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共青团

十年共青团

离开共青团工作已四十年了，但那时的经历象不平静的浪花，时不时的在心中波动翻腾。一件件事情又像甘蔗或黄连，回味着甜蜜和苦涩。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啊，我敬爱的组织，我工作的摇篮。

热火朝天团工作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公社的团专干，担当着共青团最基层的工作。1970年初，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基本结束，省市县公社的革命委员会都已建立，各方面的工作逐渐恢复，瘫痪或说是被打倒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自然提到党组织的议事日程。我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走进了共青团。那时，我是高六六级的回乡青年，被通知到公社搞专案，继而搞恢复生产大队团支部的工作。我跟着公社干部老王走村住队，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恢复团支部。十几里外就借辆自行车，三五里就走着去，白天做文革前团干的工作，晚上开团员青年大会。在那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青年的激情和追求都象一团火，只要加一点油，就会燃起冲天的熊熊大火。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恢复了十四个大队的团支部组织。1971年5月2日，召开了共青团马嵬公社第五次代表大会。虽然公社的摆设简陋，会场也只是54平米面积，但我们的庄重会标、大红标语、燃烧鞭炮、放声歌唱,把开幕式搞的热情四放。我作了工作报告，公社组织干事按党委提议的候选人主持了选举，我当选为公社团委书记。

我二十三四成了公社干部（当时叫半脱产干部，挣工分发补贴），真感到荣幸。虽然上高中时当过班上的团支部委员，但这么大的公社，这么多的团员青年，我这个刚回乡的学生就担任起青年头，真感到恐慌和责任重大。好在我有激情，有诚恳勤奋的行动，有爱文学爱文艺的基础，干起工作来得心应手，把青年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丰富多彩。

青年工作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还要适应青年的特点，热情奔放积极向上。在多年的青年工作中，我们组织青年突击队，义务劳动队，银花务棉组，学雷锋小组，培养青年热爱集体服务群众的崇高思想和美德，许多青年因此而为以后的成长积累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众多行业的优秀人才。我们还组织青年文艺宣传队，在农闲时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每年五四青年节和春节，团支部都要在本大队举行文艺活动，或是参加公社团委举办的文艺演出比赛大会。快板相声，武术魔术，秦腔清唱，三句半，对口词，《白毛女》《沙家浜》《铡美案》全本，节目繁多，各显千秋。中学的团支部（后来是团委）、小学的少先队也出演了喜闻乐见的歌舞。这期间是青少年放开思想展示才艺的机会，让单调沉闷的农村波动起欢乐的海洋。说起文艺活动，又使我想起一件让人高兴而悔过的事情。大约是1975年，县妇联和县团委联合发文，要在青年中开展“反对封建买卖婚姻，辞退彩礼”活动。我一是广泛搞好宣传，二是扎实进行具体行动。我编写了秦腔小剧《心心相印》，由新庄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这小剧说的是一位女青年要去退彩礼，母亲坚决不允许。母女两各持理由，发生争执，气的母亲抢过女儿手抱的装满彩礼的包袱，狠狠的摔向门外。这包袱正好打在前来向女青年哥哥退彩礼的另一位女青年身上，戏剧性的冲突达到高潮，使母亲破除了旧思想，心悦诚服地支持女儿去退彩礼。小剧初演时叫《甩包袱》，挺有农村生活气息。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崔保秀很有文艺才干，他觉得剧名有些俗，建议改为《心心相印》，以使广大女青年都开展退彩礼活动。我们公社的退彩礼走在了全县的前列，几名先进青年还到外公社宣传演讲。随着活动的深入，负面的事情不断产生：退彩礼搞成退婚的；退到男方的彩礼又送回女方的；假退又增添彩礼的；父母亲找公社大队评理的。真是乱了套。我赶紧向县团委汇报，巧妙地停止了这一活动。现在想起来，发起活动的人初衷是好的，想让新一代青年破除旧观念旧传统，树立新作风。但事与愿违，在那个年代搞了一个假大空的事情。

