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家的“三转一响”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老家农村，青年人相对象、成亲结婚，像城里人那样，物质上看重和追求的是流行的“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其道理是骑自行车赶集上街走亲戚方便快捷；戴手表可随时掌握时间显得身份高贵；缝纫机是妻子做衣服洋机子扎的效率高，穿着体面；而收音机听戏听歌听新闻是精神文化享受的需要。同时，也把有没有这“四大件”作为衡量家庭贫富的主要标准。

就这“四大件”而言，在那个年代，能全部都具备的不是“万元户”，就是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职工，一般的农户只有其一、二，甚至没有的占相当一部分，能解决温饱就不错了。我父亲当了30多年的大队会计，我又于1980年当上了公办教师，按说应该早就有“三转一响”了，可是，事实上像一般农户一样，一直到90年代初，那“四大件”我家才完全具备，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记载着那个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记载着我家生活的时代烙印。

一、 自行车

我家最早有自行车是1974年。那是一辆大队公用几年后退役的安阳产“飞鹰牌”，新车价是120元钱，还是和大队保管王海福两人各掏25元共有的。因为那时父亲到公社开会、报账、办事很多，俺家离公社12华里，没有自行车前，都是靠父亲的双脚步行，年轻力壮还能吃得消，到了1974年，父亲已是40岁开外的人了，体力逐渐在下降，而大队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还要经常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为了节约时间，方便快捷，非常需要一辆自行车。当那辆飞鹰车骑得已不成型时，党支部决定50元卖掉，支书指定父亲可优先买，因为他和大队长早就有自己的“飞鸽牌”自行车了，可是父亲买不起，自己省吃俭用仅有25元钱，又不愿意向公家或别人借钱，这时王保管爱骑车，公车没有了，他也不方便了，就主动和父亲商量共买这辆旧车，谁有事谁骑谁保管，谁骑坏谁修。父亲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所以就咬咬牙，和母亲商量后才决定买了下来。

自从买下这辆车后，父亲如获至宝，又专门把三脚架、后衣架用浅绿色塑料皮，结结实实地包缠起来，新换了两个脚蹬，把前后钢圈车条幅用石腊檫得一干二净，离远看就像一辆崭新的。当他骑车到家停放时，走近一看，才知是已骑过几年的旧车了。那时我正在县城上高中二年级，心想这次父亲有自己的自行车了，我该学学骑车30华里上学过过骑车瘾了。星期天回家我想学骑车，还没摸摸，父亲就怒目圆瞪，严词拒绝。母亲同情我去说情，结果也遭到一顿训斥。父亲的理由是两人共有的车，是大队专门方便他们用的，别人不能随便骑，等上好学有钱了自己再买辆骑。看到父亲那坚决的态度，我既怨恨又沮丧，眼巴巴地看着自行车就停在眼前，也学不成，真是当时撞墙的想法都有，还是母亲劝慰了我，父亲是不想让我搞特殊化，培养我的吃苦精神。从那以后，我发誓再不摸那辆车。到了1975年8月发特大洪水后，我非常想学骑车，就用县粮食局驻队干部刘同志发大水后，扔在邻居家的一辆破车开始偷偷地学会了。后来，外出办事借别人的车骑，也不用那辆车。一直到1980年春我当了公办教师，接了婚，拿自己和妻子几个月的工资积攒，才最后托人买了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算是实现了骑名车的夙愿，对父亲的怨恨从此烟消云散。后来，我承载着一家几口骑了十年，然后送给了朋友。父亲3年后把飞鹰车单独买下，又自己骑了4年，最后确实不能骑了，分了责任田后手头也宽裕了，才于1981年又买了辆“红旗牌”崭新自行车，几个弟弟比我运气好一些，都是用自家的这两辆车学会骑的。不过，到了80年代的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自行车逐步市场放开，不再凭票供应，一部分解决温饱后的农民家庭也普遍有了自行车。

