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水浒》

羑河纪实之四十三

也谈《水浒》

文生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是说少年本来就不安分，读了《水浒》后就更不安分了；老不读《三国》，是说人老了，什么事都看透了，再读讲计谋的《三国》，就更老滑了。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恰好相反，是少读《水浒》，老念《三国》。有例为证：少年结伙喝纯净水代喝鸡血酒结拜兄弟并不是什么新闻；某地老年人在马路机动道上暴走，后来发生了出租车失控冲上来压死人的悲剧，这批老年人马上改为身穿荧光带上机动道，后面用叉车压阵，其行为虽三国谋士再生也想不到。

不过，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来说，是在特殊条件下认识《水浒》的。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石林黑塔村上小学，当时没条件接触全本《水浒》，看的是小人书，如《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三打祝家庄》之类。教科书上对《水浒》的评价也是高大上，说反映了农民起义。

忽然有一天，全国上下批起《水浒》来。老师要学生背诵：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究是奴才。’”并要求每个同学写批《水浒》的作文，

那年月批这个批那个是常事，昨天还是歌颂、今天就批判也是常有的事。小学生们写批判作文多了，也有了一套应对的八股，说了一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后，继而道是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有人总要向阶级敌人投降，然后引用毛主席说的话，最后就是我们坚决反对投降派之类云云。当时小学生们不了解情况，我自然也是懵懵懂懂的。大人们中知道情况的也不愿多说，总之一场风雨过后就没多少人记着了。

歌颂也好，批判也罢，书是什么样的，是不会让人们看到的，这样的事多了，人们也产生了逆反心理。

七十年代末我上初中时，《水浒全传》出了，老爸咬牙从微薄工资中买了全套三本。当时的我是如老人所说，只是看热闹，武松景阳岗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斗杀西门庆之类让人快意，看着津津有味。对英雄排座次这类行为不以为然。

现在各种水煮名著多起来，人们也就不象当年那样，把自己的思想限于一家之说，把自己的想法深藏起来，而是什么说法的都有，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于是各种说法多起来，也就有助于人们认识《水浒》。

人们对梁山三代领导人的差异作了比较，认为王伦只是把梁山看作是自己的一个暂时安身之地，等风平浪静之后，凭柴大官人的能耐，自己也好平安上岸，这也是王伦心地狭窄不愿意梁山发展壮大的动机。晁盖把梁山视为自己的庄园，出于义气千方百计把宋江救出来，在梁山上快活，并非是上梁山快活的好汉越多越好，所以一度不同意时迁们落草。王伦的想法，晁盖的想法，也是他们带过来人的想法，显然不是宋江的想法以及后来众多朝庭降将的想法。

宋江上山后，着力培养自己的嫡系，主要是降将。宋代军官地位不高，但仍在宋江这样的文笔小吏之上，所以宋江虽贵为寨主，见了这些作了阶下囚的武将也倒头就拜。这些人为了封妻荫子，自然也就和宋江一个鼻孔出气。

随着宋江系的壮大，晁盖确实是被架空了，这也是晁盖执意要自己带兵打祝家庄的一个因素。但是宋江同样怕自己被架空，也就千方百计把卢俊义逼上梁山，其手段比高俅迫害林冲在过而无不及。卢俊义虽然是二把手，但手下只有燕青一个，所以不会有上位的想法。同时，其他如晁盖系、二龙山系（武松、鲁智深派）、登州派（解珍、解宝派）、江湖派（李俊 、张顺派）就被边缘化了，以宋江为主的原体制内的派别就占了上风。

晁盖的遗嘱是，谁杀死了射死他的凶手谁当梁山寨主，明显是排异宋江上位的。宋江落实了二把手才去报仇，动机值得玩味，事实上是使晁盖的遗嘱落空了。

年长之后，才知道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把社会深层意识表现出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人为地精心平衡各方面的结果，但又想方设法用天书、地碑的方法神秘化起来。

