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评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壬辰岁末，《共识网》发表了由读者推荐的茅于轼新作《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原文网址附后）。推荐者还特地为此文加了一个按语说明：“2012年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出版重磅新书《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一文即这本重磅新书的精彩内容选刊”。既然是如此非同凡响的一篇大作，那就不妨让我们来领教一番，看看其中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精彩内容”？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该文立论标题中的“中国人”，应该是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集合概念。作者一面忧心忡忡地说，时下“中国人有怨气， 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政府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面又赞赏有加地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这前后一正一反自相矛盾的两种说法，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既然改革的三十年，人人都丰衣足食、享有自由，且国家也经济繁荣、政治进步。请问，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中少见”的太平盛世的中国人，他们的“怨气”又从何而来？笔者以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中国人或一部分中国人才会有怨气，作者的立论才能成立。其一，作者所赞赏的改革成就言过其实，忽悠中国人；其二，作者所谓的“中国人的怨气”，只能代表包括作者在内的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中国人另作别论的“怨气”。否则，茅文的立论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假命题，就是作者强加给所有中国人的“怨气”，就是对三十年改革成就的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除此之外，还能作怎样的解释呢？

既然作者连立论的前提都不能成立，全文的论证则必然是徒劳的无本之木。至于作者混淆是非、一褒一贬地以三十年改革的成就否定改革前三十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谬论，就更不值一驳了。但是，对于作者诬称“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这一毫无根据的无耻谰言，不能不多说几句予以驳斥澄清。其言肆意攻击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恶毒诬蔑建党立国的人民领袖，特别是把帝国主义列强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疯狂的军事威胁，说成是我们的“闭关锁国”，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即便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妄图通过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孤立扼杀新中国的严峻形势下，我们仍然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团结和支援第三世界贫穷落后的国家，排除种种干扰加入联合国，彻底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新中国的威胁封锁，跨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自1949年至1976年，我国已与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的11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仅文革期间就有61个国家与华建交。这一切，难道就是茅于轼说的“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吗？！

让我们再回到作者津津乐道的“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这个话题上来，且看作者给出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尽管作者也似乎底气不足地置疑说，“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既然连自己也说不清楚，那就不要说，可是作者还是欲罢不能地说了。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人有“怨气”，就目前的社情民意而言，老百姓最为怨恨的是官场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这几乎已经形成社会公识。可是，茅于轼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茅一会儿翻手为云地说，“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为世界首屈一指，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谁也比不上我们”；一会儿又覆手为雨地说，“中国的政府是一个不主持正义、不讲理的政府”，“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个“陷入危险”的社会里，一个“不讲理、不主持正义” 的政党和政府，竟然能领导人民“彻底改变了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可见，这位号称“经济学家”的思维逻辑已经混乱到何种程度！更加令读者失望的是，作者口口声声指责中国政府不讲理，可是他在自己的奇文中讲了半天，也没有讲出个令人信服的道理来。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作者一面信口雌黄地指责我们的党和政府“不讲理、不主持正义”，一面仍不失时机地大放厥词，大肆攻击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说：“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不讲道理凭武力解决问题。不光是毛泽东迷信武力，中国有这个传统，中国从来就没有‘共和’过，有的只是打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秀才碰着兵，有理讲不清。到现在，党的总书记必须兼任军委主席，要管军队，因为最后不是靠讲理，还是靠武力解决问题”。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论，全然背离历史条件，无视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实际，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为历史上被人民推翻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政权鸣冤叫屈。这就是被某些人吹捧得神乎其神的茅于轼“重磅新书的精彩内容”。面对如此猖狂的反攻倒算，作为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还能置若罔闻、沉默不语吗？！

中国民怨的根源究竟何在？其实，上述作者的“直感”还不是他想要说的最终答案。于是，作者便以一个救世主的面貌出现，声称“这样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那么，作者最后为我们找到的是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有道是，“图穷匕首见”。作者行文至此，终于露出他的最终答案的端倪。接着，便在文章结尾毫无掩饰地说：“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至此，作者真正想要说的中国民怨的根源已清晰可见，于是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自称极右派的阶级本性也暴露无遗。原来，茅于轼重弹 “普世价值”老调，煞费苦心找到的消除民怨的“灵丹妙药”，就是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民怨也就没有了”，否则就是不符合“普世价值”。

然而，让茅于轼大失所望的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不信这个邪，就是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就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强鼎立”和“两院制”、不搞直选国家领导人，因此，以茅于轼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中国人，必然会产生一股挥之不去的“怨气”，这是不足为怪的。再说，难道实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模式，“社会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倘若果真如此，又何以解释实行英国民主的印度，发展不如中国；何以解释移植美国民主的菲律宾，百年动乱不已；尤其是何以解释号称自由、民主、人权完美无缺的美国，历来罢工风潮不断、凶杀案件频发，年前又在华尔街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9%的劳工阶级反对1%官僚资本统治集团的斗争。请问，这些实行全民投票、信奉“普世价值”的国家，为什么社会反而不稳定？为什么老百姓反而有怨气？事实胜于雄辩，茅于轼的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模式万能论，必将在雄辩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综上所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依据得出这样的结论：茅于轼声称的“中国人的怨气”，说白了，其实就是他自己及其所代表的一伙居心叵测的“中国人“，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耿耿于怀的“怨气”；就是他们妄图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兜售子虚乌有、自欺欺人的普世价值，推行西方政治模式难以得逞而恼怒无奈的闷气。

【附】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原文网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izf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