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木偶散记（7 )

钱蒙年

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个可怕的规律：形势一好，运动必至。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63 年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回升，形势逐渐好转，人们普遍地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又开始折腾了。63 年2 月，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不知根据什么，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农村普遍开展了社教运动。我的头脑又被搞昏了。这是咋回事？正当我茫然不解的时候，运动又向城市扩展。1964 年夏天，四清工作队进驻了报社。工作队通过各种会议广播宣传：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报社号召每个部主任以上的干部“洗手洗澡”，以轻装上阵，和户大群众站在粉起开展对敌斗争。

首先，发动广大群众对千部提意见。方法是“背靠背”。我那时是严文部副主任，白然在“洗手洗操”之列。对这种审查，我是“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唯独在思想上，我觉得有些事我是需要向党说清楚的。我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处处应该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事无不可对党言。我不能嘴上唱“我把党来比母亲”，内心深处却向母亲隐瞒一些东西。这祥做有悖于一个党员的崇高称号，有悖于我一贯信奉的为人准则。经过几天郑重的考滤之后，我决心向党、向同志们彻底解剖和检讨自己。

那时流行着一个口号，叫“敢于在思想上刺刀见红”。于是，轮到我“洗手洗澡”时，在政文部全体同志会议上我“刺刀见红”了。我响应工作队的号召，“竹桶倒豆子”，毫无保留地交待了当时我认为“有向题”的，而且多年来游浮于心灵深处的几件事：1951 年夏天（那时我还在宁夏文工团）在审查、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名来自旧社会的演员，突然被宣布为潜藏的“特务”，在宣布“立即逮捕时，我心里通通直跳。前几天还称“同志”，怎么忽然成了‘特务”〔事隔大约30 年，这位同志被宣布干反）？根据文工团肃反中的过激行动和我率领三反五反“打虎队”在银川市医院搞“人人过关”的不当作法，心想打击面是不是过宽了？五反中资本家好似事先商量好似的，一夜之间突然群起向党迸攻，这可能么？反右中划右派是否太多了？有些人只不过是对党员提了点意见，怎么就是反党？赫鲁晓夫上台后宣扬“人和人是同志、兄弟和朋友”，我认为是对的，他提出的“和平过渡”也许是可能的。我们58 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 不就是“和平过渡”么？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我内心是同意彭德怀同志的观点的，是否搞得太快了？大炼钢铁土高炉遍地开花，确实有点“得不偿失”。觉得《 保卫延安》是本好书，我们的文艺政策是否“左”了。

如此等等。我苦心孤诣地深挖自已灵魂深处和当时的普遍看法相左的东西。越挖越觉得自己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我郑重地表示，这些错误的想法，尽管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对党的方针、政策行动上也没有反对过，但这些思想上潜伏的东西，说明我的党性不纯，希望通过这次“交心”，得到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使我同心同德地跟党走。

我原本以为，这会赢得组织的信任和同志们的谅解，但事与愿违。我发现，就在我“交心”的过程中，工作组和同志们神情严峻，有些人表现得十分惊讶、会场上鸦雀无声。当我谈完自己的“问题”后，主持会议的工作队员咬了一下耳朵，宣布散会．并神情严肃地警告我：要老老实实继续交待自己的问题，不要心存侥幸，蒙混过关。

当时，我脑子嗡地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如果心存浇幸，为什么要“交心”？接着，几乎每天都开我的批判会。每次开会工作组都要在“积极分子”中布置一番。然后把浅叫到会场，正式开会。对我的批判，明显地不断升级。什么政治上一贯的右倾，同党离心离德；事实上的“漏网右派”；名为“交心”，实为借机向党进攻；矛盾性质属于敌我矛盾；资产阶级的本性不改；最后竟有人说我脑后有块“反骨”，事实上的“现行反革命”······云云。这等于宣布我就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场的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

天啊，对这些批判，我该如何回答？于是我给自己无限上纲，同志们却一次次地批判我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越检讨越过不了关。真是西瓜皮揩屁股，没完没了。每次开完会会议主持者都要警告我一番：只有彻底交待，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出路。

