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革命岂能否定 英雄人物不容诋毁

暴力革命岂能否定 英雄人物不容诋毁

——再评贺卫方《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偶而在强国博客拜读了汝春博友撰写的《贺卫方将“样板戏”比之为“纳粹文学”折射了什么》的评论。文章强调，贺文的主旨不在于按“题”索骥地探讨“样板戏”该不该进中小学课堂的问题，也不在于如何看待“样板戏”的问题，而是直接关乎如何看待“样板戏”所反映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革命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的暴力革命，以及如何看待战争年代的英雄人物的问题。对于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贺文所持的观点确实令人不能苟同。有道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笔者也想谈谈对贺文主要论点的一些不同看法。

事情缘起于教育部决定在中小学音乐课中加入15首京剧唱段，其中有9首来自“样板戏”，而贺卫方却极力反对教育部的这个举措，他认为，“让中小学生浸淫在样板戏的音乐和唱词里，实在是一种危险的选择”，而只能作为反面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让学生看清作品中包含着怎样的“坏精神”。因而，贺文便言辞激烈地抨击诞生于文革期间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是“恶之花”，是“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和极端化思维”，是“相当病态的坏精神作品”，是“对历史事实的公然歪曲”，而如今“样板戏”唱段进入中小学课堂，是“文革回潮”云云，并把“样板戏”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诬蔑为“违反友爱、正直、节制、和谐等传统美德的罪恶形象”。如果不是眼前的白纸黑字，我真的不敢相信，如此荒诞而不经一驳的言论竟出于一个大学教授的手笔。我真的十分怀疑，贺教授所表述的这些观点是否就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贺文借议论“样板戏该进大学课堂”之名，皂白不分地全盘否定“样板戏”的革命题材，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大肆诋毁革命英雄人物。其次，应该严格区别的是，文革期间创作的八个“样板戏”所反映的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暴力革命，绝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剧中的主要革命英雄人物的原型，也不等于当时按照“三突出”和“高大全”创作原则塑造的舞台人物艺术形象。而贺文却对这两个方面未予区别对待，倒是暴露了作者本人先入为主的“极端化思维方式”，错误地认为“样板戏”反映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就是“四人帮”一伙倡导的“打砸抢”暴力行动；“样板戏”所歌颂的革命英雄人物，就是凭空捏造的“罪恶形象”。贺教授如此信口雌黄，才是对“样板戏”所反映的革命历史事实的“公然歪曲”！

显然，贺文所猛烈抨击的所谓“罪恶的形象”，无疑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中涌现的，如“样板戏”歌颂的杨子荣、郭建光、洪常清、李玉和、韩英、杨育才等英雄人物。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贺教授作为一个在新中国红旗下成长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革命英雄人物有如此刻骨的仇恨？我想，作为一个知书达理的教授，不会不知道“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个基本革命道理吧。殊不知，如果没有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如果没有在战争年代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能有我们今天的新中国吗？能有作为新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贺卫方吗？贺教授全然不知自己从何而来，竟忘乎所以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程度！

数典忘祖的贺教授，将革命的暴力视为违反人性的洪水猛兽，将革命先烈污蔑为违反“友爱、正直、节制、和谐”的“罪恶形象”，这是典型的以我们党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方针政策，否定党在历史上的方针政策；用当今的和平发展和安定和谐，否定历史上的革命暴力，置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常识于不顾，实乃无知到可悲可叹的地步！

其实，贺某人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奇谈怪论，是国际共运史上早已被马恩等革命导师批驳得体无完肤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陈词滥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归纳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说时，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是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豪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恩格斯说：“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恩格斯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有历史意义的评价，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颂扬。而贺卫方却竭力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并诋毁为革命而献身的英雄人物，充其量是一个“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跳梁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