找一辆中型客车载着我们这十八个人回家。于是大家坐在路边等待尧总的消息。

这是突然有人大声叫起来：“有信号了。”我听到说有信号了，便迫不及待的拿出手机打开，看到里面有好几条短信，全是亲戚朋友问候我是否平安的，看完短信，我想到我有一个外甥在绵阳市做生意，也发了一条问他是否安全的短信，发完这条短信正准备给妻子打个电话，告诉她我还活着，可这时又没有信号了，我反复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我显得很失望，也很沮丧。此时，我想到在收音机里听说汶川县的座机和小灵通是可以和外界进行联系的，我站起身来想去找个有公用电话的地方，正在我起身准备找公用电话的时候，有一辆三轮车骑到我们面前，四个青年男女，一个男的骑在车上，另外三个女的跟在车后，她们来到我们面前，问我们是不是刚到这里，我们回答说是从桃关沟过来的，刚刚才到这里。

“那你们还没有吃饭吧？你们多少人？”

“我们十多个人，我们带得有吃的。”

“我们给你拿点汤圆，你们找个地方煮一下。”她们非常热情的从三轮车里拿出七八袋冻汤圆递给我们，我们本想拒绝，但她们的热情让我们无法拒绝。就在我们显得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她们的好意，并显得有些难为情时，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从街对面向我们走来。

“拿给我，我帮你们煮好。”显然她刚才看到了，也许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帮助别人了。

“谢谢！谢谢！”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向这位素不相识的少妇表达心中的谢意，因为要不是她主动为我们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真不知如何处理这几袋汤圆才好。或许这几个自愿者心里早有数了，知道会有人帮助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少妇对我们说：“我煮好后用一个大铝锅给你们端过来，要不你们都到我的店里去坐坐，太阳这么大，到店里凉快些。”我们被她的热情打动，便起身收拾好身边的行李，跟着她一起来到她店里。

她的店正好在街对面，我们拿着各自的行李和刚得到的汤圆跟在她身后，她熟练地拉开虚掩着的卷连门，让我们进去坐。

这时我看到商铺的墙壁上挂着食品价格表，主要是经营一些抄手、水饺、面条之类的小食品，店面不大，外间有十多个平米，货架和灶台占去了一小半的面积，剩下的面积只能摆下三四张折叠小餐桌，女店主从里面抱出一叠塑料椅出来，工友们便主动上前接到手里，把板凳分开发给大家。里面一间估计是店主的住宿用房，由于这几天没有做生意，里面显得有些乱，我们进去后，女主人才开始整理灶具，忙忙碌碌地为我们煮汤圆，我们也自觉地把重叠在一起的橙子分开坐下来。从她的自我介绍中，我们得知她和老公也是川西平原（具体是哪个县的也记不清了）来这里做小食生意的，几天前由于老公担心家里的情况，便一个人回去了，她留在这里照看商铺。大家和热情的女主人拉起了家常，也各自把这几天的发生的故事摆摆，都有一种他乡遇故人的感觉。由于我急迫想和妻子取得联系，便只身走到街上去找有公用电话的地方。

回过身来我才留心看清，我们刚才住脚的地方原来是一个街心花园，与两条街道形成一个夹角，足有好几百个平方的面积，花园里现在全是临时搭建的棚子，棚子旁边的树干上纵横交错的拉起一条条绳索，绳索上晒着各色衣物，棚里棚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要么来回穿梭，要么洗衣凉晒，要么抽烟闲聊，倒看不出有惊慌失措之态。也许是他们经过几天的煎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许是他们已经看到了未来生活的阳光，没有必要过多地忧伤。忧伤的应当是我们这些还无家可归的外地人，想回家，却不知路在何方；思妻念子，却得不到家里的任何消息；心中怎奈一个愁字了得，活活让一个七尺男儿毫无主张。