对此，我想不通。几次找工作队队长谈心。两位工作队长心平气和地告诫我，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可一到会上，劈头盖脑地批一通，哪里还有一点实事求是的影子？

我心灰意冷，失望之极。眼看着所有的部主任，经过“洗手洗澡”都“下楼”了，唯独我下不了“楼”。看来工作队不松口，我是绝对过不了关的。

人被逼到无路可走时，也就豁出去了。我经过一番痛苦地思考后，决定破罐子破摔了。我斗胆在会上申明：“这个‘楼’我是不下了，在上头呆着吧。”我的反常态度，激起与会者的“义愤”。纷纷警告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要自绝于人民！

我决定抗拒了。僵持了两天，工作组主动找我谈话。不知为何，态度比过去明显缓和了：“你的检查还是有进步的，希望再进一步深挖思想根源！”我拒绝了：“再检查还是老一套，如果够资格枪毙就枪毙吧！”由于我的顽抗，工作队主持会的那位胖队员却一反常态冷静地开导我：“谁也没定性你是敌我矛盾。你还是同志嘛。还是再准备一下，再上一次会。”

交心交到这一步，我伤心透了。我痛哭失声，流泪满面。工作队员又安慰了我一番。

在会上，我把过去说过的又重复了一遍。心想砂锅倒蒜，一锤子买卖，大不了回家当农民。

奇怪，当我“检查”后，同志们异口同声，都说我认识上有进步。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下楼”了。我心里好笑，进步个屁！过去是三碗豆腐，今天是豆腐三碗。真是，不叫你下，再检查也下不来；让你下，你不下也得下。我开始感到，政治原来是任人摆布的一个玩物。

我“下楼”不久，就被罢官，撤了我政文部副主任的职。阿弥陀佛，七品官乌纱这劳什子我早想掼了，但落了个“漏网右派”、“反革命”，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报社的“四清”宣布胜利结束了，没有抓出一个“走资派”，而我却自我牺牲被迭上了祭坛。我这不是硬把头塞进蜂窝里而自取其苦么？

深秋之夜，我徘徊在新华街口，“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一股悲凉之情不由得涌上心头。谁让我向党交心呢？

夜晚，我蜷缩在斗室之中，回想半年来的所作所为，找真想大哭一场。在痛苦之中，我想起毛主席1962 年1月30 日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过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殡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主席还解释说（大意），这其中除了左丘失明，都是被处理错了的。在我们党内斗争中对干部处理错了的，也在所难免；但不论处理正确与否，对他们下去接触实际，调查研究都有好处。昏灯之下，我翻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少奇同志讲：“在我们党内对各种缺点错误要进行批评，要进行斗争，这并不是党的无情，而是觉在革命斗争中不能避免的砚象。······同时，有些同志在某些对候，在某些事情上，受到某些不正确的云评礼打击，甚至受到某些委屈和冤枉，这也是难免的。······”顿时，我心中亮起一盏灯。用领袖的话对照想一相，什么都通了。

接着，我申请了下乡采访，调查研究。决心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我还不知道，从此我被打下“另册”，动辄得咎。一天，我和一同志去灵武史家壕采访，中途休息，仰望蓝天白云，我说了句：“下乡比在家好多了，走乏了躺在地上，看白云苍狗，真是人间一大享受”。事后被人揭发，说我“对四清审查不满，散布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我拿本《水浒》阅读，立即就有人在会上质问我“你想造谁的反？”弄得我又伤心，又好笑，哭笑不得。我只好从此沉默寡言。“祸福无门，唯人自招”，我这是自招啊。

秋风瑟瑟，我踏上了固原那片贫瘠的土地。我把灵魂抛给了它，决心在炼狱中磨炼自己。那时我已患上胃溃疡，且日益严重。地委炊上的黄米饭做得很硬，我实难消受。可我警告自己：我正在思想改造，我就不信你胃先生就这么娇气！今天偏要治治你的毛病。我硬是吃了一碗黄米饭。当晚我就“胃出血”了，记者站的同志把我送进了地区医院。

国家花钱我受罪。你说这是何苦？一个人的灵魂一旦变成一只干瘪的木偶时，什么可笑而可悲的事都干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