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

我已记不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记忆就像田里的韭菜，割掉一茬又会生出一茬。我静静地坐在摇椅上，摇呀摇呀，慢慢的又摇回了我的记忆。是酸涩、是苦难、又是一份疼爱。

我不记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也不记得那是什么年代，只是恍恍惚惚中记得那样的一个插曲。

小叔，父亲的弟弟，和我年龄相仿，但我一直把他当成哥哥来看。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毛主席头像的徽章，我们也不例外。记得东院大娘家的姑爷，可能是个能耐人，或是毛主席亲自赠送的或是省里领导的嘉奖，反正是有一个。说来也滑稽的很，年过古稀的老者，尽像个孩童一般，非要捧着睡不可，一刻都不能离开身边。

这话又说回来，那时我也就八九岁，村子里来了一大群人，说是领导要来审查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审查了什么，反正一群我们这么大的孩子都跟在了他们的屁股后面。每一个人都生的油光粉滑的，恨不得咬一口来解解馋。他们绕了一圈，最后落在生产队的油棚里驻了足。一个胖胖的领导用提子打了一提豆油，又倒了回去，让每个人都死死的盯着油汁的滴落与滴答的响声。领导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油窖，又低头看了看胸前的徽章，不错，那个胖胖的领导胸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毛主席徽章。领导拿起了一个盛粥的小瓢，舀了一瓢豆油，打趣的说道，“谁能喝掉这一瓢豆油，这徽章便是他的”。每个人都越越而试，可又害怕这一瓢豆油下了肚，害的病痛，都蔫了下来。小叔见没人去，自告奋勇的去了领导身旁，一股脑的喝下了豆油，还不忘舔了舔嘴边。当然可想而知，小叔得到了徽章，也害上了滑肠的病，足足二个月才食得粥水。

在那个年代，甭说食到油了，就连这山里的打来的野鸡野兔都瘦得跟麻秸杆似的。当然小叔不是嘴馋，就是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徽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们就是个孩子，诚挚、向往、苦难中自寻其乐。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茬刚刚割下的韭菜，新的一茬才刚刚露头，我的记忆也随着下面的事迹，变得开始波动起来。

那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或许那个时候我才刚刚记事。那是改革开放前期的时候，很穷，家家户户穷的叮当作响，也就只有这逢年过节吃得一顿玉米面的窝头。

那个时候我家里一共五口人，奶奶、父亲、母亲、还有小叔。母亲每天都会在我们睡醒的时候把饭做好，尽管只是每人一碗野菜或是稀粥，这也是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最开心的时候。母亲总会在稀粥盛好后，背着我们去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取来一个小壶，用筷子伸进壶里，把里面的液体滴在碗上。没错，那就是油。

母亲分配的很是公道，奶奶一滴油，因为是长者。父亲一滴油，因为父亲还要去田里干活。母亲自己也是一滴油，因为也要陪同父亲去田里。我和小叔当然什么也没有。但是母亲总会把自己碗里的那滴油打散，再把油花分给我和小叔。等到分配完善后，母亲则会悄悄地又把这油壶藏了起来，生怕我和小叔把它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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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好歹不用再吃杂草野菜了。这往碗里滴油的工具也从筷子演变成了“油钩子”。或许很少会有人知道这“油钩子”的样子，其实就是一根筷子粗细的铁棍，把一头砸扁，用来盛油的器皿。那个时候我和小叔已经十一二岁了，虽然干不了什么重活，但至少也能在生产队每天挣得半分了。母亲见我们两个也能够为家里分担些负担了，也就不再打散自己碗里的油，而是往每个人的碗里注上满满的一钩子油。尽管生产队的工作很累很厌烦，但一想到这满满的一钩子油，我和小叔就早已把一切抛到了脑后，尽情的品尝着美味。不过老规矩没有改变，母亲依旧是背着我和小叔把油壶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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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清晰的记得那是一九五二年的七月初七，我生日的前一天。父亲近些日子去山里打了很多的大牲畜，扒了皮晾了肉干。一大早的载了满满的一车，说要去省城去卖，换了钱置办年货。临走时还不停的嘱咐我和小叔在家要听话，回来时给我们买礼物。就这样，父亲走了，一去就很久也没有回来。邻家的大娘说是父亲卖山货挣了大钱，不要我们了。我和小叔跑回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们他们都是骗子，逗我们玩呢。但我和小叔依然能看到母亲眼里闪动的泪花。

