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分

像树枝上憋了一夜的鸟儿终于瞧见了东方曙色，下学的钟声让我们童年翅膀在尘土飞扬的街道里自由飞翔。突然，都戛然而止，像鸟儿看见了虎视耽耽的老鹰——他背着手斜着膀子一抖一抖地从我们面前走过，直到他的背影消失，我们才敢活蹦乱跳。他无形的震慑力一直铭刻在我记忆深处。

一个村治保主任算个啥官儿呢？可我们小时候就是害怕他。不但孩子们怕他，成年人也怕他。王庆身身板干瘪，一张不怒而威的麻子脸总是紧绷绷地布满阶级斗争。更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从他嘴里出来的“毛主席语录”，那绝对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王氏版本，村里的人没听说过，全国人民不知道，就连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肯定不清楚自己在哪儿说过这些“语录”。开社员会或批斗会，按当时的流行程序是讲话人要先来一句毛主席语录，不管语录与会议是否相干，但这个“过门”是必须的，然后才能进入正题，当然水平高的干部会做到语录与会议内容相统一，就像时下一些作者东拉西扯然后找几句名言来点缀文章一样，虽言之无物却也时髦光鲜。作为村治保主任兼包队干部，王庆身却像我这个跛脚作者一样，常常是文不对题辞不达意。那天天上阴云密布风雨欲来，面对参加会的社员，王庆身开口说了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后就卡壳了，好在他当村干部多年，有一定应变能力，抬头看看天就脱口而出：“天气不好，大家都要吃饱。”当时大家对此深信不疑，认为毛主席真说过这句话。后来识字多了，在昏黄的油灯下我囫囵吞枣地阅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不是我思想激进，因为在那时的偏僻农村这是唯一的课外读物，却没有找到王庆身的这句“毛主席语录”，只找到一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现在想来，王氏版本“毛主席语录”在实质上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是异工同曲，只不过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

备战备荒为人民是那个豪情万丈年代的主旨，走进村子，砖墙土墙上到处明晃晃的标语，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和风景，也是我少年时感知社会的另一课堂。后来毛主席根据“三个世界”理论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而伟大领袖高屋建瓴的指示到王庆身嘴里就具有了王氏特色。他一抖一抖从公社回来，急霍霍敲钟紧急集合，他在公社听书记讲了半天，给社员传达时却只说了一句：毛主席说了，深挖洞，光脊梁，不打架。见社员都迷茫不解望着他，王庆身才不情愿地进一步解释：毛主席就是怕我们挖地道时偷懒，要求光着脊梁下力气，要不苏修原子弹来了我们没地方藏。社员们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都觉得毛主席是管大事的，至于挖地道是否光着脊梁，不会管得这么具体。不过也有相信的，因为我们村水层浅，许多户挖的地道比兔子洞也大不了多少，都是象征性地应付村里检查，所以听了王庆身传达的“最高指示”后，也有隐约感觉主席的话是冲自己来的。

王庆身不是我们村人，他的老家是与我们村相邻的一个村。他原来是我们村地主崔满仓的长工。虽然是地主，可崔满仓依然每天和长工王庆身一起早出晚归下地干活。作为地主崔满仓不奸，作为长工王庆身不滑，二人相处融洽，以叔侄相称。不同的是，崔满仓拥有省吃俭用换来的七十亩地，在贫穷的小村，这就算大户了。后来形势一变，人都贴上了阶级的标签，崔满仓与王庆身的主仆关系也来了个大颠倒，王庆身成了统治阶级，崔满仓成了被统治阶级。崔满仓在村里唯一的五间砖瓦房成了王庆身的革命胜利果实，崔满仓则住进了长工的泥土棚。

据村里的老人们讲，其实王庆身和崔满仓的个人感情一直很好。刚开始批斗崔满仓时，村干部认为扛长工出身的王庆身对崔满仓一定苦大仇深，就做工作让王庆身控诉崔满仓，而王庆身却说：俺东家对我不赖，我不能说话昧良心。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深入，尤其是当上村干部后，王庆身对崔满仓的感情也由表面转为内心，批斗会上王庆身义愤填膺吹胡子瞪眼，崔满仓低头认罪。散会后，王庆身见了崔满仓依然一口一个叔叔地叫。公社革委会主任批评王庆身注意阶级立场，王庆身点头答应，可过后依然如故。

