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土地和粮食

一

村庄弯弯曲曲东西横亘，蚯蚓一样在冀南平原上繁衍了几百年。我，也是它繁衍的结果。不过后来我离开了这片土地，堂皇的理由是我考上了学，深层的原因是我意志薄弱，受够了饥饿的折磨，受不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

现在觉得好笑，我这点艰辛比起我的先祖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真的，我的先祖相当不易。田野荒芜，村舍破败，野禽野兽肆意飞蹿，两个汉子却迎着触目可及的战争阴霾从西北风尘仆仆而来，虽然满脸的无奈和疲倦，可兄弟二人还是来到朝廷指定的地方，把行李卷一丢，于是山西洪洞县老槐树那边崔姓家族的一条根系就在千里之外冀南平原发芽了。这两个人是我的先祖。皇帝的家事就是老百姓的国事，我的先祖和众多的山西老乡一样不得不为朱家子孙争斗埋单，委身于这个没有资源优势的地方，只能土里刨食，如此说来，我也是朱家子孙的间接受害者。有时面对困顿我就乱想，如果不是朱元璋的儿子和孙子争权夺利，我的先祖也不会千里迢迢背乡离井，而我也可能现在很滋润地生活在资源丰饶的山西，说不定我也是个腰缠万贯的煤矿老板，当然也很可能是一个黑包工头，不过后一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从先祖以来，我们村一直是朝廷和政府的顺民。

那时这个叫杜寨的村庄可没有现在这么拥挤，在我先祖到来之前，只有三户人家勉强支撑，后来这三户有两家绝户，一家迁走，而我的先祖却坚持了下来。这些我可不是凭空杜撰，《肥乡县志》有记载，我们的家谱更清楚，可惜“文革”时候作为“四旧”烧掉了，我父亲那一辈人都见过。

从五百年前的两人，到五百年后今天的两千多人，中间还有多少人消失，我无法统计，可我清楚历宗历足的不易，知道他们的顽强，因为我们村地处偏僻，水咸地碱人苦。我想我的先祖一定是老实人，这么差的条件他们竟然能安心扎根，我除了偶尔的埋怨，更多的是敬佩。

二

劣势有时也是优势，我们村处于肥乡、永年和曲周三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带，穷且偏僻，官府都懒的光顾，可这却为共产党革命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当然我们村成为革命根据地还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我们村的人仁义，没有奸猾之徒。共产党领导的永肥县抗日民主政府就经常在我们村驻扎，那时我们村有“红色莫斯科”之称。当年肥乡县城以北二三十里的村都把给八路军的军粮送到我们村。为便于随时给过往的部队补充，八路军在我们村南大坑边地囤里的粮食用树枝柴草蒙着，伸手揭开就可以挖走粮食，全村人都知道，可没有人去偷。崔来的是一个普通农民，他家就存八路军的两千多斤军粮，可一家三口活活饿死，军粮完好无损。这是一个曾经在永肥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过的老干部回忆录。这个老干部说，他要是吃一点军粮，也不会有人怪罪，可他就这么认真。1986年从《肥乡县党史资料》看到的这个资料后，我非常震惊，回家我专门向父亲和几个老人询问，他们都肯定回答：有这个事儿。宁可出去给人扛长工或讨饭，也不拿八路军一点粮食。村人就是这么方正耿直，将信任的感动刻骨铭心，对诺言的坚守置于生命之上。去年冬，当年的民兵队长如今八十几岁的崔登云老人提起此事仍唏嘘不止。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没有无缘无辜的爱，也没有无缘无辜的恨。村人对八路军的爱除了农民式的纯朴遗传基因外，更主要的是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对乡亲们的爱。我父亲那时还小，他说，八路军对乡亲们好的很，他们不打仗就帮乡亲们干活，犁地锄地，收割打场，跟咱老百姓一样。

