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风景的断章
是我孤陋寡闻，师专毕业，竟不知道大诗人卞之琳，也难怪，那时他还没有正式“解冻”，他的诗还是禁区。卞之琳的《断章》最早是王绍军背诵给我的，觉得太棒了，就从学生的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让他给我写了下来，贴在办公桌前的墙上。王绍军的钢笔字像他一样清秀有力。那时，我和王绍军都在乡下中学教书，都是文学青年。
今天当我含泪送别他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绍军多年前给我背诵的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所知道的王绍军的“断章”是从1977年春开始的。
那时，我们这些几乎荒废了小学初中的乡下孩子，懵懂走进了崔庄中学。我在八班，绍军在九班，后来成为绍军妻子的女同学岳美英在七班。
透风漏雨的教室，低矮的院墙，破败荒凉的校园镶着那个百废待兴年代的痕迹。说是高中生，可我们还像在初中“开门办学”那样，除了疯跑玩闹，就是脱坯烧砖、垒院墙修厕所、种菜种庄稼浇地。我经常与绍军碰面，说话不多，觉得他腼腆内向，总是悄悄来悄悄去，也不参与同学间的玩闹，只知道他在九班成绩很好。高二时，学习气氛渐浓，学校分快慢班，我和绍军都到了快班，由于学习紧张，彼此交流不多。
高二最后一个学期，县教育局决定以插班生的方式把各个学校尖子生集中培养，我和二十多个同学考到肥乡中学。而成绩很好的王绍军却没参加考试，当时我还纳闷，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绍军的家庭条件较差，怕去肥乡中学开销大。
绍军老家是东魏村，距我村四五里路，是我们公社最穷的村，盐碱地多，粮食少，出门讨饭的多，光棍汉多。那时同学都穷，冬天也很少有穿袜子的，大多男同学的裤子短，就像现在的“七分裤”“八分裤”，因为我们的个子长了，家里没能力给做新裤子。午饭都是带两个窝头一块咸菜，就这个，有时绍军也不能保证。所以吃午饭时，绍军经常不与同学们在一起。后来从绍军那里得知，他上有六个姐姐三个哥哥，高中时父母相继去世，放寒假回家，自己住在冰冷的半间草屋里，没有门子，挂着一个谷草帘子，没有炉火，夜里冻得直咬牙。但是，他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名师范，我却落榜，只有复读再考。
我师专毕业，绍军已经参加工作一年了。我专门到绍军任教的前王固小学看望他。小学就几间房子没院墙，土炕占了办公室大半，没有桌椅，我们就坐在炕沿聊天，谈未来，谈理想，那时我们都才十九岁，正是有憧憬的时候。
崔庄中学是县教育局直属，这年暑假后开学，我分到母校任教，绍军也调进了乡中学，那时两个学校还没合并，仅一墙之隔，我们常常在低矮的土墙上跳过来跳过去，有时间就聚在一起。
那时我开始在地区报副刊发一些“豆腐块”，绍军写诗歌散文，他不投稿，写了放进抽屉，有时让我提意见。说实话，他的文字比我的老练。我们都喜爱贾平凹的文章，有一天绍军在校长屋看《人民日报》副刊有贾平凹的散文《丑石》，就悄悄剪下来给了我。他去邯郸时在书店买了贾平凹的散文集《月迹》，薄薄的一个小册子，他不知翻了多少遍，后来也忍疼割爱把书送给了我。
绍军的智商是同学公认的。我觉得以他的聪慧，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
可不久，绍军把诗人的浪漫写进了爱情。他与高中女同学岳美英结婚了。
应该说，这是才子佳人式的结合，我也毫不怀疑他与美英的真挚感情。但是，在具体细节上，绍军一度苦闷。美英在家是老大，下有四个妹妹，父母愿意让美英留在家里。这就涉及到婚姻形式问题，也就是说，绍军要做上门女婿。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和封闭的乡村，这对绍军是个考验。有人私下议论，绍军要人才有人才，要工作有工作，为啥走这一步？在这些人眼里，绍军是吃亏的。可绍军没有辜负美英的真诚，按照乡下的程序与美英举办了婚礼。
虽然家庭条件不好，可说实话，绍军不走这一步，也未必就会一直单身，何况他是吃皇粮的，那时的非农业户口是相当吃香的。而且绍军个头高挑，浓眉大眼，温文尔雅，相当帅气。再者我想，农村经济条件也开始好转，他的哥哥姐姐们也不会对这个最小的弟弟坐视不管。可他却对我说，咱都参加工作了，不能老麻烦别人，哥哥姐姐都拖家带口的，都不容易。不就是结婚啊，在哪儿不是过日子？
他的豁达让我惊异。
