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城 麻 雀

在西安，我最爱逛的地儿是书院门。

书院门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西北五省最大，也最集中的古玩、书画市场。你在书院门的画廊、古玩店闲逛，偶尔便会遇到一两位正在与店主品茗的高人。经朋友指点，原来画廊老板身边的那位主儿，竟是长安画派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然，在书院门附近的民居院落中，人们见到最多的东西，是麻雀。一群一群叽叽喳喳飞起落下的城市麻雀。

秋天的一日，我到西安去，坐在朋友租赁的民居二楼阳台上晒太阳。太阳暖洋洋的照着，我身边的茶几上放着一杯绿茶，手上还拿着一本画册，有一搭没一搭的与正在室内作画的朋友聊着。突然，院落上空一群麻雀呼啸而至，他们在人家的院落里，房顶上、窗台上、水泥过道内上窜下跳的觅食，一边呼朋唤类，一边欢乐的鸣叫不止。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它们远离了乡村田野，竟然跑到这大城市里生活，它们吃什么，夜晚又在那儿落脚呢？但看着这些小家伙欢乐无比的样子，我明白自己简直是在杞人忧天，操心得多余。我问：这西安城里的麻雀多吗？朋友头也不抬的说：多，多得很！你没听人说：钟鼓楼的麻雀——是见过世面的那句歇后语吗？

我纳闷了半晌，忽然顿悟：现在城市生态环境好了，乡村田野上的麻雀都飞进了城市，在高楼大厦和平房民居筑巢安家。于此同时，咱商洛的穷乡僻壤里，竟然有农夫和平民跑到这书院门里靠作画买画谋生了！

“徐峰——！”我喊了友人一声。

“哎，哥，有啥事？”

我说：“你和明亮就是这古城的麻雀！”

朋友听得一楞，待我详细说了我的想法，朋友不由大乐，哈哈大笑。

明亮是我的一位朋友，数十年前，我在县城一个单位当文书的时候，他还是县城西关的一位菜农。哥们长相不佳，腿短，身长，还顶着一颗大大的脑袋，加上一说话就露出一排板牙的大嘴，模样儿颇似那位大言凝缩的就是精华的潘长江。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便在挑粪种菜之余作画，往往对着一架黄瓜，或者一串丝瓜出神，一到晚上或农闲雨雪之际，他就在斗室里铺开宣纸乱画，他先是临摩国画大师的作品，对一山一石一树一花一溪一瀑细加揣摸，后来便在宣纸上开始乱涂他种菜时曾细心观察过的乡村植物。就这样，他一边在城边的土地上种菜卖菜，一边日夜苦思习画，三年后的一日，他突然背上行囊，对他母亲说：“妈，我不能窝在咱这地方种一辈子菜，我到外边谋生呀！”其母大惊，问我儿有何技艺到大城市谋生？明亮笑笑说：“我自有办法！”然后只身一人就跑到了西安书院门租了半间民房，先是给一家画店画小片片国画。画一尺斗方，只挣得两块五毛钱，日夜劳作，也只仅仅能够维持生际。后来画技日益长进，又拜山水画大家徐义生为师，随师到云南、贵州、海南等地的名山大川游历写生。如今，明亮见人仍谦逊如昨，从不发慷慨豪壮之语，但他的画作，四尺、六尺的就要买上千元三四千元不等，不但一家人搬到了西安书院门居住，开了个画店，还在县城西关盖了一幢小楼，有人出价90万元而拒不出售。我们便笑他：明百万呀，你混得可以啊！明亮则淡淡的笑笑说：“像我这号名不见经传的人在西安书院门就有三千多，咱又算个老几？”后来详细请教书院门的几位业内人士，方知如明亮者辈，在西安也只二三十人而已。

而我的另一个朋友徐峰说来就更加有趣。徐峰者，本土县城一介平民之子，与明亮家相距不过二百米之遥。中学刚毕业，就不再上了。其母问：你不上学弄啥？小伙豪情勃发！我当画家呀！十四五岁就敢坐在街头给人画肖像，画一张五元。但县城不过弹丸之地，有又多少闲人需他画像？画肖像不成，又给人帮忙制作牌匾，往大红布上贴标语。但徐峰早上睡觉，日上三杆才能到朋友的工作间干活，且干不了一月，又早早向老板支取了两个多月的工资，反正是猴子的屁股坐不住，在哪里都呆不到半年时间。徐峰娶妻生子，虽然是居民，却无以为业，整日囊中羞涩，朋友便凑些小钱让他办了个饭馆谋生，谁知他一心不能二用，又要卖饭，还要作画，生意自然作不下去。万般无奈之际，遂破釜沉舟，将饭店一切家什全打了出去，然后学明亮只身一人去了西安，作了又一只城市麻雀。有一天我到西安书院门，徐峰租赁的陋室去喝茶，正巧碰上一位老板在他那儿订作国画，三张国画竟然出价1万元，看来，徐峰这只小麻雀是真的时来运转了。

像明亮和徐峰这样的古城麻雀，他们虽然远离了田园，融入了城市，但他们却明显又别于其他打工仔，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要给这个古都的天空，抹上一笔亮丽的色彩。

麻雀们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田园村舍，一拨又一拨的飞到了人烟更加稠密的城市上空，然后又溶入城市的晨钟暮鼓声中，在一个一个如鸽子笼一般的平居居室里筑巢安家。

麻雀虽然飞不高，离不开人家的屋檐瓦隙，离不开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平民百姓。但谁又敢断言，他们当中就不会飞出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呢！（程玉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