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木偶散记(9)

2012-05-30 12:37 | 作者:活木偶 | 散文吧首发

钱蒙年

文化大革命打开播多拉的盒子,把恶魔完全释放出来了。一时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打、砸、抢、抄、抓,什么都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都是夺权,反夺权。好端端的一个国家被搅得昏天黑地。斗争走资派从游街示众,发展到坐喷气式、抽钥鞭、私设公堂、逼供信,无所不用其极。那时流行一句话,“这就是造反派的脾气。”因观点不同,父子争吵,夫妻反目,家庭地震者,比比皆是。每天傍晚,你可看见不同人一堆一堆地聚集到街灯下慷慨激昂地辩论各派的是非。1967 年发展到八·八武斗,第二天从大官拉回几十具尸体,惨不忍睹。

面对这一切,我茫然不知所猎。难道人们都疯了?可想起运动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林副统帅”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我们中的迷惘似乎又消失了。我坚决拥护自治区“1·27”大夺权,但人家开会、游行,却不让我参加。他们怕被人说成“联委会,联伪会,牛鬼蛇神排成队。”我只好摇着语录自个念,喊着口号靠边站。我这也算是“革命”了。

在这场民族大劫难中,国家元首、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国元勋和各省市负责人陆陆续续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究竟是咋啦?难道朝中出了大奸贼?我暗自思忖着。

那个时代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今天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文革的矛头既然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报社的总编辑则首当其冲。当时,我已与这位总编辑共事了15 年。我感到他身上有许多可贵的东西:他勤奋地攻读马列,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他立场坚定,勤恳工作以继日、廉洁自律、堪称楷模;他对干部严格要求、近似苛刻,而惜人才则有口皆碑。他对我是很严格的。他不但教我作文,而且教我做人。

就是这样一位老干部,硬是要打倒他。先是夺了他在报社的一切权力,给他戴“走资派”的白袖章,赶去烧锅炉。夺权与反夺权的两派轮番对他进行批斗。在一次次批斗这位总编时,除了说他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等罪名外,重要的一条罪行就是一贯包庇重用象我这样的“牛鬼蛇神”。我一生平庸、半世木偶,至于组织为什么对我委以部主任“重任”与业务上的“器重”,我不清楚。那得让班子里的人去回答。对历届上级我从不搞人身依附,攀龙附凤,不找靠山、不拜门子,不卖身以求荣,不溜须拍马。因此,也落了个“孤芳自赏,骄傲白满”的名声。“四清”以后除“漏网右派”,脑后又多了一块“反骨”。虽然在“左”的年代,在错误路线下,我做的许多事是劳而无功、甚至有错。但我扪心自问,我人格上是清白的。

但班子里确有那么几个人,硬是指名道姓地说我是总编辑的“黑班底”、“亲信”。文革一起,我已经不打自倒。难道真的死老虎还要剥皮?事实上,我从未参加过他们所谓的“班子”,算什么“班底”?难道就因为那位总编把我从甘肃带到宁就是“亲信”么?我来报社十多年,完全千的是力气活,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总编辑除了经常批评我之外,从未给予什么“恩宠”。为什么非要把我和他拴在一起,置于死地?

这里,我得用一些篇幅描述一下,反映在这位总编身上的政治晴表。要打倒总编辑的那几个人,有的一来报社就被提拔进了“班子”,有的被评为先进、模范。不可谓不重用吧?往日他们在总编辑面前表现得那么谦恭、尊敬俨然奴仆。然文革一起,这几位却一反常态,立即与总编辑划清界限,视之若寇仇,非置之于死地不可。斗争会上九十度弯腰,坐喷气式,甚至一拳上去当场出彩,批判时什么词狠毒用什么词。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位一贯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我百思不得其解。

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实行三结合,总编辑任革委会副主任。一切又光昌流丽,既往不谈了。而且还要为尊者“讳”。1971 年我由干校回报社总编室工作。有一天,部里发来一篇稿子,名《巧瑞出嫁》。说的是一位山区姑娘勤俭结婚,不请客、不受礼。就这么一篇平常小稿,却惊动了革委会一名成员和军代表,通知我不让发表。为什么?回答是:这位总编辑丧偶后不久重组家庭时,请了几桌客而受到上级的批评。在此时发表《巧瑞出嫁》,就是影射已结合的这位总编。这挨得上么?对他们这套滑稽而可耻的戏法,我义正辞严地拒绝:“你们大概搞影射文字搞惯了,以为别人也和你们一样卑鄙!”最后,他们不但强行撤了这篇稿子,而且在总编室一个小型会议上对我进行围攻。当时我一言不发。心想,如此榴须拍马不是企图在革委会里巩固白己的地位,又是为什么?