作为中国行政级别最低的小干部，与时俱进的王庆身不但学会了单披着外衣、讲话时双手掐腰的工农干部做派，也学会了官腔，在村里开会讲话也总是先来一句毛主席语录，以示革命精神和干部派头。可他脑子笨，对毛主席语录总是说不囫囵，毛主席对学生们的勉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作为贫协代表，王庆身给我们小学生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开头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小学生要天天学习，好好向上。虽然把毛主席原话在词序上颠倒了，意思上没大错。这对于王庆身来说已是高水平了。平时，他说出的话就是毛主席语录。一次雨后生产队组织社员下地补栽玉米苗，有人偷懒，栽得深度不够，王庆身发现后极为生气，气呼呼地召集大家在地头开会，劈头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种地你就得好好种，别他娘的瞎胡闹。更可笑的是，他给我们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竟说：白求恩人家一个外国人那么远来给毛主席烧木炭，人家图啥？那会儿我们刚学过《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这两篇文章，就有一个胆大的同学马上进行更正：烧木炭的是张思德，白求恩是医生。见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冒犯村干部，老师忙打手势制止，王庆身却没有生气，笑笑说：不怪孩子们，是我记错了。那一刻我知道了一向严肃的王庆身还有宽厚的一面。

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多少人因为背错毛主席一句话而遭横祸。可王庆身没事，一是村人知道王庆身没文化，心眼不坏，没人去跟他较真，再一个王庆身是纯种贫农，又是治保主任，怕打不着狐狸落身臊。崔满仓就不一样，一次批斗会上让他背诵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六十多岁同样没文化的崔满仓背诵时就磕磕绊绊，在最后时忘了一句“这是国际主义精神”，当场就被民兵连长一脚踹倒在地。而王庆身不但没有去批判崔满仓，而是指着民兵连长的鼻子吼道：把你爹叫来背背，看他中不中，崔满仓比你爹还大十几岁哩，这么大年岁能背下来就不容易了。民兵连长悄悄溜开，王庆身还不算完，冲着所有在场社员说：往后对崔满仓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咱们村就这么一个地主，你把他打死了以后开批判会咱们批谁？下面的社员都清楚，王庆身与其说是为了革命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老东家。邻居二爷就说，别看王庆身这小子是大老粗，可他粗中有细，心眼多着哩。

在几十年村干部生涯中，“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教导我们”渐渐就成了王庆身的口头禅。村人对此见多不怪。1982年刚参加工作的我一次回老家，在街上碰到已显老态的王庆身，一脸麻子竟伫满了我少见的慈祥和蔼，接过我递过的一支烟后，就聊到了刚实行不久的土地责任制。王庆身很开明地说：毛主席说过，该单干就得单干，老是饿肚子也不中。这是我最后一次聆听王氏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大概第二年王庆身就病故了，他死后又埋在了邻县的老家，叶落归根，那里有他的祖坟。

作为华北平原一个小村里两个不同命运的人物，崔满仓和王庆身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又一次大变革的前后悄然离开了这个作为人生舞台的小村。相同的是，两人都没有留下后代；不同的是，崔满仓先后娶了两个老婆，这当然都在解放前，王庆身只有一个老婆，而且是在他翻身当家做主之后。

当了几十年的治保主任，王庆身得罪了不少人，可村里没人记恨他，因为他正直。记得生产队时，支书家的猪拱了队里的一大片庄稼，别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说话，而王庆身却不干，对支书说：咱当干部的可不能把马列主义装到手电筒里，光照别人不照自己。最后支书认罚，还在群众大会上做了检查。所以不光村民怕他，村干部也怕他，他老婆更怕他。老婆在生产队玉米地掰了两个棒子回家还没煮熟，王庆身回家一脚把锅踢了，在群众大会上老婆做了检查，王庆身也主动做了检查，罚的粮食比支书的还多。有人私下说他小题大做，庆身却说：当干部连孩子老婆都管不住，还咋管别人？记得前年一次回老家，电视新闻正播送对程维高处理决定，我父亲就感叹：恁大个官儿还不如王庆身哩。

今年春初一个暖烘烘的周日，我回老家，在齐整的麦垄和老父亲一起拔除杂草——父亲固执地用不到半亩责任田来维系一个老农与土地的联系，虽然他时常体力不支，常常需要我从繁杂的城市回来帮他，但他就是不肯随我在城市安稳地呆着。坐在田埂上休息时，不远处崔满仓荒草凄凄的土坟吸引了我和父亲的目光，我们的话题自然就绕到了崔满仓和王庆身二人。沿着春天的思绪——往事的回忆让父亲目光闪亮，父亲说：老满仓命不好，不舍吃不舍穿，辛辛苦苦攒了几亩地，一解放就打成了地主，要是现在，撑死也就是个富裕中农。对于王庆身，我父亲则说：他点儿正，人五人六在村里撑了那么多年，要是搁到现在，就他那两下子，就是扛长工也不一定有人用他。想了想，父亲又否定了自己：不过也不一定，庆身厚道正直，不自私，有良心，现在缺这号人。

父亲自言自语式的讲述比和暖春风的声音高不了多少，我却听的清楚，他习惯了这样说话方式，我习惯了他，就像我习惯一年四季的更迭和曾经的人事沧桑。与以往不同的是，掩埋在泥土里的王庆身和崔满仓，让父亲出现了他进入老年后说话时少有的条理性和哲学意味，让我这个自以为透悟人生的人在暖洋洋的春意里，感觉出父亲的话分明带有一丝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