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木偶散记（8 )

钱蒙年

人生之旅何等的艰难，非亲身经历的人，是不能体会其中的况味的。

1966 年春节后，报社派我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抽四清下台干部去搞“四清”，据说这叫“以毒攻毒”。我如同被发配似地，心中阵阵苦涩。但还是强作笑颜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经过短暂的培训，我被分配到西吉县红耀公社一个生产队。

大概是将心比心吧。每天会上我先给村干部“上弦”，严肃地让他们老实交待问题。会后个别谈话，马上又给他们“松弦”；“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觉得自己在走钢丝，生泊逼出人命。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悄然开始。形势已是“盾火积薪”，可我却是浑然不知。就在我下乡不到两个月，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让我立即互报社参加文化大革命。

“死老虎要剥皮了。”一个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这将又是一场暴风雨般的斗争。然而，我却心静如水，准备再次接受党的考验。

回到报社一看，院内墙上贴满了揭发报社“三家村”及其它“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矛头所指，除了文艺部负责人和我之外，就是历次运动被整的或历史上有点辫子的一些人。先撇“浮油”，历次运动都是这么开始的。这也难怪，老太太吃柿子，总是拣软的捏啊。

看完满院的大字报，我胸中形成一幅图画。有枣没枣三鞭杆。谁也不会在这时表现落后的。谁是“工贼”，谁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谁思想一贯反动，全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有一张大字报揭发一位工人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据是他曾在一次学习会上把《愚公移山》念成“偶公游山”。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好象在说相声时抖包袱，令人忍俊不禁。

在有关我的大字报中，无非是揭发我：一贯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勾结牛鬼蛇神，伙同他们向党进攻；利角一切机会放毒，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伟大的社教运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打太极拳等）······等等。这些，多属四清中的旧话重提，已经把我的耳朵磨出茧子了。写这些大字报的人，有的是为了紧跟形势，言不由衷，敷衍应付的；有的屁股上有点小屎，籍以表白白己立场坚定的。这已是多年来形成的模式了。对此，我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倒是有那么几位自诩政治上一贯正确的“左”派，抓住我的辫子不放的人，一再说我小学参加童子军说明我“自幼反动”，五七年我是漏网右派．是明摆着的“阶级敌人”，与我不共戴天等等。什么词解恨他专门用什么词。

我咽不下这口气。暗自思忖：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是谁专有的，谁也不能剥夺我四大的权利。我为什么不能鸣放呢？你给我无限上纲，难道我就不能迎头反击么？我豁出去了。于是我专门研究和我过不去的人的历史。有个人的“辫子”正好让我抓住了。此人老家在东北。伪满时代，他在小学念书。据他说，每天早晨要站在儿皇帝康德画像面前，第一件事就是背诵溥仪的诏书“联自登极以来”如何如何云云。根据这个，我写了张揭发他的大字报。大意是：请看这个自称一贯“左派”是什么东西。剥开他的画皮，原来自小就成天在汉奸头子溥仪像前，诚惶诚恐地背诵伪满皇帝诏书。这不是“铁杆汉奸”是什么？当我贴出这张大字报时，引得观看者一阵哄笑。我心头一阵胡说八道的满足。什么叫无限上纲？什么叫互相攻击？这不是活生生的一例么？怪就怪在没人敢指摘我的不对。就连被我揭发的人也不吭气，不敢反驳我一句。他也是哑巴吃黄莲，有口难辩。

当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试牛刀之后，我找到了防身自卫的绝好盾牌。而且屡试不爽。

