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汪头
那是文革期间的1968年初春，长春的武斗已逐渐平息，但仍阴云笼罩。
邻居杨婶家搬走了，新搬来两户人家，其中一户只有一个汪姓老人，人们叫他老汪头。全楼所有人对这位老汪头都敬而远之，因为他有问题，听说他年轻时参加过国民党，是个洋文翻译，是个历史反革命。
老汪头很老实，他走路很快，总是低着头，满脸的凝重，别人不与他搭讪，他决不主动与别人说话。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老汪头搬到这来住是吃了亏的，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反正原来他一个人住着两间大房子，因看到王胖的姐姐要结婚没房住，寡妇王胖妈带着3个孩子不容易，老汪头主动要求与王家调换，将自己两间大房让出，搬到我们这栋楼来了，现在，他就住阴面一间，全楼属这房子面积最小。
夏天来了，房间闷热难耐，人们纷纷出来乘凉，老汪头有时也默默搬把小椅子出来，一个人正襟危坐，但他专找人少时出来，人一多就立即回屋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国民党反动派”真人，革命电影看多了，对“坏蛋”的戒备心很强。可我偷偷观察老汪头后发现他并不狰狞，哪也看不出他的坏，与其说他可怕不如说他怕别人，怕所有的人。时间久了，我发现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一个温和的老头，一个很有派头的老头。他穿着考究，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衣服裤子都是纯毛料做的，那身藏蓝色中山装大概是他的最爱。他虽然个头不高，但腰板溜直，坐有坐相，站有站姿，他总爱戴那顶格呢前进帽，一举手一投足透着异样。邻居说他过去是个军人，我猜想他一定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特别是在吸烟的时候，他手拿一个被摸得油光锃亮的酒红色烟斗，慢慢地往里面续着烟丝，然后熟练地用打火机“啪”地一下轻轻地点燃，慢慢地一吸一吐，绝非一般，他吸烟时似乎很享受，眼睛微闭，鼻孔微张，满脸的祥和，连皱纹都舒展开了，好像那是件最幸福的事。
大人不太理他，可渐渐熟悉后我们小孩子经常与他说话，本来我们是有礼貌的孩子，应该叫他汪大爷的，可他是历史反革命就另当别论了，不然阶级界限就分不清了。我们见了他什么也不叫，直接说话，背后称他老汪头。
文革在继续，每天都有事情发生，红卫兵的宣传车红旗招展， “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斗、批、改已在全省全面铺开．．．．．．，”大喇叭常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每当喇叭声传来，各种消息总是让善良的百姓惊讶不已，大家熟悉的省级、市级领导干部一个个被勇敢的红卫兵小将揪了出来，吉林省的一把手赵林也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学校还组织我们全体师生参加了在地质宫举行的批斗赵林大会，并去了他住的别墅参观；还有，长春市革委会主任任青远也被定为“通敌分子”。不知怎么回事，一夜之间，许多领导都成了敌人。邻居们议论纷纷，只有老汪头低头不语，他眉宇微皱，心事重重，欲言又止。
尽管外面喧嚣，可我们居住的楼房内却相对平静。
与老汪头聊天无非就是些生活常识，日间小事，因为就他一个人，饭菜都要自己动手，所以他过日子有一套。他告诉我，烙饼的面要和得软一点，炖花皮豆角时火不能太急了，做粥时要经常用筷子攉龙以免糊锅底，有时晚上看天空中布满的星星，他还逗我说，天上的星星每时每刻都在快速地运动，等你长大了，那北斗七星的大马勺就能走到一起合成圆圈了。那时，父母上班忙，根本没时间理我们，而这个老汪头没事，知道的事也多，我们渐渐与他熟悉起来，说的话也多了。我曾经问他有孩子吗？他笑着说，当然有，又问，你的孩子有妈妈吗？也有，没有妈妈怎么能有孩子呢，那她们在哪呢？他笑着回答，反正没在长春。我心里说，那不是费话吗。
那时我贪玩，时常天黑了仍在外面疯玩不回家，反正父母不在家也没人管，我在外面瞎跑，姐也管不了我。此时若碰到老汪头，他就会严肃地对我说，女孩子家天黑了不好在外面乱跑的，现在社会上乱，你应该回家了。看着他那认真严肃的表情，我知道他是好心，只好答应。
一次，他对我说，听说你挺有劲的，掰手腕挺厉害，要不咱们试试，好哇，我们立即拉开架式掰了起来，他轻轻地绕动手腕，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按倒，他开心地大笑了，天真的像个孩子，他有些忘乎所以了，我见他一点都不让着我，立即生气，说，你是大人还使出全身力气，然后皱起眉头将声音提高八度喊道，你的烟味太大了，太难闻了。他立即将嘴巴闭上，不再说话。看得出，他突然很紧张，他怕我。