寻找爱情需要浪漫，而经营婚姻就需要汗水和付出。这点，绍军在岳家做的比一个亲生儿子都好。十几亩责任田的犁锄耪耙，绍军样样在先；夜里浇地，绍军一熬就是一个通宵；暑假期间，常见他顶着烈日在密不透风的棉花地里整枝打叉，喷药治虫；岳家是崔庄村的大户，虎口夺粮的麦收时节，十来个本家合作打场，作为主劳力，绍军连续十多天不能睡觉。一次他问我：东汇你说啥时候最幸福？我答不上来。他说，打麦子最困的时候，能在麦秸窝睡一会儿，感觉最幸福。由此不难想象绍军的辛劳程度。
绍军是一个爱整洁的人，在学校他的衣服不管新旧总是干干净净，办公室的床铺桌椅也是一尘不染，不像我那样邋遢。可结婚后，时常见他脖子上挂条湿毛巾挽着裤腿扛着锄头铁锨疲惫地走在土路上。
绍军在课堂上很受学生欢迎，在田地里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在处理家庭和邻里关系上也显出他的过人之处。
因为宅基纠纷，绍军受到一个邻居的无端辱骂，可绍军并不还口，而是讲道理，寻找司法依据，使对方心服口服。所以，绍军在岳家和乡邻之间口碑甚好。绍军病逝，我去吊唁，到崔庄村一个花圈店买花圈，听说我们给绍军送的，店主主动提出少收十块钱，店主的母亲感叹：这孩子太可惜了，在俺村没人说这孩子孬的。
我知道，老大娘的话是绝对真实可信的。
结婚后的绍军并没有陶醉于眼前的生活，和我们几个年轻教师一样，绍军也有自己的梦想。1984年我到县城工作，第二年绍军也到肥乡中学任教。都住单身，晚上我经常骑车子找他聊天。我到邯郸工作后见面机会少了，知道他工作并不如意，先后在县团委，因为年龄偏大，又到武装部临时帮助工作，直到到了县委组织部才安定下来。1993年我全家搬到邯郸，回家更少，可只要去县城，我都会给绍军打电话见面。因为脾气相投，爱好相同，都是穷苦出身，见了面我们总有很多话要说。
1997年深秋一个周日，我从老家返回邯郸时特意路过崔庄村想见见绍军，他的岳母告诉我，绍军出车祸住院了。于是我赶到县城，一见我，绍军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回家收秋种麦时，被一辆载重汽车给撞了，责任全在对方。可绍军也受了罪，在医院躺了十个多月，腿里打了钢板，做了两次手术。由于躺的时间太长，腿筋收缩，腿僵直成了一个直棍，不能弯曲，不能走路，按照医生的嘱咐，出院后他把腿担在床头让妻子按着小腿进行一次次的强行弯曲，只有强行弯曲，才能恢复原来的弯曲程度，可每次进行恢复弯曲压腿，绍军疼的都是头冒冷汗。经过无数次的疼痛，终于恢复到能行走的状态。再见面，绍军笑着对我说，我可是死过一回的人。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007年夏，我的散文集出版后送给绍军一本。他看的很仔细，有的句子和错字他都用短信给我发来，在看过《像柳树一样活着》《天堂的距离》时，夜里十点绍军给我打电话，说他很感慨，谈起早逝的高中同学张庆雨、杨宝玉、史分粮、李合顺，后来我们都哽咽流泪。他说，咱这一拨人真的就像柳树。
2008年秋路过县城，我给绍军打电话，他说他在邯郸，我问他在邯郸干啥，他说没事儿。我知道他没事是不会跑到邯郸来的。在我再三追问下，他说美英父亲偏瘫，住院呢。回邯郸后我和妻子立即前去探望，出来时绍军对我说，我不在这儿，老头不放心，夜里只要我在这儿守着，老头才能安心睡觉。我心里很感动，可见他在岳父心目中的分量。
2009年4月我给他发短信问候。他给我回短信说在北京看病。我知道他心脏不好，立马打电话过去，可没人接。我心里着急，猜测他很严重，要不就不会到北京看病。过了一会美英返回来电话，我问绍军病情，美英吞吞吐吐说，没啥大事儿，输输液就好了，绍军正在病房输液，过几天就回家了。得知绍军无大碍，我对美英说，啥时候回来，一定告我说，我去车站接。可从北京回来，绍军却没有通知我，我埋怨他，他电话上说，你那么忙，我就直接回县城了。
绍军就这脾气，自己能办的事，绝不麻烦别人。他替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在工作中从不挑拣推诿，所以都愿意与他共事。多年前我曾在县委大院工作过几年，有许多朋友，大多并不知道我与绍军是要好的同学，在我面前他们都直言不讳议论某个人如何如何，可提起王绍军，都说他厚道能干，从未有负面的传言。
2009年秋，绍军女儿结婚，我前去县城贺喜，见他精神还不错，只是脸有些虚肿，认为是治病打激素造成的。人多，没有坐下来交谈。但我绝没想到绍军已是重病缠身。
去年6月一天上午我在办公室坐着，突然绍军打来电话：我和美英刚从你单位前面过去。我说，你快到我单位来，我到门口接你。他说，今天不去了，忙着给儿子买东西。并告诉了他儿子结婚日期，邀请我喝喜酒。这次见绍军，还和上次一样没有大变化。