我父亲最敬佩抗日政府县长马功岑，这个山东大汉让炮楼上的鬼子怕的要命，可见了乡亲们他总是问寒问暖，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他还曾教我父亲识字，饭自己做，衣服自己缝补，从不麻烦乡亲们。2006年10月，我在《燕赵都市报》看到一则有关马功岑烈士介绍：194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寒风凛冽，雪花飞舞，马县长与县大队的战士们半夜执行任务回来，怕打扰乡亲们，他就与战士们露宿在村边土坑里，第二天起来拜年的乡亲们看见，都心疼地把子弟兵拉进家门。后来我打听到这个村应该是与我们村搭界的永年县李凹村。

我爷爷和几个在地里干活的乡亲被日本鬼子扫荡抓进炮楼，被拷打的奄奄一息，是马县长带领县大队拿下炮楼，把我爷爷和乡亲救了出来。后来马县长牺牲在我们村的西北，那年春节，全村几乎都没有贴春联，因为根据乡俗，家里有人过世，三年不贴春联，以示纪念。至今我们村的老人们都还念叨马县长，父亲到邯郸小住期间，从来不让我陪他出去转悠，唯一破例的是他让我陪他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去了一次，因为马县长就安葬在这里。在马县长遗像前，父亲久久伫立，他说，马县长可是一个好官，救过你爷，对咱家有恩。说这话的时候见父亲的腿发抖，我忙搀住了他。他说，没事儿，我真想跟马县长磕个头。磕头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表达敬仰和感情的一种最高礼数，父亲想给马县长磕头也说明了马县长这个共产党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那时，谁要是做了对不起共产党政府的事情，谁就在村里要受鄙视。解放初期，曾在县政府工作过的崔老大（化名），回村后总想不劳而获，就与崔老二（化名）合谋自造调拨单，刻了县政府的公章和一个科长的手戳，崔老大是细心人，所有手续都伪造的一模一样，就连科长的手戳也是一边稍大一边稍小，然后骗领了一马车高粱。然而崔老大没想到村人的眼睛更细，二人回村还没来得及销赃就被揭发，结果被抓了起来。崔老大和崔老二一直在村里是批斗对象，崔老大的独生子三十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因为他爹曾经偷过公家的粮食，口碑不好。村人的政治觉悟可见一斑。

三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天灾人祸的“大食堂”后期，人们碗里的“钢”已经柔情似水，人们身体的这块“铁”也变的脆弱不堪。自然条件较差的我们村更是雪上加霜，大人每顿一瓢稀饭，孩子半瓢，那时我父亲被征去到外地修水库，家里是母亲、大姐、哥哥和二姐，四个人两瓢半稀饭还填不饱哥哥一个半大小子的肚子，母亲把饭让给三个孩子，自己喝水，劳动时竟然昏倒在田间，善良的五保户奶奶把自己的一瓢稀饭匀给我家半瓢。我们村西的一个老太太，说老太太，其实她饿死的时候才五十出头，死前她唯一的愿望是让儿子能给她吃一块馒头，可儿子给她的是红薯干做成的又黑又硬的干粮。就这个还是儿子给队长磕头求来的。实行责任制后，别人把多余的粮食换成现钱，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却不，他就把粮食囤在家里。他说，再有灾荒年咋办？结果许多粮食发霉，成为村人的笑谈。

