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老屋

很长时间没回故乡了，近几年一到下半年，就来这个海滨城市过冬，离家乡更远了。前些年也回去过，只是家乡的变化太大了，它的模样已经叫我认不出了，想去老邻旧居家串门都找不到路了。村头那个夏天洗澡，冬天溜冰的大坑，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村前那棵挂着生产队大钟，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柳树，也没了踪影。可庆幸的是，现在20多层高楼的房间里，睡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还常常梦见我那童年的老屋。

梦是那样的真切清晰，历历在目，可见岁月的划痕，对于老屋多么深刻，记忆的负载多么沉重。有一次做梦，爸爸给在外地工作的我打电话，说村子里正在搞新农村规划，把老屋拆掉盖新房，上级还给补助款，爸爸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我自然乐不可支，不等我承诺给家里也寄点儿钱，兴奋得突然醒了。

我家的老屋既不是深宅大院，也没有红砖绿瓦，更不富丽堂皇，我甚至不愿回顾老屋的简陋和破旧，都羞于把它写成文字，更不应该作为忆旧的内容。但这老屋确是我生命的起点，它承载着那么多我童年的记忆，少年的欢乐，人生的希望，生命的理想，它也培育了我吃苦的精神，坚韧的性格，顽强的毅力。

老屋以前是一个大户人家伙计们吃饭的地方，三间东厢房，是1946年土改时分给我家的。比正房要低矮，门窗也小些。中间堂屋做饭，南北两屋住人。我就在老屋出生，那是1948年，据说我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欢乐，那时的家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伯（他还没成家），5口大人添了一个宝宝，他们的欢乐是可想而知也可以理解的。

童年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到处充满阳光，我在大人们的呵护下，不，应该说是娇宠下，无拘无束地玩耍，快快乐乐地成长。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一次，爸爸赶着自家的大马车从街里回来，卸了车喂马，他在屋里吃饭，我记得他喝着酒，叫我去马棚里轰小鸡，（有时喂马时小鸡上马槽里叨吃马料），我拿着一个木棍把小鸡赶跑了，碰到那个大青骟马的嘴，它冲我打响鼻，我又捅一下，它又秃噜几声，我靠近跟前，在要捅还没捅时，那马张嘴叼住我的小胳膊，叼到马槽里，这时对面西厢房的吴二娘看见了，她边跑边喊：老张家！孩子让马咬了！爸爸赶紧跑到马棚，把我从马槽里拎出来，看着我胳膊上那马的牙印，心疼地问我：疼不疼？我只顾害怕了，哪还管疼不疼，这时院里的邻居都跑过来了，大人们一场虚惊。那马没咬我，它是草食动物，对又小又瘦的我不感兴趣，只是看我太讨厌了，教训我一下。

这事和老屋有关系吗？当然有，我每每想起叫马叼到马槽里，老屋、仓子、马棚那一排房子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避之不开。

我还不能忘记工作组经常住在我家南屋，那时大伯是村里的干部，区里来人就住我家，我记得常来的有王区长、李区委、还有县兵役局的朱参谋，他们来了就给我讲故事，那时他们都挎着枪，他们一来我就身前身后围着转，他们擦枪时，我不错眼珠地看，卸下的部件，我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喜欢的不得了。

我最眼馋的是朱参谋的匣枪，别在屁股后面那个神气。朱参谋擦枪我没见过，也没拿出来摆弄过，只是在中午睡觉时，他把上衣脱下来盖到上身，匣枪全露出来，我趴在跟前看个够，我出去就跟小孩们显摆，说朱参谋的匣枪叫我拿着瞄准，没放子弹，还勾了几下，我边说边比划，他们听的直咽口水，其实哪有那回事。

我对老屋的记忆最深的是寒冷的冬季，小孩吃完晚饭都出去玩，十几个孩子分成两伙，每伙有一个头头，一伙喊：羊草垛，插善刀，你的兵马依我挑。对方问：挑哪个？答：挑中间的秃老婆！大家一阵哄笑，然后说出对方一个人的名字。这伙就开始抓那个人，对方保护不让抓到，最后人多的胜利。我记得这个游戏叫动兵，现在看好像不怎么确切。

