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木偶散记（5）

钱蒙年

经1957 年反右斗争的洗礼，我在政治上“成热”了许多。我决心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永远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

1958 年春夭，宁夏筹备成立回族自治区．在甘肃日报工作四年之后，我又调回宁夏日报．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这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

1958 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的历史转折的一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风云激荡，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喊出“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振奋人心的口号．人民公社化、大办公共食堂、全民大炼钢铁，成了全国新闻传媒的热门话题．八行黑体字通栏标题，漫画、诗歌的热烈渲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话不绝于耳．一时令人头晕目眩。

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我只是朦胧地感到：经过1957年夏季中国历史的裂变，以及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面大旗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作为党培养的一名新闻战士，自己肩负着光荣的重任啊．只有“铁肩担道义”方可“辣手著文章”．我在为党站岗放哨的岗位上，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啊。

这绝不是说，我故作娇情，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学“油”了，学“鬼”了而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不是的．我是打骨子里觉得，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只有经过长期的、认真的思想改造，真正把自己的毛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才能成为一个自觉地无产阶级战士。此后，当我对眼前事变的认识，一旦和党的想法相矛盾时，我就立即提醒自己：这一定是我错了．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即使本单位党政领导的决定与我的看法相左，我也会严肃的反躬自问；难道我还能比领导高明？凡事这么一想，一切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了。好一个可怜的活木偶！

一个时期，党组织生活会上．同志们针对我在林希翎问题上的“错误”，告诫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狂妄，今后时刻牢记要夹着尾巴做人。”我多次扪心自问，我的“尾巴”到底是什么呢？同志们没有明说，我也不敢轻易询问。冥思苦想．我的“尾巴”恐怕就是我遇事总有自己的主见，在领导面前缺乏唯唯诺诺，在同志面前常爱争论．处事不圆通．因此常常被批评为骄傲自大。

于是，我痛下决心，我的“资产阶级尾巴”光是夹不行，迟早还会露出来；只有“彻底消灭”我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消灭之法就是，一切言行都要自觉地严格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说去做，一切按上级的意图去办，绝不向党闹一个字的独立性，在同事面前少说话，不争论．我不但这么想，确实是这样做的．当年夏天，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山西临猗县陆喜营村探亲，抽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当我亲耳听到农民觉得合作化后不自由，进城赶集还得向队长请暇；全家人一年到头汗水掉成八瓣，可全年分红还不如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自留地那点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农民买油盐的钱也没有了；有些村干部为了争荣誉，上报生产成绩时胡吹冒撂…… 。当我听到这些议论时．我有些吃惊，怎么会这样呢？回到家里，父亲说得则更为坦率：“合作化不如单干。单干时地是自己的，想种啥就种啥．收多收少．交过公粮全是自家的．合作化把人心弄乏了”。听了这些话，我的心一阵颤栗．这种言论如出自干部之口，还不是反党么？党中央、毛主席为农民日夜操劳，事事都在为人民着想．可农民为什么却反对党的路线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百思不解。

在家停留的十天．是我和农民辩论的十天。我凭着比乡亲肚子里多那么点墨水，巧鼓如簧之舌，强词夺理，把农民批得“哑口无言”．可父老乡亲并不认输．他们辩不过我就挖苦我：“你们这些干公事的，吃着公家饭能不向着公家说话吗？”我觉得我在为捍卫党的路线而大声疾呼，而农民却揶揄我为吃公家这口饭而在昧着良心说假话．我心中的滋味难以形容．表面上我和颜悦色．心里却十分恼火：‘这些农民，落后得可怕”。一个伟人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响，“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点不假，不教育还了得？

从家乡回来，从全国到宁夏，农业战线上“喜报频传”．今天这里亩产几千斤，明日那里亩产万斤的丰收“卫星”，不断地通过新闻传媒腾空而起，报纸上几乎天天标题套红，充满热烈的喜庆气氛．新闻报道不时流露：过去为缺粮而发愁，现在为粮食多得没处存放而发愁．它给人们假象，好像我们国家的粮食已经彻底地过关了，以致有人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人们后来回顾往事．说这是“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应当说是被“虚假蒙昏了头脑。”

那时，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特别是干部的头脑已经高烧到40 度．许多胡话充斥于我们的报端。8 月12 日通过新华社放出一颗震惊全国的高产“卫星”：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亩产早稻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当我看到这个消息时，先是吃了一惊，这可能么？可当我读完新闻才知，原来是社员受到小麦高产的鼓舞，毅然决然把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的秧苗拔起来重新深耕、栽培，千方百计地进行田间加工终获高产时．我并未怀疑这是违反科学的胡说，反而为我的狂热注射了一支兴奋剂。我立即提笔写了一篇（由早稻亩产三万六千多斤想起的》杂谈．刊登在8 月22 日的宁夏日报上．文中竟说：“只要敢想敢做，一切奇迹都会出现”，我问道：“今年亩产三万多斤，明年会不会出现三十万斤？未可限量．”并称这件事是对“观潮派”、‘秋后算帐派”那种为小脚女人似地畏畏缩缩、瞻前顾后、左摇右摆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数育：“人的智慧和力量如同大海巨洋一样无穷无尽，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哪里还有一点唯物论的影子呢？它说明，尽管我可以把辩证唯务论的条条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一旦思想上陷入唯意志论的泥潭，就会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些昏聩颟顸的官僚似的而被传为笑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指出过我的错误。

农业战线神话般的“大跃进”，为加速实现当年钢产量l080万吨的目标火上浇油。紧接着便是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土高炉遍地开花。从机关到学校，从部队到企业．从城市到农村．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妇茶。宁夏大炼钢铁指挥部设在货兰山的大磴沟。深秋的一天．报社派记者上山报道炼铁。临出发前，副总编辑李素本为每个记者发了一块像小案板似的木板．说山上环境艰苦，住地窝、没桌椅，写摘就用这块木板．那时被派去的记者显得无尚光荣．个个精神抖擞，豪情满怀，各人背着铺盖卷，好像要去参加上甘岭战斗似的。

当我夜晚站在大磴沟．环顾群山繁星似的土高炉火光冲天的壮观景象时，我为能参加这历史性的壮举激动得夜不能寐．当我在地窝里撰写着新闻时，我觉得自己参与着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圣事业”而热血沸腾．一种历史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谁能料到，土炉子炼出来的不是钢也不是铁，而是黑色的杂质釉子。无情的事实证明，我在为一个虚幻的“钢铁元帅”升帐的童话而在山上大升虚火。

当我回味这一幕幕往事时，我觉得白己扮演了一个滑稽可笑而又可悲可叹的角色．但我当时却自认为灵魂深处‘拔白旗、插红旗”，对党对人民充满了赤诚。我如同廖冰兄先生在一幅漫画里所画的，将自己身躯四肢禁锢在一个坛子里，非但不觉其苦，反而怡然自得。

多么悲哀的充满愚昧的忠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