年根的夜很长也很冷，窗户外面下起了大雪，北风凛冽的呼啸着，就像母亲此刻的心情一样。我和小叔蜷缩在炕上，冻得瑟瑟发抖。不一会就听到了门外“铛铛铛”的叩门声。母亲下了地，去开门看看是谁。“吱嘎”一声门开了，就在门开的一瞬间，我和小叔听见了母亲的哭声，我们也顾不得穿鞋就跑了出去。没错，父亲回来了，父亲真的回来了。

母亲紧忙的去烧了热水，给父亲泡脚。原来父亲看省城的价钱太低了，就跑去了省城外的省城，由于没了捎脚的车辆，只好推着车，徒步去了，来回往返足足去了三个月的光景。父亲给了我和小叔一包东西，我们打开时是那样的兴奋，小叔的是五本书，分别是《大学》《中庸》和四本《林易》，而我的是一条崭新的红头绳。我们都像是得了宝贝一样，在那里坐立不安，怕让人抢了似的，直让父亲笑我们没出息。父亲最后交给了母亲一个坛子，母亲打开看了一眼，依然是悄悄地背着我们藏了起来。我和小叔都不用想，一定是油。当然父亲的礼物已经超出了油的价值，毕竟我们俩还是孩子，只顾得这些身外之物带来的喜悦。也巧的很，正是那年开春，村里来了盗贼，家家户户洗劫的一干二净。当然也没什么值钱的的物件，只有这油才是最金贵的。那一年的油价是九毛二一市斤外带两张油票，很少有人家买很多，因为钱和油票都是稀缺货。家家户户怨声载道，都在骂这该死的贼人。然而我家却没有那么不走运，父亲去省城买了满满的一坛子，又让母亲藏得严严实实的，才没有被那贼人洗劫。后来等我长大后，再去老宅寻找母亲藏油的地方，仍旧是没有找到，或许太长时间招不到人气，这藏油的地方已经塌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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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四人帮粉碎了。街里的人哭的哭笑的笑，到处张贴横幅，就好像让大仙儿附了体一样。我和小叔也被挤在人流当中，附和着。就在当天晚上，家家户户都开起了小灶，弄两个小炒，再喝上一盅。我家也不例外，母亲素炒了一道松菇和一道黄花菜。小叔在炕上陪着父亲喝酒，我则是坐在灶前往里面加柴。母亲盛了一撇子油，倒在了锅里，“刺啦啦”的煸炒声和菜香味，让灶前的我馋的口水直流。这不一会的功夫，我们一家四口就围在了桌前小酌了起来。

或许你会问这“撇子”是什么东西，其实它就是“油钩子”的演变。用碗底大的铁片，焊在“油钩子”上，则就成了刚才的“油撇子”了。那个时候正好解散生产队，家家户户有了田有了地，富裕的人家也养上几头大肥猪。这日子过好了，油也够吃了，就换了大点的器皿，改进了“油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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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父亲母亲都已经仙逝了，我和小叔也有了各自的家，各自的子女和各自的孙儿。日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苦了，出了门便是超市，各样的蔬菜也已经没有了季节的约束。每到过年的时候，孙女便会到我家来给我做她最拿手的炸丸子。味道还是很好的，但看着她的做法我的心很是不好受。满满的一桶油，咕嘟咕嘟的就往锅里倒，看着我是那样的心疼。可能是我老了，已经无法再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了。又或许是，我对“油钩子”“油撇子”的记忆仍然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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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就像田里的韭菜，割掉一茬又长出了一茬。有的长得很慢、有的长得很快、也有的已不再成长，因为它死去了。这记忆就像韭菜，回忆得快忘却的也快，要想好好的把它记下来，我想也只有留传。无论是好的、是坏的、是酸涩的，还是苦难的，都好好好的留传下去。

让故事勾勒记忆，让记忆存活在心田。或许这就是我最美好的回忆，尽管它很苦、很涩，但它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麻烦各位，别光看，给点评价行吗？还有《雨疏，风未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