我走到两条街的交汇处，张望着寻找何处有公用电话的招牌，四看无果后，看到对面有几个商铺是开着的，便跨过前面这条正街走过去。

来到一个商铺前，我惊喜地发现，他的商铺里正好有一部公用电话，只是挂在门前的招牌与我刚才的方向形成一条直线，所以我没有看到。

“老板。我打一个长途。”我显得有些激动地说。

“现在打不通了。”老板的回答让我非常的失望，心情就像是然烧的火炉上泼了一瓢冷水——糟透了。

老板见我站在门前不愿离开，补充说到：“这个电话这几天有时打得通有时又打不通，要不你再试试。”

得到老板的允许，我拿起话机希望它应我所求，但遗憾的是，除了盲音还是盲音。老板见我呆呆地站在电话机旁不愿离开，对我说到：“对面有解放军的海式电话，不要钱，你去排队等吧！”经老板的指点，我回头看到，就在我刚走过来的街心花园一则，已经排起一个长长的队伍，估计有三十个人左右，我向老板道了一声谢后直奔对面而去。

走下街沿，正好有一辆消防车在向市民送水，很多人都提着塑料水桶排队取水，其中一个女人用取到的水在路边洗自己的衣服，立即招来其他人的指责：“现在这么紧张的水，你还拿来洗衣服？”送水的军人也大声提醒说：“希望大家注意节约，这个水主要是供大家生活饮用的。”这个正在洗衣服的妇女自知理亏，便急忙收起东西走了。

我站在等待打电话的队伍里，心情有些激动，心想，终于要和妻子通电话了，家里会是什么情况，成为我心中最为担心的问题，心想只要家里人都是安全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于是我焦急地看着前面打电话的人，希望他们快点说，并不停地数排在我前面的人数，二十人、十九个、十八个……。张望之中我才看清，原来放电话机的桌子上面还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每人每次限打两分钟”，两名军人立正站在一个书桌后面，桌子上还放有一个电子钟，每一个打电话的人按约定的两分钟快到了的时候，军人就会提醒说：“时间快到了。”这时打电话的人都会自觉尊守这个约定，放下电话让后面的人。

眼看我前面只有四个人了，我的心情再次激动起来，把自己想要对妻子说的话在心中排了个次序，第一个要先问问儿子是不是安全，因为我最担心的是正在上课的儿子，教室里的楼板会不会塌陷下来，教室外的走廊栏杆会不会被涌出来的人群扑倒，然后从四楼高的地方掉下来，就算楼板没有掉下来，走廊的栏杆也没有垮，那么多人从楼梯间冲下来，会不会被挤倒在地，如果不小心被挤倒在地上，后面的人流从你身上踏踩过去，这样也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已经在我脑子反复过虑了很多遍了，越想越后怕，越这样一想越是迫切想尽快知道家里的情况。

就在我前面还隔有两个人的时候，正在和家里通电话的是一个老头，年纪在六十多的样子，看样了是个外出打工的农民，他开始打的时候我没有注意他在说什么，我心里想的是再把要和妻子说的话捡重要的说，尽里在两分钟的时间里弄清楚我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可当我回过神来准备和妻子通话的时候，突然听到这个“可恶”的老头在问家里的人：“鸡丢没有丢的有，家里的猪跑没跑出来。”听到他说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废话，我心中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愤怒的火气直往上冒，大声斥喝起来：“你家里人没有死就可以了，还问猪做什么，你吃多了胀得慌。”排在我后面的人也纷纷提醒说：“捡重要的说嘛！大家都很着急。”老头在军人的提醒下放下电话，此时他感觉我对他的指责有些冤屈，站在我身边对我说道：“你们说我不对，昨天一个女的哭着说家里有人砸到了，我还不是让她先打的电话。”

我没有回应他，也不想再去理他，只是用眼瞪了他一眼。心想这个“老东西”看来一天没事就在这里排队打电话，浪费资源。但是，当我看到他悻悻离开的背影时，心中又增添了一份愧疚感，必仅他也和我一样，同是他乡沦落人，心中有太多的对家的思念与牵挂。

