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落榜生自杀事件频发的缘由何在？

一年一度的2013年高考已然过去，然而它却照例给金榜题名的考生留下了眉飞色舞的欣喜，给名落孙山的考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沮丧。特别是个别落榜生轻生自杀的事件，更给他们的家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同时也给我们教育界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警示！

据近日华西都市报报道，一位20岁的四川崇州女孩为出人头地、回报父母，在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选择了复读。今年，复读了一年的她再次应考，距理科三本线仍有6分差距。在得知这个成绩后，她留下遗书，选择了割腕、喝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接着，人民网于6月28日又相继爆出一条更为令人震惊的新闻：湖北公安县埠河镇群力村一农户，因女儿今年高考失利，其父竟几次欲投河轻生，其母也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另据报道，2011年山东菏泽市巨野县21岁女生张某复读后高考落榜喝农药自杀。2007年，22岁的东北女孩赵某高考落榜后，在情绪不稳的情况下跳桥自杀。此类悲剧，几乎每年高考过后时有发生。

上述悲剧虽然只是在一小部分高考落榜生中发生的个案，但其绝对数却是令人震惊的。特别是导致这些个案发生的缘由，则是更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有人认为，我国多年久盛不衰的应试教育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是致使一些落榜生自杀丧命的罪魁祸首。此见虽不无道理，但未免尚有片面过激之嫌。落榜生自杀虽与应试教育的高考制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然而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否则又何以解释，为什么多起高考落榜生自杀事件会密集发生在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而不是发生在同样推行应试教育和高考制度的1966年前十七年？更何况，那时候我国高校尚未实行扩招，应考生的录取率比如今要低得多，却反而难得听说有高考落榜生自杀事件的发生。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高考制度本身，而在于如何看待这个制度的舆论导向，在于如何对考生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应试教育下的高考制度未必一定会导致落榜生自寻短见，如今高考落榜生自杀事件频发，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现行的高考制度。

笔者以为，自恢复高考后的这些年来，之所以会频繁发生落榜生自杀事件，除了当事人的主观原因外，直接导致此类悲剧发生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和家庭对孩子进行前途教育的狭隘极端，二是社会媒体对莘莘学子应如何看待高考的舆论误导。

曾记得，在文革前推行中高考制度的年代，各级各类学校都普遍注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且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初高中毕业生的前途教育，更是注重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升学考试，胸怀无条件服从国家需要，愉快接受国家挑选的“一颗红心”，做好力争金榜题名，落榜则另辟蹊径的“两种准备”。当时，考生家长、社会各方和所有媒体，也都不约而同地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做好相关的舆论宣传工作，引导考生牢固树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条条大路通罗马，是金子终会发光的价值观念。正因为那时的考生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社会舆论对他们的熏陶，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能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中高考，即便落榜不第，也不至于走上自寻短见的不归之路，更不可能发生孩子高考落榜，其父母也绝望自杀的悲剧。

然而，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在教育产业化、知识商品化的大背景下，教育界重才轻德、智育第一、分数至上、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风盛行，唯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沉滓泛起，且愈演愈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甚至把升学率高低作为考查学校教育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因而从教师到家长，几乎都认为上大学是唯一的成才之路，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一步。乃至社会各类媒体也推波助澜地鼓噪什么“考不上大学就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失去了镀金深造的机会”。诸如此类危言耸听、误人子弟的异端偏见，人为地制造了过度紧张的高考气氛。于是乎，校内外的高复班遍地开花，书店里五花八门的高考复习资料层出不穷，甚至还跟风打出“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广告语，以最终达到盈利的目的。不少家长甚至不惜重金聘请家教上门辅导孩子备考，并对孩子施加种种压力，要求孩子不遗余力地应对高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殊不知，国家、学校、家庭、社会如此这般看待高考的得失，将会对那些缺乏挫折磨砺，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考生产生多么巨大的压力。因而笔者以为，这类落榜生自杀事件的发生既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

君不闻，一位高考落榜的女孩跳楼自杀后，家人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一封遗书，上面写着“女儿没有考上大学，真的没有脸再见到亲人和朋友”的遗言。这是何等令人震撼、发人深省的遗言！与其说这是一位高考落榜女孩与世诀别的遗言，还不如说是一名无辜的受害者对唯有读书高的应试教育制度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