梁山做到那么大，而且什么能人都有，差不多是个小国家，难道没有人想到如李逵所说的“反了东京，夺了鸟位，大家快活”么？有，我认为首先是小旋风柴进，可以说小旋风柴进是《水浒传》里隐藏的主人公，他最先想到这点并践行，心思极深、积蓄力量、等待机会，在出手前不希望引人注目，先致力于做准备工作：联系各方面的好汉。梁山三代领导人都是他推荐的，但他也希望梁山也不要过于招摇，可是事情不是柴进所能控制的。宋江上山之后，为了增加自己力量和招安的本钱，梁山规模越来越大。柴进因李逵擅自做主杀了殷天锡得罪了皇帝的红人，入狱后被梁山好汉救出而上梁山，在梁山上他尽量做到不引人注目，招安后数次潜入敌后，很快就在其上层应付之如，可见他的情商之高。但柴进的身份，使他的才能不能在宋朝上层展开。柴进最后还能平安着陆，继续过他的小日子，可见他的长袖善舞、进退自如比宋江强多了。

梁山后勤不行。祝家庄地理虽然卡着梁山，但根本原因还是钱粮众多，打下它有助于解决梁山困境。梁山为了钱粮，打一个祝家庄就费了那么大劲，连寨主也丢了性命，打大名府也是十分的吃力，这说明一个事实，别看梁山有那么多名将，但总的来说，战斗力受制于后勤，不能打持久战。后来朝庭派大兵团围剿梁山，数次大败于梁山的水战。时虽有江南方腊、河北田虎、准西王庆等割据，可朝庭显然没有到左支右拙的地步。梁山最好还是互相呼应、等待机会。可宋江一派主导了梁山，急不可耐地一心只想受招安。

宋江的政客情商使他只能在社会底层混、在梁山上展示，到了更大场面上就不行了。宋江低估了朝庭的险恶，招安之后，就被派去征杀自己当年的同道者，最后七零八落了还要被鸠杀。只有李俊一班子好汉，到海外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其实这也是作者正在曲笔写柴进、晁盖们要做的事。

就事实来说，宋江不是被剿灭，就是受招安后成为人家手中的棋子，他没有更好的命运，他不可能成为李俊，也不可能成为柴进。水浒写宋江一伙受招安之后的悲惨命运，是现实主义的写法。《荡寇志》一类写的虽也是现实，但毕竟格调不能和水浒相比，所以是继貂之作。

侠义小说，于今汗牛充栋，但没有超越《水浒》的，无它，它们与事实相距太远，不象《水浒》那样，在热闹的表象之下，有着最冷静的现实。

毛主席当年对四大名著都有自己的看法，对《西游记》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孽又重来”、“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对《红楼梦》，认为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对《三国演义》则是：“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强调年轻人可以挑大梁，这些评语当年在很多场面被人运用，就是现在还有人用，但都没有象对《水浒》的评语那样，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

当年批《水浒》，明眼人一看就是有人在借题发挥，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敷衍，只有极少数人想混水摸鱼，把领袖的批语视为一块打人的石头。现在除了说那个特定时期，没什么人关注批《水浒》的言语了。

名著之所以是名著，就在于它能随时代而常给人以新的解读。毛主席对《水浒》的解读是由当年的政治观与现实所决定的，今天在某些方面不能说是过时了，尤其是对那些认为月亮都是外国圆的人来说。现在对《水浒》的解读就更多了。为吸引眼球，在晁盖之死上，有人认为晁盖是死于自己人的暗杀，并在究竟是谁暗杀了晁盖上众说纷坛，这是对人性恶认识的展开。又如说宋江一伙受招安失败，是因为跟错了人，则是对人性恶认识的不足，其实就算宋江跟对了人，也免不了成为一个棋子……

朝庭乱而江湖兴，南面清而江湖潜。庙堂与江湖的纠缠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因此，《水浒》也是说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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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