好象天公故意让这几个人出丑似的。1975 年在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他们又一反常态,不知从哪里搜集来解放初期这位总编印发气《人民日报》 的改版意见,硬说这是翻案风的翻版。又是大批判,硬是要这位总编“老实交待”。就这么几条泥鳅,又把报社一度安定的局面搞得沸跨起来。

天网恢恢。事隔一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举国欢腾。那位总编堂堂正正地又当了报社第一把手。那几个白鼻梁居然捐弃前嫌,又大肆歌烦这位总编是“抓纲治社,大见成效”。那副谄媚的丑态跃然纸上。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职,甚至可以给这位总编扑嗵一声跪下,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已往的“糊徐”。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是一个人,一会儿坚决打倒,一会儿又给你吮痈舐痔。朝三暮四,反复无常,这一幕幕人间喜剧,真使我眼界大开。我真想像不出这些人怎么生就一副“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个顺风标”,好似齐白石诗画讽刺的活活笑煞人的不倒翁?事实一再教育我,这世上还有这么一些运权术于股掌之上,玩阴谋的行家里手。我真不知这些所谓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否叫狗吃了?我木然了几十年的脑袅开始开窍了。原来这世界这么精采!

相比之下,一些在报社没有地位,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在政治风浪中那股稳劲,真使我打心眼里充满了敬意。

收发室有位收发员老何,身体瘦弱,少言寡语,不善交际,从不主动与人套近乎。四清中说他不突出政治、差点劝其退党。文革十年那么乱,他一天也未放下收发报纸、杂志、信函的工作,他象一头牛一样整天默默无闻的工作着,事情干得井井有条,而且没有发生过一次差错。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把我的报纸、家信认真地保管好,并亲手交给我。你兴时时他是这祥,背时时也是这祥。

食堂的饮事员老赵,在“牛鬼蛇神”排队打饭时,他的勺把子对革命群众和“牛色蛇神”,一视同仁。有时还有意地给落难之人多舀一点肉,并狡黔地向你努努嘴或挤挤眼睛。

1970年我与黄深受在报社农场喂猪。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精心喂养那二十几头瘦弱的猪。然而,初的一场风还是冻死了4 头。我们提心吊胆,认为会受到厉批评。可场长李玉山听了我们的汇报,只淡淡地说了声:“只死了4 头嘛,去年死了十几头。成绩不错,好好喂。”倒好像是表扬我们似的。

这类小故事很多很多。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年代,不同的人在人性上表现得如此不同。

为什么有些入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伪装起来,而有些人的灵魂却那么晶莹透明呢?我木偶愈琢磨觉得这人世愈有味道。如果我在叙述中难以避免地碰了哪位仁兄,那就只好敬请见谅了。

“四清”之后,我渐渐“学鬼”了。文革中有这么一件事: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大家十分悲痛,可有人却专趁这时追查谣传的“总理遗言”。编辑小D 悄悄向我说:“所谓急理遗言我只向你一人说过,现在给你打个招呼,我准备交待了。”他的意思很明确,暗示我不要再交待出别人,免得复杂化。我想了想,狡黯地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见鬼了,你小子啥时候给我说过总理遗言?我从你那儿什么也没听过,你爱咋交待咋交代。岂有此理!”他笑着走了,果然他未前去“自首”。这一“鬼”,两人却平安无事。人啊,在政治风浪中,可千万不敢太天真啊。

这真是“把真象藏起来,给人以假象”。平心而论,我很不愿这么做。但为了保全自己,为了不再受更大的伤害,我学得狡猾了。似乎找木偶慢慢地“清醒”了。我不知是该庆幸呢?还是该诅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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