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木偶散记（10 )

钱蒙年

经过历次运动之后，我仿佛是一团面，被无数次的反复揉搓，我心灵、肉体上都已彻底麻木了。我好像只有任人摆布、呵斥的资格，没有堂堂正正做人的权利。就是走路，几十年都是低着头、弯着腰，从来未曾直立过，因而多年来养成了驼背的习惯。然而，当我被逼到死角无路可走、豁出去予以反抗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腰也是可以直起来的。

使我灵魂逐渐清醒的，是以下两件事：

一件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件是1976 年10月6 日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两件事一下子将我从梦中震醒了：这世界太复杂了，绝不是我几十年想象得那么单纯。共产党不是毫无杂质的透明水晶，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笔直。

“四人帮”覆灭后，国家的政治环境一下子宽松了许多。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前半生。几十年“革命”所干何事？我的灵魂在屈辱中挣扎，而自己在匍匐着前行时，我却认为这是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绝对必要的。每次运动我都从政治上批判自己，但我却永远得不到人们的谅解。灵魂与现实的矛盾使我痛苦，但一想到要永远当党的“驯服工具”时，好象一切都是我错了，我对党的这种“忠诚”确是自觉的。即使几乎每次运动我被当成政治上的“稻草人”, 结果浑身伤痕，而我却毫无怨言我在仿徨、苦闷中自责而又自勉，努力按“党性”塑造自己。就这样，每次我都在政治上处干“推一推下去，拉一拉上来”的可悲境地。

这些，只是在“四人帮”覆灭后的岁月里我方才慢慢清醒了。如果写小说，我是这人世间的一种典型。20年甘当木偶，夹着尾巴做人。可本质上讲，我却毁灭了自己，而这又是在一种信仰支配下的毁灭。

整整20年，一个人风华正茂，正是为党为人民建功立业的金色年华而我却是在一个缺氧的坛子里闷着、屈辱地生活着，违心池工作着。

庆幸“四人帮”覆灭了，我该如何找回我失去的年华？1978 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它如一声春雷，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

在这种大气候下，全国加紧平反冤假错案。我的“四清”处分被撤销了。批判了多年的所谓“错误”一夜之间一风吹了。而且说我向党交心是“政治上进步的表现”。说老实话，打这以后，我却不敢轻易地“进步”了。

“四人帮”垮了，国家新生了，我也新生了。头上压了几十年的帽子摘掉了，仿佛孙悟空被摘去金箍似的，我心灵轻松得有点空虚。我要求下乡采访，希望全身心地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我给自己制订了三年计划。银北、固原，我到处采访。多年来我从没有这样心情舒畅过。当记者是我手写我心，我觉得一股清泉在心中流淌。没有谁于涉我准写什么，不准写什么。因此笔下流出的全是心中花，腹中蜜，那种愉悦的滋味，没经过那段历史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快活自在，神仙何如？在纪念“宁夏日报”创30周年我写的《几句淡话》中有儿句打油诗：

历尽冰霜心未死，

寂寞山道野草香；

迈步看花勤跑马，

志在学海探文章。

不堪且随浮云去，

尚有精力心渐明；

红橙黄绿青蓝紫，

笑为大地画彩虹。

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它是我当记者一生中最舒心的一段。我天真地象个孩子，成天乐呵呵地，陶醉在一种从禾有过的尊严和幸福之中。

正当我干得起劲的时候，组织决定又让我当部主任。我觉得我这人生就不是当官的料，我表示不干。总编辑张源叫去批评我：“共产党员啊，要服从党的分配哩！”于是我又当起记者部主任。接着张源同志调宁夏党委了。新上任的总编辑又让我兼任了新闻研究部主任。

这期间，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老了。可党的事业是常青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于是我干了件“蠢事”，力主在记者部让年轻人读古文、古诗，在编辑部组织年轻人成立古文自学小组。我原以为我为报社业务建设做了件好事。短短半年时间过去了，实践证明，此事以我的失败而告终。我伤透了心。我的性格也使我在与领导相处中，并不都是愉快的。

1985 年，我55 岁，退居二线，任巡视员。报社有什么好巡视的呢？从此无官一身轻。手痒得很，于是又拿起笔，碰上什么与什么。此后，我被派往广州、深圳任驻外记者。一晃两年，回来还是当记者，沾沾自喜。

这期间，我经常思考，我这一生当记者的得失。最后我急结了两句话：要为小人物吹喇叭，不为权贵抬轿子（我这里所说的权贵，是指以那种以权谋私者的所谓“公仆”）。能为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为创造新生活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说几句话，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我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但事情并不那么尽如人意。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我区一家大工厂有位年近花甲的财务处长，为了给国家节约40 万元投资，真是耗尽了心血，跑断了双腿，经过多少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的斗争。那时正在拨乱反正，正在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发生在这位处长身上的事，正好说明官僚主义的可怕。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7000多字的稿子，送到工厂党委审查时，被当权者以“不宜发表”的理由否定了，稿子被毫无道理造枪毙了。我痛苦极了，愤然不平地写了一首诗：

千金时光肝胆凝，

丹心一片赤子情。

落地母喜儿竟死，

欲哭无泪到天明。

这几句话写的是：为写此稿花费了我何等宝贵的时间啊，我是完全抱着忠诚党的事业的赤子之心而写的，可惜婴儿落地、母亲尚在喜悦之中，儿子却被扼杀了，这时我想哭连泪都没有了。

这类事在我身上发生的不止一次两次。严酷的现实教育了我：重要的不是你想写什么，是现实允许你写什么。事实一次次地告诫我：我这支笔在为小民说话的时候，分量是何等有限啊。我又一次陷入苦闷。这使我想起一个插曲，当我1987 年被全国新闻高职评审委员会评为高级记者时，我把这一喜讯告诉一位亲戚。他淡谈一笑“再高也不过是个记者。”悲哀啊，我们这一代人。

1990 年末，我办了离休手续。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新闻不写了，可我满脑子的话要说。于是决然写起了杂文。激浊扬清，针砭时弊，颂善斥恶，信笔由之。我发现这是块比较可以自由驰聘的领地。然而，矛盾是普遍的。写杂文难免无意中碰人，特别是有人对号入座时，常惹麻烦。有人扬言要找我算帐，有人找上编辑部声言要和我打官司，有人讥笑我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我听后一笑了之。我认为，凡对号入座者，说明他屁股有屎，击中了他的痛处，不然他跳什么？如果要对簿公堂，我乐意奉陪。我这人一生风雨，什么世面都见过了，唯一没经过因写文查打官司，很想尝尝这个滋味。我想，如果到了法庭，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反到天像写文章时那么拘束了，对他的丑恶嘴脸我可以淋漓尽致地揭露他。事实是雄辩的，究意谁输谁赢法庭上可以一见高低。至于说我吃几碗干饭？不多，粗茶淡饭，撑不死也饿不着，无求于人。对一些神气活现的所谓“公仆”、大款、大腕，我就是不买你的帐。

故离休几年来，无杂事之烦忧，无案牍之劳形，兴之所至，信笔写来，自觉倒也快活。有些好友好心地劝我：“耗神费气，写那些杂文顶什么用？”我的回答是，我写杂文是一种宣泄，一种排解，表示一种声音的存在。也是一种修心养性。

我已往的悲剧，是把理想当成了现实，把矛盾看得太简单。碰壁吃亏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我清醒过来，并沿着认定的道路前进的时候，我不再仿徨。

我永远不会再当木偶了！这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大清醒，而且是一种大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