那时，乡亲们不是面黄肌瘦就是浮肿无力，而村干部大多精神饱满红光满面，开始父亲不知道原因所在，后来才知道村干部多吃多占。第六生产队的仓库就在我老家东屋，村干部经常晚上在仓库开会，而且经常是开到深夜。开始我父亲也认为干部们在研究工作在为乡亲们操劳，可偶然一次从窗口发现了村干部深夜开会的秘密，散会时见队干部每个人肩上扛着一布袋粮食匆匆而走，回家后自己开小灶。村西头的谷雨是一个胆小如鼠的老实人，他们队的仓库在他家，他没有村干部的胆量，就用勺子绑根棍子从错开的仓库门缝里往外掏，每次三两斤，不敢多掏，怕被发现。村里食堂还没有解散，谷雨私自在家做饭时候让村干部看见了炊烟，从家里搜出粮食，批斗拷打游街。群众气愤地说：狼吃了没事，狗吃了要打出屎来。多年后说起此事，父亲仍对村干部耿耿于怀：这帮子家伙太自私，没有一点干部味儿。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我说，仓廪空而盗贼生。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大都也是因为食不果腹才揭竿而起的。你想，受君君臣臣儒家思想浸洇多年的农民，最大理想也不过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只要有口饭吃，谁愿意提着脑袋瞎起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邻村就发生过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这个村的一个老汉家徒四壁，实在没有办法，就趁夜色到路上打劫，一个年轻人独轮车推着在外村磨好的面回家，被老汉挡主去路。老汉对年轻人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不害你，只要你的面。年轻人也是家里等着下锅，不给，二人厮打起来，老汉肚子空没力气，加上年老，三两下就被年轻人给打趴下了，老汉哭着说，要不你打死我，要不你就永远不要往外说这个事儿，要不我这个老脸就没法在村里抬头。这个年轻人也仁义，就给了老汉半布袋玉米面。老汉不忘年轻人救命之恩，两家从此成为亲戚，过年过节都有往来。真是不打不成交，可这个交情让人心酸。

上面这个故事是听来的，而临近的南元寨村1973年春发生的生产队仓库粮食被盗事件，我是亲身所历。做案的是本村的邢某和他的父亲，邢某与我哥是高小同班同学。邢某父亲逃跑，儿子被逮捕。公判会在南元寨村召开，我跟着大人们看热闹。邢某被五花大绑低头站在解放卡车后厢，人山人海，口号阵阵。公判会结束，邢某的妹妹追着汽车一直哭喊着，直至跌倒在飞扬的尘土中。后来邢某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农场工作，而且还在劳改农场娶妻成家，惹的许多因贫穷而成为光棍的汉子羡慕不已，就说：当初咱也去偷仓库就好了，也不用今天打光棍了。有一年邢某到商场找我哥哥买东西，提起当年的事情，邢某连连感叹：饿啊，就是被枪毙，也比饿死强。

四

大概是一九八几年，刘恒先生的小说《狗日的粮食》让我爱不释手，单是小说的题目就让我有咬牙切齿的快感，年少时饥肠辘辘的记忆就一下子跳了出来，就想起在炎炎烈日下，拣一把麦穗回家搓搓吃的窘迫日子；就会想起在家长怂恿下，我们小孩子生产队的摊晒麦子的麦场上佯装玩耍乱跑，有意让麦粒灌满鞋内，回家后把麦粒从鞋内倒出来，然后作为珍贵物品被母亲收藏；还有父母为断炊总是愁苦的哀叹。

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大规模土地改革刚刚开始。一样的土地一样的人，粮食却不一样，人给了土地自由，土地给了人丰足的粮食，粮食给了村庄灿烂的笑容。那时的村庄与流行歌曲《希望的田野上》一样明朗欢快，乡亲们的脸上绽放着久违的惬意。演电影、唱戏、放鞭炮，乡亲们由衷地表达着土地的可爱，就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我父亲，在地头休息时一边美美地吐烟圈，一边哼着豫剧《朝阳沟》选段，见我惊讶，父亲就嘿嘿憨笑。虽然1982年虽然我由农民转变为了吃皇粮的教师，可我的灵魂身份依然是农民，假期里我和父亲一样自由自在地在自家的责任田上欢快地挥汗劳作和收获。