冲锋陷阵当先锋

1974年秋末，宝鸡峡（水利）指挥部向兴平塬坡几个公社下达了到主干渠削坡任务。我向公社领导请缨，愿意带领八个大队的青年去眉县完成任务。领导研究后，就向我委以重任，并下文让八个大队组织八支青年突击队，各自带上干粮蔬菜锅碗铺盖，象上战场一样，奔赴削坡工地。

宝鸡峡主干渠从塬坡腰间经过，象天河一样，弯弯曲曲缠绕在虢镇、蔡家坡、常兴一带北塬的半空中。渠的北岸是开挖后的垂直的崖面，崖高不等，有的地方高到二十几米。黄土料浆石结构的崖顶经风吹雨打，很容易垮塌到河床，堵塞河道。于是宝鸡峡管理部门决定从崖顶向外十五米，崖顶向下十米取掉三角体的土方。这个工程就叫削坡。从那么高的崖体取土石，土石只能坠落到河道内。削完坡，再从河道内把土石掏出，运到河岸南边。我们分了一百二十多米长的任务，再分到八支突击队，马不停蹄地干起来。

十月底的天气，早上已有了霜冻，雾气有时笼罩半天。崖顶以北的岐山塬上广阔平坦，显行的麦苗已有三个叶片，把绿色的细带纵横在肥沃的土地上。我们每天七点就从所住的八个村庄来到工地，脱掉夹袄，抡起头，大干起来。土从崖顶哗啦哗啦地流落下去，工地上尘土飞扬。青年们干着喊着，为自己的突击队争先恐后。当崖顶削掉一部分土，施工面就有了斜坡，土好往下流了，挖土人却有掉到崖底的危险。我们就想法用粗麻绳牵住挖土人的腰，另一端绑在崖顶十五米外的木桩上，换班作业，安全快速。一月多的时间，我们完成了削坡，随即就从崖顶转战到河口，拉运流落下来的土。河岸以上的土好拉，河床里的土就费劲了。四个人甚至六个人推拉一辆架子车，一步一挪的把一车土运到河岸上边。拉运的进度明显比削坡慢，七五年的元旦，我们还在冒着风雪抢运。

那年代的冬天，风雪多。人都说西北风像刀子一样，雪象鹅毛一样。在眉县岐山的塬坡上，我们真真领受了牙打颤手冻烂的严寒。分布在几个村的突击队青年，吃的是包谷榛子蒸馍面条萝卜白菜，睡的是麦草铺，到工地干活来回跑六七里路。公社带队的我们仨人，住在离工地一里半的沟边的一户社员家中。房子是面朝北的厢房，椽码眼圆圆的，冷风不住的向屋内灌。虽说有炕，却难以烧火。我们也在炕上铺上麦草，几十天没脱过衣裳，依偎在一起度过夜晚。即使这样，我们和一百几十名青年仍然坚守在工地干活，用学大寨的精神鼓舞起战天斗地的气概。

在和八支青年突击队一起劳动生活中，有两件事让我终生不忘。削坡中，一支突击队的知识青年挖土时滑落崖底，摔在流落的土堆上。有两个青年就急忙往下跳，我也不顾一切地跳下去，重重地摔在土堆上，翻滚了两次才站起来。我们把这个知识青年轮换背着，跑向七八里外的蔡家坡医院。所幸知青无大伤，只是受了巨大惊吓。我长长松了一口气，立即安排人把知青送回公社。事后我真的害怕：若出现大问题，我怎么向党组织交代呀，我在工程上的辛苦努力就白搭了呀。另一件事就是在风雪中来回跑二十多里路，给大家拉运肉菜。那是七五年元旦前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大雪。一个青年跌跌撞撞地跑到我们住处，说是公社慰问我们，给我们拉运肉菜的拖拉机坏在蔡家坡的半坡上。我赶紧叫了六个青年，拉上两个架子车，奔向十多里外的蔡家坡。路上雪已有一尺厚，天上的雪还发疯似的飘，雪扑打在脸上，眼难以睁开，脚下又不住的打滑，行走速度很慢。当我们费尽周折拉回肉菜上坡时，又不知绊倒了多少次。汗水浸湿了衬衣，泥雪沾满了全身。这一晚，我们苦累忙活到透天亮。