今年3月一天，绍军从济南给我发来信息，说他坐飞机到杭州上海旅游。我心里很高兴，感觉绍军身体恢复不错，要是疾病缠身，就不会有心思出去旅游。我回信息祝他一路平安，提出回来时到邯郸，我请他，也好好聊聊天。他说看时间吧。后来却没有见面。
6月6日端午节，我照例给绍军发了短信，祝他节日快乐。可他没有回信息。我也没有在意，认为他忙，顾不上。
6月7日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同学申顺江打来电话，说绍军不在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一惊，忙问：你的消息准确吗？申顺江说，是村里人打电话说的，说不准。刚放下电话，同学徐连忠打来电话：绍军不在了。徐连忠说他现在就在王绍军的家里帮助料理丧事。听见手机里有清晰的哀乐声传来，我终于相信了这残酷的现实。因为晚上要接待山西晋中的同行，只有第二天去看望绍军了。
本来不胜酒力的我喝多了，竟忘记与客人告别就匆忙走出了饭店，此时外面阵雨刚过，我站在川流不息的大街，心里一阵阵酸楚，下意识翻出绍军的手机号码，又跳过去，知道手机那头再也听不到我熟悉的声音了。想起绍军，我流泪了。
6月8日上午，我和几个在邯郸工作的高中同学一起去给绍军吊唁。进门看见灵棚前绍军的遗像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阴阳相隔，再想见绍军的时候，也只有看照片了。
在屋里，见到了神色凄楚的美英，才得知绍军最后死于肝癌。
我知道绍军很少喝酒，就纳闷问美英：光知道他心脏不好，啥时候有了肝病？
美英说，原来没有，九七年那次车祸住院，没多久就发现有肝炎，估计是输血造成的。
我说，两个孩子结婚时候，见绍军看他还不错，今年3月他出去旅游，我以为他已经没事了。
美英说，绍军前年就发现肝上有肿瘤，想做手术，可医生说必须先把胆固醇降下来，要不，做完手术，人也活不长。可他的胆固醇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再去复查，已经转移了。所以，趁着他身体还能活动，就抓紧给两个孩子办了大事，怕一旦他走了也放心不下。
沉默了一会，美英对我们说，绍军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是啥病，不敢告他说，怕他有压力。
美英声音很低，憔悴的脸上挂着泪珠。可她对绍军的呵护让我感动。她善意地对丈夫隐瞒了三年的病情，这三年，偏瘫在床的老父亲需要伺候，绝症在身的丈夫需要她照料，儿女的婚姻大事需要她张罗，美英该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绍军的二哥希恩与我相当熟悉，弟弟的早逝他已极为悲痛。为了拯救弟弟，希恩一家都付出了巨大努力。绍军在北京几个月住院治疗的五十多万元，都是他和儿子拿出来的。得知医术已无回天之力后，希恩的儿子说，俺叔叔一辈子还没坐过飞机，趁叔叔还能活动，一起出去转转吧。于是就有了今年3月的绍军外出旅游。
送我们时，美英抱歉地对我说：端午节那天收到你短信了，那会儿绍军正在抢救，我也没顾上给你回信息。我说，你该给我打个电话，至少我也能出把力。
晚上，同学张玉宝给我打电话说绍军不在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上午已经去过他家了。张玉宝很痛心地说，半月前我在街里看见绍军跟美英散步，绍军还说准备上班哩，没想到恁快就走了。
6月10日，我早早起来，驱车到县城的火化场，向绍军作最后告别。亲友、领导、同事、同学、学生、乡邻，吊唁大厅内外到处是为绍军送行的。领导在悼词中不仅给予了绍军极高的评价，也难过的几度哽咽。通过悼词，我才知道绍军得到过那么多的荣誉，我知道这是他用心血换来的。悼词称绍军是“好党员、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同事”，我觉得这几个“好”给予绍军是不过分的。据我所知，一个生前并不显要的人，能够在去世后得到这么多人的悼念，在小县城是并不多见的。都感叹世风日下人走茶凉，可这么多人来送别绍军，就足以说明了他的人格魅力。
把绍军送到陵园后已近中午，坚决拒绝了好友们邀我吃饭的盛情，因为我实在没心情坐在那里吃喝说笑。车窗外，田野里的麦子已经黄澄澄的一片，马上要收割了。我对同行的另一个同学感叹，人要是能像麦子一样多好，夏天收割，秋天可以再种。可人都是一次性的。同学说，人有灵魂，麦子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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