1986年，雄心勃勃的我把人生舞台折腾到了乡政府大院，可我却不知道自己在无意中扮演了一个有悖于农家子弟良知的角色。我知道，农民是很容易知足的，尤其吃上了饱饭。可是，农民、土地和粮食却一直是世间令人费解的方程式，因为这个方程式直接关乎统治者的统治基础，解决的好就是一条阳关大道，解决不好就是一条绞索，许多统治者就被这个方程式缠住了前进的步伐。虽然我和我的父老乡亲赶上了好时代。但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亲历过卖粮难、生产资料涨价、土地纠纷、干群关系紧张等等人为的坎坷，我曾为帮父亲卖粮发过愁，也曾作为乡镇干部因为征购提留计划生育而与农民粗着脖子红着脸吵架甚至动手推推搡搡。那时我年轻，头脑简单，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不顾一切，没有反思过为什么农民那时把我们乡镇干部与祸害庄稼的棉铃虫同榜并列，没有设身处地为父老乡亲考虑和推心置腹交流，凭着一腔工作热情和对那些好大喜功的上级信任，做了一些伤害农民而且与国家干部身份极不相称的事情。虽然1988年我离开乡镇到新闻部门工作后也为父老乡亲的困境鼓呼过，可那短暂的乡镇干部经历始终让我后怕。那时乡镇工作难做，完不成任务上面批，而要完成农民却不满意，对于乡干部两头受气的主要原因，有的说是法律不健全、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而我看却是长官意志与群众愿望和利益的严重脱节，甚至相违背。比如，我当时所在的乡是传统产棉区，农民有经验和技术，乐意种棉花，收益也好，可县里说要调整产业结构，大种辣椒，农民不接受，为完成县里下达的任务指标，全乡干部分村包片，苦口婆心动员，尽管不情愿，农民还是忍疼割爱按照号召把部分准备种植棉花的地种植了辣椒，结果这年辣椒丰收却卖不出去，农民找乡里，乡里就找县里，县里让乡里自己想办法解决，乡里哪有办法？农民涌进乡大院吵闹，要求乡里收购辣椒或者补助损失，乡干部无奈，纷纷躲避，农民们就把一车车辣椒秧子堆在乡政府门口。乡书记私下说，都是他妈的县里瞎指挥造成的。我问书记：咱不按县里布置的做不行？书记苦笑，感叹道：咱没权力提拔人家啊，所以人家就不听咱的。所以我也下决心调离了乡镇。

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不安，这是历史遗留也是现实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公社砖场无偿征用了我们村四五六生产队共一百三十多亩耕地，进行挖土烧砖，利润上缴，我们村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这一百三十亩地的农业税几十年来由我们村这三个生产队负担。吃大锅饭的时候群众虽然有意见，还没有那么强烈。可实行责任制后土地金贵起来，矛盾就突出起来，乡亲们要求归还已经千疮百孔的土地，可这是乡里唯一的企业，自然不肯，多次口头许诺归还，就是拖着不办，于是乡亲们就不交征购不交提留，以此作为对抗的条件。虽然在乡干部年年许诺和村干部不辞劳苦的一次次奔跑中，征购提留勉强缴了一部分，可大部分还是无动于衷。本家二叔是乡干部眼里的“钉子户”，乡书记天不亮就辛苦前去堵门，开门后书记问我婶子：你男人呢？我婶子明知站在面前的是书记，却没好气地说：到乡里找那个王八蛋书记去啦。书记明知道是遁词，挨骂后干生气却没办法，其实我二叔就在厕所蹲着抽烟想办法对付他们呢。乡干部知道工作难做，就避开村民锋芒，改为坐镇指挥，充分发挥村干部们的战斗堡垒作用。村干部为难，就把乡干部“尽快解决”的口头许诺一次次廉价地贩卖给村民，年年许诺年年不解决，连村干部自己也不好意思上门催促，可又没法对乡干部交代，只好硬着头皮赔着笑脸做工作。我记得一个周日早晨，支书走进我家门，我父亲沉着脸不搭理，支书先给我父亲扔一根烟，然后蹲在门口，估计他怕我父亲摔门而去，沉默许久才讪讪说：哥，你就当俺去年说话算放屁哩，缴了吧，咱二小子也是公家人，弄上去对孩子影响不好。支书真聪明，竟然利用我来要挟父亲。我父亲冷冷地说：这个与二小子不沾边，大不了让公家把他开除了回来种地。最后支书无功而返。对支书柔中带刚的话，父亲也犯疑，就问我是否受影响，我说不会。我知道父亲怕我回家种地。