有次开我的批斗会。有个人揭发我一贯右倾。说我反对公社化，主张包产到户。并说他本本上有记载，是我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说的。对此，我针锋相对，仰着头提高嗓门说：“你也不要忘了，我也有个本本，某年某月某日你在一次整风学习会上讲过什么？”他冷不防我还有这么一手。于是颓然落座，一言不发。批斗会立时冷场了片刻。这是怎么回事？姓钱的手上有什么王牌？当有人意识到由于我的“嚣张”，使批斗会冷场时．立即警告我：今天是斗争你，别人的间题往后再说。我立即低头认罪：“好好好，批我，批我！”原来我的王牌是：这位老兄在一次会上批我的“右”时却说，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并举了王明的例子说明，王明是犯了左倾错误，但他还是同志，这和敌我矛盾的右是根本不同的！这话有个明显的漏洞，那时王明化名马马诺维奇，在苏联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那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称苏联为苏修。我想说的是：站在苏修一边的卖国贼，难道还不是立场问题吗？你有什么资格批判我？在批斗会上，我的这些潜台词没有说出来。可那位同志心里是请楚的。我一反击，他坐在一旁再也一言不发了。后来我们在干校通过学习，经过谈心，消除派性，当谈到这段笑话时，彼此交心和好。小小的人生插曲，说明了“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就连那位念溥仪诏书，文革中也受尽磨难的同志，也和我握手言和了。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随着“六·一”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出台，文化大革命急骤升温。几天之内，红卫兵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各种造反组织风起云涌。“造反有理”的各种大字报贴满街头，到处在疯狂地破四旧。女同志的长辫子一旦被红卫兵发现，拦街一刀剪掉；造反派对民主人士可以破门而入，实行打、砸、抢、抄、抓。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一天清晨，我正在起床。忽地门外一声巨吼“钱蒙年，出来！”大事不好。我赶忙走出门来，三四个造反旅推着我走进报社大院。这时，报杜副总编、编委、部主任及其它牛鬼蛇神，陆续到来。造反者给每个人头上戴一顶绒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上大牌子，上写“反革命分子xxx ”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xxx ”、“国民党残渣余孽xxx ” ，我的牌子是“三反分子、漏网右派x xx ”。这种牌子有的是钢板，有的是木板，分量都不轻。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大家都乖乖戴上。可一拉女副总编硬是不低头，不肯戴那纸帽子。牛不喝水强按头。造反派用铁丝将纸帽紧紧绑在她的脖子上。看热闹的顽童还在吼叫着往高帽顶内灌土。“人权何在！”我真想大呼一声。可我摸摸稳稳当当扣在自己头上的高帽子，忍辱无言。

当我们十几个牛鬼蛇神，排队走出报社大门时，每人都手执一件物什。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敲打着铁棍。造反派边游行边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万岁卫”那时，满街都是游行队伍，一拨过去，一拨过来，好似社火队似地。对我来说，我已是城墙上的麻雀，是经大炮轰过的，这阵势唬不住我。非但不觉得丢人，反觉得有点异样的喜悦。多年来人格上的羞辱已使我灵魂麻痹了。此次游街，干部几乎人人有份。我不但无所谓，而且很解恨：“已往抓住我辫子不放的人，咱们今天可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谁也别笑话谁。”于是，游行中我狠敲手中的破锣，一面大喊“我是三反分子、漏网右派、牛鬼蛇神，革命群众把我斗倒斗臭！”显得神情自若，颇有几分阿Q 式的得胜还朝的味道。

倒是有位编委，把这看得过于严重。他喊口号“交待罪行”时，故意在语气顿挫和标点符号上作文章。故意把自贬的话拉开，说；“我叫xxx 。三反分子、牛鬼蛇神—把我斗倒斗臭！”先时造反派没听出味道。后来明白了，便一拳打向他的话筒口，此君马上满嘴鲜血直流。人啊，你疯了，可当时谁敢说一个不字？

一位游行的部主任，他本来耳聋。当围观群众吼叫着让他站在凳子上交待罪行时，他东张西望、木然不解其意。这时围观者中有一壮汉，啪地飞来一脚：“别装聋作哑！” 将他踢倒在地。他真的是聋，怎么是装的？那里还有什么人格？

游街回来，人们的动态各异。有的低头回家，闭门屏息，舒缓精神；有的小心翼翼地放好他的高帽子，声言：“下次游时还要用”；也有人认为丢人现眼，痛不欲生；我则是洗完脸，照吃照喝，动态自若地与一同游街者私下撇凉腔：“这是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好戏还在后头。想开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也只是苦涩地一笑。

有位“老左”过去运动中是我的死对头。每次批判我，他总是绷着脸、给我“无限上纲”。我对他颇为记恨。但可以体会到，他完全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自从他被游斗之后，我们成了一家人。他常在我面前叹气、诉苦，坦陈心迹，我们竟一时成为知音。后来谈心日多，彼此竟成莫逆。不幸这位刚正不阿、博学多才之士，文革中英年早逝，昏然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随着8 月18 到11 月下旬，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1966 年l 月27 日的宁夏党政大夺权，全区各地陷入了更大的动荡和混乱之中。报社夺权，反夺权、军管，一个风浪接着一个风浪。报社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总编辑、副总编辑头上。我们这些“浮油”们暂时靠边站。我好似一片苇叶飘荡在八级风浪的大海之中。我不知等待我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但我当时却坚信，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绝对正确的。我必须步步紧跟。这就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