一天，有两个穿长大衣的人来楼里找到老汪头，邻居大婶们指指点点地说开了，那是来外调老汪头历史问题的，听说老汪头过去曾经跟美国人打过交道，他是隐藏很深的美蒋特务，是残渣余孽，现在被挖出来了。只知道那两个人在老汪头家谈了好长时间，并抄了他的家，拿到了老汪头的证据，之后他就被带走了，说是参加了省委办的学习班。
再见到老汪头，他又恢复了刚来时的凝重表情，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了。
住在楼里的邻居仍对老汪头不远不近，可不知是从哪来的一些野孩子经常来楼里无理取闹，或敲门或砸窗，进得屋来乱翻一气，并用拳头在老汪头身上脸上噼噼啪啪一阵乱打，他们还念念有词“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扰得老汪头没法正常生活。对于这些无知的孩子，老汪头没有任何办法，任由他们胡来，每次都是楼里的大婶们出来厉声呵斥才将他们撵走。可是若在外面，老汪头就更惨了，那些孩子远远看见他出来，立即会用石头、土块往老汪头身上头上乱扔，嘴里喊着“狗特务、反革命”，遇到这种情况，老汪头仍是不躲不闪，对于危险全然不顾，任由石头土块扔过来，落到脸上，砸在身上，所以他的脸上经常有伤，衣服不再干净。每当此时，邻居大婶们指着老汪头的背影狠狠地说道，这老头死倔，石头扔过来你就不能躲一躲！
老汪头再也不与我们楼内的小孩聊家常了，更不会开玩笑了。每当他挨打受伤时，我不敢看他，尽量躲着他，我不知怎样面对，不知说什么好。可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是熟人，每当我们在楼梯偶遇，他会像什么也没发生那样客气地微笑一下，然后那僵硬的笑容戛然而止。
老汪头的脸色越来越蜡黄，人也消瘦下来，个头好像又矮了许多。
就这样，一个冬天终于熬过去了。
春天，万物复苏，无人管理的老虎公园又恢复了元气，大树苍劲，杂草丛生，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通向伊通河的小溪又唱起欢快的歌声，最具生命力的要数那无处不在的蒲公英了，微风吹拂，那淡紫色小花竞相开放，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芬芳。
记得那个傍晚我正放学回家，路上碰到了老汪头，久违的真性情似乎又回到了他的脸上，他竟然主动与我打招呼，放学啦，他说，并冲着我笑笑，那笑容没有立即收起，那笑容与掰手腕获胜时的得意之笑一模一样。我心里暗想，也许他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被平反了吧！
第二天放学很早，几个同学邀我随她们去老虎公园玩。走进公园不远，就见几个大人围在一颗歪脖树下说着什么，伙伴们跑过去看热闹，我也无意识地慢慢跟了过去。
跑在前面的同学猛地大声喊道：“快来看呐，这里有个吊死鬼”！
“呀，有个老头吊死了”另一个同学说。
听到吓人的喊声，再想转头已经来不及了。
突然，一个熟悉的面容豁然出现在面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老汪头吗？昨天他还．．．．．．，仔细再看，是他，就是他，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死。
此时的老汪头仍穿着从前那身整洁的藏蓝色纯毛料中山装，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两肩平平整整，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仰面朝天，脸铁青，眼睛闭着，表情安详，似熟睡，脖子下面有一条深深的让人不寒而栗的紫色凹痕。不远处，一顶粘有黄土的格呢前进帽扣在花草中。
这一回，他真的永远地睡着了，他终于解脱了，他紧闭双眼再也不愿多看一眼这丑恶无比的世界。他不甘继续受辱，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荒草中，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远方的妻儿知道吗？
围观人群中有人叹息，有人摇头，但还是有觉悟高的人发话了“听说这老头是畏罪自杀，他是个特务，是个历史反革命，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我不敢再瞧，更不想再听，只想快快逃离。
“看哪，那是什么？”一位同学又喊了起来，只见树旁空地上一酒红色东西在耀眼的光照下一闪一闪，“那是他的烟袋锅”，我脱口而出。
那你认识他，是，我认识他。
时光飞逝，那场疯狂的“革命”已经过去几十年，每当有人提起它的蛮横，直挺挺躺在树下的老汪头就出现在眼前，想抹也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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