腊月二十前，我们完成了任务，被评为先进集体。那时指挥部按土方量给工程管理费，一方土二三毛钱，大约有两千多元。施工中期和结束领取。公社没给我们一分钱，所需的费用包在工程管理费里，各大队费用自理。我的工资每月36元，工程上每天补贴4角。我们公社另两位管理人员是抽调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和大队团支部书记，他们的生活补贴就从管理费中支取。就这样，我们结余了九百多元，上交到公社的会计处。

友善同志搞整风

1976年10月前，是我们党和国家遭难最严重的时期。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兴风作浪到顶点，闹得全国各地极不安宁。我们公社也深得其害，在县委的指示下，搞起了机关整风。

我们公社干部有二十几人，半脱产干部七八人，还有在大队干部中刚选任的两名接班人——党委副书记与革委会副主任。干部们主要是蹲点住队，抓革命促生产，开展学大寨运动。大家经过七五年的全国工农业大整顿，看到了经济发展的希望。七六年春，中央又发出了“反击”和“大批”的指示，基层陷入迷茫与混乱中。县委抽调一位工商局副局长，带领三名县部局的干部组成工作队，到我公社机关蹲点。一段时间的调查（实地是他们有县委领导的指示和公社机关有些人的拨弄），他们认为党委办公室秘书“路线不清”，农业干事“只拉车不看路”，会计是“资产阶级掌权”。随即就开始了一月的学习整顿。我被任命为机关整风小组副组长，负责召集干部领学文件参与决策。组长是县上农行的干部，基层经验少，脑子容易发热。机关干部中与那三名干部有矛盾的且又油嘴滑舌见风使舵者，像丑角演员一样，攀上跳下，在所谓的揭批查中，给三名干部找不出大问题，就拿一句话一个行动无限上纲。其他干部只好随波逐流，不疼不痒地说几句。那几个见风使舵者心有自己的小九九，想干办公室与会计的工作，弄点小权利。他们建议把三名干部停职，把会计送民兵小分队且要搜家。组长找我商议，我认为，三个干部没有大问题，过过关就行了，怎么把干部当敌人对待呢。有个作祟者找我，给我戴高帽，说我是好同志，就是心软。他给我出主意整三个干部，还说他听工作队领导讲，这次整风后就提拔我当公社副书记。我不是疯狂者，是回乡的高六六级学生，有文化有思想有良心，怎么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呢。我建议组长，让机关整风平稳过渡，不要伤害人。再说也没有“揭批查”出问题。三个干部写了检查，在会上念念，通过了。但工作队还是决定免了三个干部的职务，让我坐了办公室，那个作祟者当了农业干事后又接任会计。说实话，我真难堪，不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想干办公室工作。我是团专干呀，何必钻营那个事呢？接任时，我向办公室的秘书说了我的思想顾虑。因为以往我们关系很好，他就说：你干对着呢，那几个人的阴谋没得逞就好，机关不会乱，我也年龄大了，我支持你。七七年，我别别扭扭干了一年办公室，还要跑我的团工作，真作难了我。

