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杂忆》之 往事如云

近日翻阅《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当看到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文时，又想起了已经过去二十七年的那件往事。

1981年4月，《解放军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为《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对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进行了批判。文章情绪激烈，批判《苦恋》“歪曲历史”、“否定和污蔑爱国主义”、“诋毁和攻击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那时“文革”刚刚过去，党刚刚在中共中央1980年11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不许可任何一级党政领导随便给某一文艺作品和某一文艺工作者横加政治罪名”。看罢文章，我当时不禁“义愤填膺”：十年浩劫刚刚随波荡去，难道文艺上的你死我活又要接踵而来吗？我觉得这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相抵触的。当晚，我一夜未眠，写下了一篇约8仟字的文章，题为《这样的文艺批评说明了什么？》。文章先请李青老师看了，他觉得不错，建议我送时任中共零陵地委宣传部部长的魏帆同志看一看。过了两天，魏帆同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文章他看了，有这么几个意见要我考虑：一是《解放军报》那篇文章有点偏激，你这篇文章也有点偏激；二是你觉得《解放军报》的文章批《苦恋》批得不对，你觉得该怎么批；三是文责自负，发不发自己定。听了魏帆同志的意见后，我考虑了一天，第二天我还是把文章寄出给了《人民日报》和《湖南日报》。

时间过了大约一个来月，我忽然接到从《湖南日报》寄来的一封信。信是上海复旦大学在《湖南日报》实习的几个同学联名给我写的，意思是那篇文章他们从《湖南日报》“内参”上看到了，由于是摘编，他们没有看到全文，所以寄信给我，希望我把文章的全文寄给他们，以便带回上海发表。这封信让我惊讶。我不敢贸然把文章寄给他们，而是马上写了一封信寄给湖南日报社的一位仁兄，询问这些同学的情况，并问我的那篇文章怎么会上了“内参”。过了几天我就收到了这位仁兄的信，信上说了这些同学的来历，并嘱我不要把文章给他们，在这点上千万要慎重。随信他还寄了一份《湖南日报》的这期“内参”。

湖南日报社的这份《情况》（1981年 第36期）共4页，标题是《对〈解放军报〉评〈苦恋〉一文的不同意见》，共印130份，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组部、国务院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常委及两部一厅。文章主要摘录了我在《这样的文艺批评说明了什么？》一文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而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我认为其很客观，且能把我的基本意见上报省委以至中央，自是超乎所望，于是便坦坦然坐视事情的发展，而这篇文章当然也不能给复旦大学的几位学生寄去了。

到6月中旬吧，零陵师院中文科老师张先瑞女士到庐山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回来，便急忙赶到山上来看我，并说''阎纲同志要我代他向你问好''。阎纲先生我见过，在1975年的华北长篇小说座谈会上我还听过他的课，我知道他这时正在〈〈文艺报〉〉工作。从张女士口中得知，我的那篇文章寄到《人民日报》后，当时负责《人民日报》文化生活版的袁鹰先生看了，觉得不便发表，就转给了阎纲先生。阎纲先生也觉得不便发表，就只能托她给带个好了。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吧，谁知不久就得知，我被“上面”点名了。这个“上面”是谁？是哪里？是哪一级？当时我不清楚，至今我也不明白。但想来大概是省里吧。过了不久，中共零陵地委在东安县召开了全区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区重点文艺作者20多人，如李长廷、杨克祥、李日晖等。主持座谈会的是即将升任中共零陵地委副书记的魏帆同志，即将担任零陵地委宣传部部长的谢克平同志也参加了座谈会。会议座谈了当时全区的文艺工作，也提及了文艺界个别同志在思想认识上和情绪上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没有点名，但我知道那是对我而言的。会议开得比较热闹，不象是批判会，倒更象是谈心会、鼓劲会。我知道是魏帆同志关心了我，我也感谢当时地委宣传部的同志们，如陈宏能、欧学佳同志等。在魏帆同志离休即将举家迁往衡阳老干所前夕，他和张桂莲同志请时任地区文化局局长的毛寄颖同志和我到他家吃饭，还不轻不重地笑着点了我一句:“小胡啊，你年纪不大，脾气可不小呵！”当时在座的毛寄颖同志和革命先烈王涛的儿子－－海军干部王继涛都笑了。

往事如云，近三十年过去了，魏帆同志早已作古，别梦依稀，让人怀念。当年文坛上的风风雨雨也已飘然而去，但至今总还不免让人常常回味。今天的文坛呢？作家艺术家们似乎和很多世俗的生灵一起远别了政治，谋取更实在的东西去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如今只剩少许“读书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 ，如今只留一点“家事”在心。这是文坛的悲剧？还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