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的记忆

自行车的记忆

看到大街上两旁不少地方停放着绿色的“公共自行车”，上下班交通高峰时，慢车道上自行车流像春水一般向前涌动，让我想起记忆中的自行车。

我第一次见到自行车是1952年，那时候我家开着中药 铺，父亲聘请一位姓沈的老中医来店里坐堂行医。每当他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的时候，随着“叮呤呤”的自行车铃声，集上的孩子像看稀奇一样跟着自行车的后面跑。据说这辆自行车还是日本鬼子投降时，我军缴获的战利品，自行车的大杠上还印着日文。所以街上人都叫自行车为“洋车子”，沈老先生对这辆自行车极其爱惜，任何人骑他都不借。我用手摸摸，他就跑过来说：“别摸，别摸，小心砸着你。”

六七十年代，乡下还很少有自行车，谁家有辆自行车，都金贵得像宝贝似的，车杠用花花绿绿的布条子缠得紧紧的，不骑的时候，用被单子罩起来，防止灰尘落上去。

那时候姑娘出嫁，对婆家要求的“彩礼”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为“三转”，收音机为“一响”）。婆家若拿不出这三样“彩礼”，姑娘就不答应出嫁。而那时买这“三转一响”必须有“工业券”，乡下人上哪能弄到“工业券”呢，只有托亲戚靠朋友，费尽周折，才能买到。那时买“三转一响”比现在盖三层楼还难。

我学会骑自行车还是1968年到部队以后，我在团报道组写新闻报道，机关里有一辆旧自行车，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学会骑了。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到城郊锥子山采访，采访回来的路上，有一条下山的路，长约200多米，看上去不太陡。由于我刚学会骑车，没有山地骑自行车的经验，加上刹车失灵，骑上自行车就像骑上一只老虎。下滑的动力使自行车越骑越快，飞一样往前跑，我慌了手脚，前面不远处就是几十位用板车拉石块的农民，排成长龙。由于是下坡，为了防止小板车自行下滑，拉石块的农民都是用肩膀抗着车把，倒着走，一点一点往下移。我若再往前冲，撞到小板车的石头上，不仅我自己可能撞伤，还可能伤及拉石块的农民，更可怕的是，不但会伤及一位农民，甚至产生“诺骨牌效应”，一辆接一辆的往下撞，后果不堪设想。自行车飞快地向前跑，一时下不来，我急中生智，将自行车头向路边一拐，摔倒在路旁的沟里，幸运的是，我只是胳膊上蹭破一块皮。自行车前轮撞成麻花状，这时离拉板车的农民只有两米多远。自行车没法骑了，半山坡上又没有修自行车的，我只能让自行车骑我，扛着自行车走了四五里路，才遇到一个修车铺，将自行车修好。

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传染病医院。我家住在阜阳纺织厂。那时候，传染病医院地处城郊，不通公共汽车。我家也没有自行车，只有步行。为了按时上班，我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往传染病院走。有时候家务事枕误了，我就小跑着去上班。同办公室的陈干事，看我跑得浑身是汗，劝我说：“老闫，地方不同于部队，上班早一会儿晚一会儿没什么关系，你家离这儿又那么远，可以晚一会儿来。”可是在部队养成的遵守制度的习惯改变不了，每天还是跑着去上班。三个月后，我的体重减轻了5公斤。

后来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我用转业安置费（460元）剩下的160元，买了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这样一来，上下班不用步行了。1980年6月，我调到阜阳日报社工作，我骑着这辆自行车下农村，进工厂，跑机关，到处采访，先后采写了3000多篇稿件，这辆自行车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1989年，当这辆自行车骑了二十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飞鸽伴我二十年》，表达我对这辆自行车的珍惜之情。

自行车承载着我的感情记忆，也承载着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