机关整风在干部中留下了阴影。干部在分组到治坡工地劳动时，谁和谁都难搭配。我就和原先的农业干事与会计结伴，挖土拉架子车，干得很高兴。我二十八九，他两都快五十了。我就多干重活，照顾他俩多休息。三个星期的劳动，更加深了我们的忘年交。按以前的阶级观点说，这两人家庭是富农。但他们对党对工作很忠诚，有才干，在大小队干部中威信好。我尤其佩服农业干事的文才。他给领导写材料，组织农事现场会，都是呱呱叫。他家离公社六十多里，那时一月休一次假，多不容易呀。我敬佩他们，我体贴他们。工作队的作为，也是在跟着上边摇尾巴，无事生非的搞阶级斗争，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时机，表演了一处处闹剧。

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我们公社机关组织说清楚会。那两个作祟者在会上耀武扬威，说我是机关整风的副组长，要说清当时的黑幕，一心想整倒我。与机关整风时相比，却又耍起另一副嘴脸。但是，原先办公室的干部发言说：宣讲是好同志，机关整风他是例行公务，他没有坏心眼。倒是有些人捏造事实，想把同志整死。这个发言让作祟者瞪大了眼，再也不敢胡说，老老实实地检查起自己的问题了。

忠于职守失孩童

1978年后，我又只作团专干的工作，蹲点跑面，围绕一年的春耕生产、三夏、三秋、冬季农田基建，开展青年活动。我三十多了，不适应基层团干的年龄要求了。可在那拨乱反正的时期，团县委顾不得物色年轻团干，我只好干着。再说，我从办公室的位子下来，心里还憋着一股气，我要用我的行动表明，我在四人帮时期没有做坏事，是按党组织的安排做工作。记得领导让我到塬上的大队住队，我背着铺盖（我没有自行车）向大队走去。当我走到坡顶时，汗流满面，大口喘气。我坐在路边歇着，向南望八百里秦川，望起伏绵延的秦岭山脉，感觉自己三十多了还没出息，家里的日子也较艰难，心里泛起了伤感之情，酸楚的泪水一滴一滴的流下来。

我在塬上住了两年队，和组织干事搭配，搞拨乱反正，查明并平静了一个大队从文革开始纠缠至今的案件。为了公正，我们受到冲击，甚至打骂。但在九届十一中全会的光芒照射下，我们的住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两年中，我参加了恢复高考，陕师大录取了。我又因我娘阻止没去上学。我还参加了一次考研，因外语成绩极差，名落孙山。

八零年，是我铭记终生的一年。这一年，我失去了宝贝似的两岁多的孩子，逝去了关怀疼爱我的舅爷。这一年，我把团工作移交给新来的团干，结束了团干部的生涯。三十年来，我不敢想八零年，若有念头，就心里流泪。我就是在忙团工作的那一天失去孩子的呀。

这一年四月，团地委在周至党校举办全地区公社以上团委书记学习班，我参加了。十多天的学习，鼓舞了我进一步搞好团工作的信心。记得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团干来到秦岭北麓，比试着攀登山峰。当我们几乎身贴陡峭的山坡爬到山顶时，手挥路途脱掉的上衣，大声的呼唤起来。多自豪啊，山峰在我脚下。往北看，关中平原上绿油油的麦苗，黄澄澄的油菜花，弯弯曲曲的渭河水，影影绰绰的绿荫村庄，让人的情感坠入到美丽的画卷中。往南看，一个狭窄的山谷向里伸去，两边的山峰高低错落，象波浪一样涌向天空。我们沿南山坡下到山谷底，顺着溪水走出群山。学习结束时，举办了文艺晚会，团干们登台表演了自己拿手的节目，表达了热爱青年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赤诚思想。

回到公社，我立即向领导汇报学习情况，并请求同意我开展青年活动的计划。领导基本满意，但不同意“五四”青年节全公社集中搞大的活动。可是我心很热，就想开一个庆祝大会，再让各团支部表演节目。经我的一再请求，领导同意召集团支部支委和青年代表，在公社大会议室开会。