二、缝纫机

从我记事起，穿的粗布衣都是手并不算巧的母亲和半瞎眼的外老太手工做的，全村200多口人，到了1970年，也仅有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财务股长家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全大队3000多口人也不会超过5台，而且都是国家干部和军官家庭。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当过十几年支部书记的家庭也没有缝纫机。谁家有了缝纫机，谁就是裁缝，会裁剪会缝纫，谁就是大能人，穿出的衣服就洋气。我家人多，孩子多，穿的费，等到了1975年特大洪水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加上国家的救灾救济，经济上比过去宽裕了，一部分农户节衣缩食开始购买了缝纫机，学会了裁剪缝纫，减轻了妇女们做衣的许多负担，母亲这时坐不住了，让父亲借钱也要买一台，实价仅200来元。各不住母亲的软磨硬泡，再看看我们的穿戴，父亲最后决定借一些钱也要买一台“蜜蜂牌”。当新缝纫机抬到自家后，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找人安装好，昼夜不息地学习裁剪技术，学习缝纫，的确做衣服节省了不少时间。我也得空来学习，以至于后来我学会缝制了一对枕头套，现在还珍藏着呢！

缝纫机刚买回不久，因小舅结婚时小妗子也非要缝纫机不可，否则不嫁。俗话说：“仨钱难倒英雄汉”，姥爷一时拿不出钱来买，眼看婚期要拖延，没办法，母亲忽然想到自家刚买的缝纫机时间不长，打算支持小舅一下，和父亲一商量，他们考虑到姥姥早已去世，小舅赶快成家也好照顾外老太和姥爷，就忍痛割爱给小舅了。后来再买同牌价的缝纫机是两年以后的事了，也没有再让小舅还钱，父母算是彻底帮他们了，可以说，血浓于水，亲情重于物质，是我家的这台缝纫机成全了小舅的一桩姻缘，在家乡十里八村传为佳话。

三、手表

如果说自行车轮子转动是代步工具、 缝纫机轮子转动是制衣工具的话，那么手表轮子的转动纯粹是掌握时间的工具。一般来讲，像工人、教师、医生、军人、国家干部这些从事的工作时间性都很强，戴手表掌握时间是很有必要的，作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完全看天气种庄稼，有没有手表都无关紧要。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农民，在社会新潮的推动下，在青年人谈恋爱、结婚时，也赶时髦，女方或男孩子也非要“三转一响”不可，不然，有的人就觉得结婚寒酸，父母不大方。即使借钱塌债买了手表，他们会为了显摆，整天把手表戴在手脖里，当地土话叫“烧包”。社会上对这类爱显摆的人自画像是：“镶金牙的爱呲牙大笑，戴手表的爱捋胳膊，戴眼镜的爱檫镜片取下再戴上，骑自行车的爱撒把（双手不扶车把）”。

我家买手表也是瓜熟蒂落，顺其自然。我是家中第一个先戴手表的。1980年，我和妻结婚后只买了辆自行车，没钱买手表，当时我在教书，妻见我天天按闹钟上下班不能准确地掌握时间，就把自己当工人时省吃俭用买下的“上海牌”手表给了我，当我推让时，她说你比我现在更需要。推辞不过，虚荣心也促使我接过这块表戴在手脖上，一戴就是十几年，坏了修修还戴，直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了手机之后，我算彻底告别了手表，一机在身，应有尽有，我把再戴手表看成是累赘。而父亲、弟弟戴手表都是90年代以后的事了， 那时手表在乡下也普及了，戴手表就像现在每人都拥有手机一样，仅仅是看时间的一种工具而已，不再是当年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四、收音机