当然到了冻冰的季节，大家吃完晚饭都到东大坑去了，大家在冰上玩什么呢？

最高档次的是冰车，在两个木条上钉几个横木板，两个木条下顺着钉两个铁条，一个冰车就做成了，还要有两个有尖的铁钎子，这样就可以坐在冰车上，两手擎着钎子，自由驰骋于东大坑的任何角落，当然要注意钎子别扎着人，也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次就是抽冰猴，就是陀螺，那时我们就叫冰猴，也叫冰嘠，有的是在街上买的，有的是自己用木头削的，上面用蜡笔涂上颜色，为了减少摩擦力，尖上钉上枪砂（猎枪用的小铁珠），转起来很好看，一点儿也不比买的差。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也不要紧，你就去排队溜冰，我们就叫打出溜滑，每天大家自觉自动地用雪擦出两条跑道，大家排好队，在岸上助跑一段，到冰面上可以滑出很远，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玩花样还跪着或用一只脚滑，如果一人倒了，后面的人跟上来，一个压一个，就像是连环撞车，多数时候都是大家故意的恶作剧，并不是不小心的碰撞。这时是大家最开心的。

这一切小时候的游戏都是老屋时候的事，这些开心快乐伴随着我的成长，消磨着老屋的岁月，但这只是顽童的无牵无挂，少年的没心没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爸妈常常为老屋咳声叹气，愁眉不展。那时就准备盖新房，房框都打完了，1958年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连锅碗瓢盆都归公了，盖房的事自然就搁置了。

东厢房终日不见阳光，冬冷夏热，用三个词概括，阴暗、寒冷、潮湿。妈妈整天为我们四五个孩子缝连补绽，冬天只到下午两三点钟有点儿光线，但很快就落日了。一人一双鞋，全家就六七双，一人一套棉衣，就要六七套，当然那时也不可能都做新的，多是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无论怎样，都要妈妈一双手精心剪裁，千针万线，但都是在那没有阳光，窗子糊的窗户纸的阴暗的老屋里劳作，妈妈年纪轻轻的，眼睛就熬得昏花滴泪了。

寒冷是我们全家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一年冬天，一晚上西北风夹着大雪，把我们的门全埋上了，早上人出不去了，爸爸把上面的窗户打开，喊正房的人家，他们拿着铁锨把门口的雪挖开，门才打开。晚上睡觉头上有霜。如果碗里或盆里有水，第二天早上全都冻成冰坨。

潮湿我就不想细说了，夏天洗的东西，不拿到外边，几天也不会干的。吃剩的大饼子一天就长毛了。

我们的老屋只有阴暗，没有阳光，只有寒冷，没有温暖，只有潮湿，没有干爽。这样的环境也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好在我那时不谙世事，少年不识愁滋味。并没感觉到苦和难，相反倒是激励我穷则思变，愤发努力，孜孜不倦，持之以恒。1961年我考上了县四中，到镇里读书，离开了生活了13年的老屋，只是寒暑假回来短暂的居留。

1964年我考取了地区高中，离老屋更远了，当然不是为了摆脱老屋才去读书，从小我就立志读好书，是受屯子里念书人的影响。但那时我对老屋有了些想法，我们家为什么分到那样的房子呢？当时大伯是农会主任，他完全可以分到好一些的正房啊。那时的干部为什么住在我家呢？他们完全可以到条件好的人家去住啊。后来知道了，那时共产党的干部都讲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同时也讲阶级路线，依靠最基本的贫下中农。

1965年寒假，我和同学于泮生回家，下火车天还没亮，背着行李往家走，他先到家，再过两个院才到我家，刚到院里，发现我家的老屋已经扒了，只剩下残垣断壁，回到于家一问，才知道我家已经盖新房了，于泮生的弟弟领我找到了新家。其实我俩刚才就从这里走过，还疑惑这是谁家新盖的房子呢？现在说起来，好像是故事，家里盖房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时没有电话，爸妈都不识字，所以也不写信。

我回家了，爸妈、弟妹那个高兴啊，当然是为我，更是为住上了新房。

老屋消失了，我们都没有悲哀和伤感，只是留恋那童年无拘无束的时光，和大自然无时无刻的亲密接触。我们每天迎来阳光，感受温暖，享用清新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