我把会安排在五月三日，四日让各团支部在本大队活动。三日早，我在家里吃饭（我家离公社不足一里路，在家吃能省钱），妻子说碎小子拉肚子，我说今天忙，叫娃吃几片家里存有的土霉素，下午再上医院。说完我就在孩子的脸蛋上轻轻地抚摸着，又抱了抱孩子，就急忙地赶往公社。

会场布置的庄重喜庆，公社院内的墙上都贴满了红绿标语。会议议程是传达团地委会议精神和团县委工作安排，表彰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团支部、团员、青年代表发言，主管青年工作的党委领导讲话。十点前，参会的团员青年都来到会场。大家热情高涨，在团委副书记的指挥下唱革命歌曲，支部间还拉起了歌。会场里一片欢乐。

大会就要开始了，我走向主席台。突然两个中年妇女喊着我的名字跑进会场，我一看是我村的两位大姨，她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赶紧，赶紧，娃叫车—叫车......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跑。我猛地呆了，不知所措。看到这么多青年，我清醒了一下，立即给副书记作了安排，就飞速地跑出公社。我边跑边想，车撞了娃，无非是胳膊腿，赶紧到医院看就对了......我跑到路上，看见我伯正抱着娃往医院跑，周围和后边跟着一大群乡邻。我抢着去抱，我伯却让我快到医院找医生。娃在我伯的怀里仰面躺着，蜡黄的脸上无血色，鼻孔流出的血凝固在嘴边，四肢僵硬的垂着。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口边，几乎昏晕过去。我跌跌撞撞跑到医院，给医生还没说清事，我伯就到了。医生立即看孩子的瞳孔，又做人工呼吸。半个多小时的抢救，医生无奈的走了，我瘫倒在地上......

村里的二哥和三叔把我扶回家。我欲哭无泪，只是使劲地弹脚，不住的自言自语：咋能这样啊！咋能这样啊！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两个大女儿站在门旁边，抽泣着哭不出声。邻里们一茬接一茬地来到我家看望安慰。公社干部、周边几个大队的干部、开完会的团干部也来了，他们泪眼盈眶，难表心中之言。我象傻了一样，只是握着他们的手，大声地叹气，使劲地弹脚，说不出一句话。我多想跑到坡上痛苦一场啊。有人给我描述了孩子遇难的过程，就像一把刀一下一下地割烂我的心。我恨谁呀！恨妻子把孩子带到公路上没看好？恨那狗日的司机车开得快？恨那呼叫孩子而使孩子跑向公路的亲戚？恨我没领走孩子看病？恨我把青年节大会提前一天？恨呀悔呀，我该怎么说呀！我只有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啊。

我伯按乡间传统要用席筒卷好孩子，让我多看孩子几眼。我跪倒在地上，把在周至买的红皮球和刚买的红板板鞋（他以前要穿而未买的塑料凉鞋）放在席筒内，颤颤抖抖地握住孩子手，象牛吼地哭起来......

两星期后我就上班了。夏忙后，团县委派来年轻的干部接替了我的团工作。我领着小同志到各大队熟悉情况，和团支部书记见面，叮咛他们要支持新团干的工作。我十年的团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回味共青团的日子，真叫我有说不完的话。我参加了文革后团地委、团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指挥咸阳代表团在省人民大厦与宝鸡渭南等兄弟代表团唱歌拉歌，省团代会的两次简报上刊登了我的两首诗。七三年冬团县委派我到省团校学习三个月，在风雪严寒的元月，我们参观延安革命圣地，听革命前辈杨步浩报告，在南泥湾龙泉亭边伴着白皑皑的雪景留念，与学友们在宝塔山顶唱歌呼唤。七六年我还到县三中，给学生报告我在北京参加六六年国庆游行的盛况。许多津津乐道的事情，真是难以件件表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锻炼培养青年的学校，是引导青年追求理想积极向上的号角，是教育青年爱党爱国勇于奉献的导师。我热爱共青团，我歌唱共青团。我要保持共青团干部的优秀思想和激情，健康地生活在美好的时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