村干部的手段终于山穷水尽，乡干部也忍无可忍，于是在1996年深秋一天，乡书记乡长带领一干人马浩浩荡荡开进村里，要进门入户强行执行，愤怒的乡亲们围住乡干部说理，可是乡干部指责乡亲们是无理取闹，结果矛盾激化，村人动了粗口，有的抄起家伙要干架，在村干部阻拦劝说下，乡亲们才没有动手，但仍围着乡领导要说法，僵持半天，被迫无奈之下乡领导仍是那句话：尽快解决。怕乡干部过后不认帐，我的对门邻居扬志老弟就提着他新婚买来的录音机把乡领导的话录了下来。后来，乡干部走后果然就不认帐了，并且调查是谁带头闹事，尤其要查找那个搞录音的人。可到村里调查取证，没有得到任何线索。后来，一个在乡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在分析这次围攻事件时，其中一个乡领导还怀疑到我，他在会上说：是不是在电台工作的崔东汇插手了？真是冤枉，亏他的想象力丰富，我是在这事情发生后一个月才从父亲嘴里知道此事的。父亲气愤地说：他们算啥共产党干部？就知道讹老百姓，比马县长差远啦。我脸上火辣辣的，父亲不知道早在1986年他的二儿子在外乡就干过类似的事情。

我理解乡亲们对土地的情感，我知道自己愧对土地的滋养。好在上层建筑们比我一介平民更有能力体恤和解决经济基础们的难处，后来破天荒地皇粮不用缴了，农业税免了，种地还有补贴，而且现在农业劳动强度也小了，联合收割机代替了镰刀，喷草剂代替了锄头，就是到地里干活也是骑着摩托车电动车，电话电视普及，手机年轻人几乎都有，柏油路不见了黄尘泥泞，新房座座拔地而起，家用电器也是应有尽有，希望的田野真的有了希望。而我也忙了，忙的原因是乡亲们找我多了，地点也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过去找我大多是一些经济纠纷、孩子考学，而现在我们村在邯郸打工的越来越多，找我的有要我帮助找活儿干的、讨要工钱的、违章驾车罚款的、打架纠纷的，甚至酒后白天在大街撒尿让城管抓住罚款也要找我通融，仿佛我有无所不能的本事，其实我也是厚着脸皮求人，以前通讯不便时他们有事要跑路登门求助或等我回老家，现在可好，电话手机方便，不管我是开会还是在家休息，他们总是不择时机地在电话里催促，我的电话和手机几乎成了乡亲们的求助热线，多了就烦，可又不敢得罪乡亲，要不他们回村后会说我架子大看不起农民，我曾对妻子自嘲：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头衔－－－杜寨村驻邯郸办事处主任。

没办法，社会的发展让众多的乡亲有了离开土地的机遇和理由，不像我当初经过十年寒窗拼搏后才走进城市。对于乡亲的种种求助，我多次劝他们找政府有关部门处理，现在透明度高，不会有多大出入，可他们依然给我打电话，即使我出面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优惠，他们也认为这样心里安生。我想，这种不信任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被歧视和捉弄后种种遭遇的经验积累。因为城市的社会土壤成分比乡村更复杂坚硬，这我有切身体验，何况我比他们还多啃过几年书本，比他们在城市多喝了几年自来水。

不久前的一天我回老家还没坐稳，一个小学时的同学带着十六岁的儿子来让我帮助找工作。我说孩子这么小，应该让他上学啊。同学说，不是读书的料，早早挣钱成个家算啦，再说在家种地也不行。我说，农业税免了，还有补助，你知足吧。同学说，不是我不知足，是真的种地没有出来打工合算，粮食涨价不假，可化肥农药也噌噌跟着涨价，种一亩地辛辛苦苦一年也就是落一千五百多，到外面打工一个月就一千多，找到好活儿钱更多，你说哪个合算？