我在上小学时，记得语文课本上就有一篇课文是猜谜语，谜面是“一间小房，开个小窗，电灯一亮，说说唱唱”。谜底是什么！全班几十个同学都猜不着，只有我知道，站起胆怯地答道：“收音机”！老师当场表扬我答的对，问我怎么猜到的，我说在我家后边邻居李叔叔家见过，那是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半导体收音机，有只小喇叭对着听众，用手一拧电源开关，里面的小点灯就亮了，再拧调谐开关，就会发出声音，有说话，有唱歌唱戏。从那时起，我做梦就梦见自己家也有那样的收音机，能听歌听戏，又能听小说讲故事，听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多方便呀！后来，家家户户安了广播小喇叭，每天早中晚三次固定的时间里广播新闻、唱戏唱歌，也有儿童节目，可爱听啦，感觉可神奇。可是，自从见了收音机后，更是向往自家也有一部，随时随地都可听，通过长中短三个波段，想听哪个节目都行，小喇叭哪能和它相提并论呢？

在文革时期，收音机里爱播唱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海港》《龙江颂》和革命交响音乐《白毛女》等八个革命样板戏，也正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9年学生时代，小喇叭和收音机及农村放电影是那个“万马齐喑究可哀”年代农村人获得精神食粮的三种渠道。小喇叭天天有，但节目、时间都是固定的，多年来一成不变；乡村电影再爱看，可是最多一年一个大队放几场， 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强烈精神需求；唯一灵活而日夜都可收听播放的收音机，还很短缺，卖价较贵，还费干电池，那时连温饱都没解决，挣一分钱想掰成两半花的年代，哪有谁还愿意满足你的精神文化需求呢？所以，到了1978年底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农民手里慢慢有钱了，在不断解决物质需求的同时，解决精神需求的问题才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我家第一部收音机是像有两块砖大的“红灯牌”晶体管收音机，音量大，音质好，中波段，成为一家人的最爱。尤其是我父母亲爱听豫剧和曲剧，每逢戏曲节目是他们的专场。我和弟弟爱听新闻联播和歌曲，关心国家大事。

真正满足我的精神需要的是我1982年改行当了公社团委书记后，那时我有工资，花16块钱半个月工资买了一部袖珍收音机，成为我的随身携带的宝贝，下乡工作揣在怀里，一有空就听；回机关放在办公桌上，边吃饭边听；晚上睡在床上，收音机天天伴我入眠，有时忘记关机一响就是一夜。5号干电池换得勤，连卖电池的营业员都嫌我用的费。我给自己算笔账，我一生不吸烟，拿买烟的钱用于买电池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值！可是好景不长，一个亲戚见了后看中了，用他手工做成的四把小木椅硬是跟我强行换走了，当时他比我还小两岁，也是爱好，就是买不起，那我就只好割爱成全他吧。从那以后，工作越来越忙，我先后又买了几部袖珍收音机，结果都没有我和首部的感情深，再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如痴如醉的程度。到了90年代以后，家里买了电视机，把听收音机的兴趣全部转移到看电视节目上去了。后来又了手机，那才真正找回了当初听收音机的劲头，天天手机随身带。不过，我用手机并没有成为“低头族”，主要是工作生活实用型，手机仅仅限于接打电话、发短信看短信、看时间，看每期的河南手机报，至于上网聊天看电影听歌发微信微博等功能我很少涉及，而电脑倒成为我每天必见必用的工具，甚至产生了电脑依赖感，因为我要写作学习。可能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个人爱好和兴趣吧！

我家的“三转一响”，是脱离了漫长的农耕时代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代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与进步，也是亿万家庭从人民公社化走向改革开放的缩影。这“四大件”时至今日仍然还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是，已从过去的主角退居为次要的地位：辉煌一时的“自行车王国”已被“汽车王国”所取代，家家拥有的缝纫机已被衣着时装化所取代，人人拥有显摆的手表计时已被花样翻新的手机等高科技电子产品所取代，户户拥有声音响亮的收音机已被电视、电脑等高智能的产品所取代，而且一代强似一代。

今天，我为时代的飞速发展变化和进步而点赞，我为过去曾经拥有过“三转一响”的美好回忆而高兴，更为不远的将来能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殷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