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来了外乡人

乡村里来了外乡人

天歌

小时候，稍能懂事了，我发现在我们村里，除过祖祖辈辈生于此长于此以至于老死于此的许、高、田、赵、蔡、史、牛几大家族外，每个生产队还零零星星有一些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家。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的家庭大人们往往说着外地话，而他们的孩子却都操本地口音。当时心中有很多疑问，却也因为怕大人训斥而不敢动问。

记得生产队集体劳作之时，经常听到人们互相逗乐时叫他们“河南侉子”、“陕西愣娃”。我们这些小孩虽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却也调皮地跟在那些人屁股后面一声接一声地吆喝着：“河南侉子——”、“陕西愣娃——”，气得他们好一顿呵斥、追打。可是等他们刚一转身，小伙伴们又喊叫着撵了过去，盛怒之下他们就又骂骂咧咧地追了过来，小伙伴们立马作鸟兽散，没奈何他们只能摇着头，嘴里还不停地用我们似懂非懂的方言嘟囔着走掉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年纪小性情顽皮，只是觉得那样开心而已，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恶意。

当年，每当遇到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村里的男人们就喜欢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盘腿坐在热炕头上，一边喝着“钢沫子”茶，一边扑哧扑哧地吸着老旱烟，前三皇后五帝，东家长西家短地拉闲话。女人们则手里拿着针线活坐在灶火里，说着属于她们的悄悄话。小伙伴们就在屋子里院落里疯跑笑闹做游戏，玩累了就趴在炕沿上听大人们说话，至此我才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言谈中，逐渐了解了这些外来户的历史。原来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大堤，河南当地遭受严重的洪灾，很多家庭妻离子散、无家可归，这才携家带口逃荒来到甘肃地界谋生的。而那些陕西人多半是手艺人，他们辗转来泾川游乡串街进而落户在本地的。

从此，他们大多定居在此（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也有部分家庭迁回原籍），繁衍生息、娶媳嫁女，与当地的人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年后，除了老一辈的人们口音不同之外，他们的家庭逐渐融入了当地村落的生活，实实在在成了地地道道的泾川人。

说起外乡人，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情和梦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我年龄还小，初次见到那些打扮得很洋气，说着“洋话”（我们农村对普通话的俗称）知识青年，满眼都是新奇，却又觉得和他们离得很远，不敢和他们接触。每天一有空就和小伙伴们结伙去“知识青年点”，从门缝里偷偷的往里瞄去，只见那砖瓦房白白的墙，亮晶晶的玻璃窗，以及那载歌载舞的知识青年，心情真是激动极了。多么想和他们相处，听他们唱歌，跟着他们学跳舞啊！后来，慢慢地混熟了，知识青年们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逗我们玩，给我们吃洋糖，那些漂亮的大姐姐还领着我们做游戏，教我们唱革命歌曲。有时我们往往高兴的忘了回家，最后在家长的一声声召唤声中，我们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有的知识青年来自上海，他们说话总是带着浓浓的乡音，说话总是用舌尖软绵绵地发音，我们当地人就戏称他们“上海鸭子”。还有的来自兰州，说话总带着碗碗腔，爱卷着舌头，人们就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兰州砂锅子”。当然这些“雅号”，只是我们背地里叫的，当人面是不能叫的。有时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了，是上海人就叫“上海鸭子”，是兰州人就叫“兰州砂锅子”。虽不文明，却是实无恶意，只是带着一种戏谑的口吻罢了。

最有趣的还是知识青年在各家各户吃派饭。上海人习惯吃米饭，不会吃我们北方的细长面，可真难为他们了。饭一端上来，他们就满把子紧紧地攥住筷子，将面条一圈一圈缠在筷子上，然后用嘴咬，这样一来，吃的吃进去了，咬断的就断成节节又掉进碗里，好大一会还吃不完一碗面。看着他们那笨拙而有趣的姿势，真惹人忍俊不禁。家里的大人就给她们示范握筷子吸面条，可往往面没吃上就呛得饭渣子喷得到处都是，无奈只得随他们怎么去吃了。还有的人没见过我们压饸洛面，就抢着要压，结果他不知道用手撑着，直接用胸膛去压，没想到把肋骨给压断了。说实话，当年的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实在是受罪了。要说收获，那就是他们亲身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艰辛，体会到过日子还真是真不容易。

几十年后，有的知识青年很有心，还和家人一块回访当年曾经给过他照顾和帮助的人们，相隔久远的团聚真是令人感慨良多。在这里，我要感叹：岁月无情，人有情啊！

——2013年6月21日夜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