是啊，如今的农民不仅知道市场，也懂得了经济，他们的脚步已经走出了祖辈赖依生存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至于土地和粮食，我那个小学同学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他毫不在乎地说：有了钱谁还在乎那二亩地？

同学的话让我感叹不已。物质的胃口总是随精神的胃口扩张，而精神的胃口又总是调动着物质的胃口。曾经热闹的村庄如今阒然寂静，支撑村庄的是老人、女人和孩子，而壮年人都一窝蜂地奔波在渴求的路上，对于地里的庄稼远早已没有当初的热情和精心。离开村庄时，我与村里几个外出打工的年轻后生挤在奔向城市的客车上，虽然我不熟悉或不认识他们，可他们还是礼貌地给我打招呼，有两个还自报家门介绍他们的父母是我少年伙伴或同学。这些似曾相识的后生是我们村庄的未来，本是在教室安心读书的年龄，却较早地拥抱了土地之外的诱惑。他们饱满的青春面孔，与我当初离开村庄截然不同，我那时兴奋中有淡淡的忧伤和留恋，而他们满怀憧憬又说又笑，好象不是去出苦力，而是去开心旅游。车窗外的田野吸引着我的视线，虽然灼灼桃花点燃满地春意，可绒绒的麦苗则是那么无助地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摇曳着单薄的躯体，像农民工们一个个在城市街头新奇茫然的表情。其实在城市人眼里，农民工们就是一块块行走城市里的土地，只是所生产的粮食已不再经过口腔的咀嚼和肠胃的消化。虽然他们已经离开土地，从事的不再是田地上的工作，可“农民工”的身份依然难以与城市坚硬的水泥融合。

城市渐行渐近，林立的高楼大厦已在田野尽头兀立。田野即将退出我的视野，我放松的心就莫名紧张起来，紧张的城市生活已让我对高楼大厦产生条件反射（抑或是我残存的小农意识作怪？）。而我的年轻同乡在旁边兴高采烈地唱着《桃花朵朵开》，都一脸幸福状。可十多天后村里传来消息，村西一个小伙子在定州给人家修建楼房时从六楼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他的家庭经济还算不错，年前定下了亲，准备三两年成家，本来父母不同意他外出打工，可在家种地又没有多大意思，没有想到十九岁的生命遽然凋谢于他乡，而且出事后包工头百般推卸责任，想以两万元了事，双方争执僵持，还没有处理结果，死者的母亲就精神惶惑起来，像祥林嫂一样在村里见了人就反反复复一句话：还不如让孩子在家好好种地哩。

放下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就想，这也许是偶然事件，可又觉得似乎也是“必然”，因为我不断从媒体报道中看到，在许多矿难和恶性事故中遇难的大多是农民工。据我所知，农民工绝大多数从事的都是苦难险累的工种，是许多城市人宁可在家休息也不愿意干的活计，而且工资和待遇也相对较差，甚至有的出了事故工伤包赔也有差距。看了类似的报道我就生气。由土地上的“农民”而变为城市的“工”，除了主观经济利益追逐外，有多少命运系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后果，是他们离开土地后卑微廉价的结果？还是社会没有来得及营造他们扎根的土壤？但无论如何，从我的历宗历祖到现在的父老乡亲，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是社会的土地，用血肉之躯为一个个给他们希望的人铺就走向成功的台阶；他们是社会的粮食，用汗水和苦难滋养着社会的肌体。如果不是沾了体制的光，现在我也应该是一个农民工，虽不至于像我的先祖那样在乱世里苟全性命，至少也像我众多的乡亲一样为生计而奔波。所以，不管别人如何，我对“农民、土地、粮食”三个词比较敏感和关注，尽管我现在安稳地生活在城市，尽管我是一个平民百姓，但有一个理由足以让我不敢迟钝和漠视，因为我是农家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