“该你了。”在军人的提醒下，我赶紧拿起电话拨通了妻子的手机，因为在打之前我想过，妻子天天都在等我的电话，肯定手机不离身。还有就是地震过后住在家里的可能性比较小，即或在家打手机也比打座机稳妥一些。

电话拨通后，只听到两声整铃声，里面就传妻子那熟悉的声音，这是我和妻子通话史上最快的收听记录。

“老六哇。”

“老钟哇。”

当我呼叫一声久违的妻子的昵称时，咽喉突然哽住了，双眼禁不住泪花闪落，好半天才冒出一句：“儿子喃。”

“儿子没有事。”

正当我准备继续了解家里的相关情况时，妻子突然对我说：“侯姐有事要问你，”就打断了我和妻子的通话。这个侯姐就是查主任的妻子，住的地方与我们家相距不到一公里，显然在这次地震发生后，我和查主任成了生死之交，而她们就成了患难姐妹。所以她们两个人之间就经常碰面相互打听消息，恰好今天妻子到她家了解情况时接到我打回的电话。

“我们老查喃？”

“查主任已经走了。”

“好久走的？”

“前天走的，他和小高还有周副总他们一起走的。”

“都三天了，咋还没有回家啊！”侯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悲痛欲绝。

“我记错了，好像是昨天走的。”显然这几天我活的也是有些不知天日了，对时间的概念显得有些模糊。

“你在谎我，我们老查是不是出事了。”这时侯姐突然显得有些情绪失控。尽管我反复向她保证说查主任没有出事，也没有负伤，好好的，她就是不信，带着哭泣的声音说我没有向她说实话。

“时间到了。”在军人的提醒下，我依依不舍地放下电话。

遗憾的是，这无情的两分钟时间就这样被耗费掉了，我有很多要向妻子说的话没来得及说，妻子有很多要问的话也没来得及问，她们并不知道，我打这个电话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打了这两分钟，也许妻子现在希望这个电话铃再次响起来，但不可能了，我必须回到大家中间去，我们的目的地不是要住在这里，而是要离开这里，我知道儿子没有事，心里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妻子在电话里没有哭，说明家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这样在心里自我安慰自己。

我站在路边整理一下心情，回味着与妻子通话时的那一瞬间得到的温情，今天已经是地震后的第七天了，总算有了亲人的消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你也是外地的吧？”这时一个刚才排在我后面的男人打完电话后过来问我。

“是的。”我回答道。

“外地人可以到那边领东西。”他热情地向我指了指方向。

我随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街对面搭有几顶帐蓬，外面的人在排队，我看排队的人也不算多，便走了过去。

走过去我看清，这几顶帐蓬里堆放救灾物资，主要是些方便食品和矿泉水，里面有七八个青年志愿者在忙忙碌碌地为排队的人发东西，帐蓬一处用一个纸板写有一排字；外地人凭身份证领取。我看到前面的人有的领的要么是方便面加一瓶矿泉水，要么是饼干之类的方便食品加一听灌装饮料，我排在队伍里准备好身份证，环视一下帐蓬里堆放的东西，最后决定还是领一封早茶饼干加和一瓶矿泉水。此时正在领取的一位老年的要者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时，他说身份证在地震的时候丢了，他是从茂县那边过来的。几位志愿者显得有些为难，但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又很快达成一致意见，让老者把家庭住址和姓名报出来，然后他们将这些信息写在统计名单上。我对这几位志愿者的灵活处理油然起敬。

领到东西时我才突然想到，由于我耽搁的时间过长，如果尧总找到车后一时找不到我，他们也不知道我去哪了，急急忙忙的开着车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就惨了。于是我近似于小跑的步伐向为我们煮汤圆的那家小店跑去，心里非常忐忑不安的显得有些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