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

（一）朦胧的爱

打开电脑，鼠标就像一个向导，带着她进入了一个大千世界，逡巡在网络的大街小巷里，寻觅着那五光十色的风景。曲文慧照例地先把下载的音乐点开，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那低回沉重的乐曲悠悠响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当全国一派热火朝天大跃进、大炼钢铁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竟然产生这样悠扬凄楚的曲子，简直不可思议，曲作者何占豪、陈钢当时是两个在校的上海音乐学院名不见经传的学生，乐曲能流传至今，历久不衰，足以说明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其本身的魅力。文慧总喜欢在轻轻的乐曲的伴奏中开始网上之旅，和她单纯欣赏音乐时的心境不同，上网时，她总是喜欢把音乐当作一种气氛，看一些轻松有趣的文章和视频，一天劳累之后应该是放松和消遣。突然，新浪网上“暴力抗法，北京城管以身殉职”一条黑体大字标题映入眼中，点开内容，是报道北京市海淀区的城管大队在取缔无照小商小贩的执法中，副队长被抗法的小贩用匕首刺中咽喉，抢救无效身亡。他不想看这类带有血腥内容的报道，随即换到了别的网页。她害怕血，别说是人血，就是看到牛羊肉汤锅旁的街道上被屠宰的牛羊的尸体，她都会浑身觳觫，她像吃斋念佛的人一样，从不吃肉。那是来至于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三岁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父亲捉住家里的一只大公鸡，用刀往鸡的脖子上一抹，鲜红的血像流水一样流到了地上的一个大黑碗里，当几乎断掉了头的大公鸡被抛在地上的时候，那只鸡竟然耷拉着仍在流血的头，在院子里跑了两圈，而后突然倒地，不停地在地上扑棱起来，小文慧吓得大哭，一连几天地在半夜里惊悸，从此她一看到餐桌上的肉菜，就会联想起爸爸杀鸡的场景，就会呕吐。

下午下班以后，文慧顺便到一家超市里为丈夫和女儿购买皮质拖鞋、手套、袜子以及晚餐用的各种蔬菜，这类小商品采购的事，都是文慧经常做的功课，也是一种乐趣。文慧是市里一所重点中学里的语文教师，已有十二年的教龄，是教研组长，在全市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曾在市里的电视台的教育频道上作过语文教学的经验报告。丈夫陈雨林是一名外科医生，是市里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是文慧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女儿媛媛九岁，在上小学三年级。回到家里，文慧下厨做饭，三下五去二，一桌丰盛的晚餐就摆满了一桌，现在的饭菜太好做了，从超市买回的都是半成品，炊具是微波炉、电磁炉、电饭锅，早已不用煤球了，除了电就是煤气、液化气。想起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她还在上小学，妈妈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下了班，赶快去捅煤炉子，再到院子里的公共水龙头下排队洗菜，一顿饭做下来，累得妈妈头昏脑涨，特别是临近中午来了乡下的客人，妈妈就更是急得头上冒火。如今妈妈已经过世，父亲也已退休。父亲是市里的一个基层工会干部，每月有一千多元的退休金，身体很好，于五年前找了一个老伴，两人互敬互爱，生活上用不着儿女们操心。比起过去，现在的日子好到天上去了，文慧很满足，她经常这样“忆苦思甜”。

饭做好了，女儿也早已放学回来，只等丈夫雨林了，这时雨林来了电话，说晚上有一个手术，晚饭有人安排，不要等他了。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事，外科医生就是这样，时间往往不能自己支配；雨林是西海市中心医院外科主任医师，是医院里出名的一把刀，好多病人家属转弯抹角地通过关系找他主刀，还经常受外单位邀请参加会诊或作学术报告，事业上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据说这次院里领导班子调整，雨林还是看好的副院长的候选人。

说起文慧与雨林的结合，还有一段故事。那时，文慧还在上小学六年级，一天，门外的人行道上有人叫卖爆米花；那是一种小商贩，有一台炸爆米花机和一个带风箱的小煤炉，人们拿了生的包谷或者大米，炸成米花以后，小贩收取手工费。文慧赶忙拿了一碗包谷，来到街上，看到已经有四五个人排成了队，小贩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小孩，他们手脚麻利，把包谷或者大米装进机器里，宁上盖子，在小煤炉里添上碎煤屑，拉动风箱，摇动那个乌黑的圆形铁制家伙，经过两分钟左右的烧烤，用锤子敲开阀门，一声巨响，机器里的包谷或大米喷吐而出，伴同着扑鼻的香气，立即变成了硕大的米花，被收集在一个布袋里。男人像是小孩的父亲，四十岁左右，一脸黝黑，头发脏乱；再看那个小孩，年龄和文慧差不多，脏兮兮的布衫上布满了被火星烧成的小洞，手指沾满煤灰，眼睛大大地；他的任务是拉风箱烧炉子和收钱，他不停地大声喊着：“一茶缸一毛钱”。

几个月之后，文慧考到了市里的一所重点初中，过了暑假，她高高兴兴地到校报名，她分在一年级三班，班里六十多个学生，男女生大致各占一半，有好多是她小学里的同学，大家散乱地坐在教室里的座位上，叽叽喳喳，像一笼刚出壳的雏鸡。班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威严地走进了讲台，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接下来是点名，老师对着花名册，要求每念出一个名字，谁就站起来，并自报毕业于那个学校，这也使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班主任一个个地念下去，同学们都按着老师的要求回答，当念到“陈雨林”这个名字的时候，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一个高个子学生占了起来，还没有等着他的回答，有好几个学生就小声地喊着：“一毛”，“一毛”，这一喊，那个被点名的学生立刻满脸通红，班主任大声呵斥着那几个多嘴的学生，而那几个人却低着头吃吃地怪笑着。文慧以为“一毛”是这位同学的小名，好奇地扭过头去看这个叫“一毛”的同学；啊！是他？不就是那个炸爆米花的男孩吗？

原来，好多学生都在这个男孩那里炸过爆米花，都认识那个喊着“一茶缸一毛钱”的男孩，于是“一毛”便成了这个男孩的绰号。他叫陈雨林，多少年后，他成了曲文慧的丈夫。陈雨林的老家在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县里的一个农村，是爷爷在六十年代带着他父亲逃荒来到西海地区一个县里，八十年代初爷爷去世，小雨林已经长到上学的年龄，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策已有松动，允许人们外出做个小生意，于是雨林就随着父亲来到城里靠炸爆米花为生，他和父亲没有城里户口，没有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到的商品供应，他们没有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腐票、布票、煤票、青菜票，他们年儿俩的口粮、副食品全靠挣得的钱去卖高价，烧火用的煤屑是父子俩每天去煤厂附近的路上，扫拉煤车上撒下的碎煤。谁知，就是这个浑身沾着煤屑的学生，竟然在期末的考试中，名列全年级第一；这一下，人们为之侧目，陈雨林这个名字就和“一毛”一样的出名了。学习好的学生自然被班主任看重，第二学期一开始就被封为了班里的学习委员。三年里，陈雨林的期末和期终考试成绩均在年级前三名以内，初中毕业的时候，又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巧的是，曲文慧也以中上等的成绩考上了这所中学，并且又和陈雨林分到了一个班级。陈雨林成了中招考试状元，引起了各方的注意，晚报上登载了记者的采访报道，介绍他的刻苦故事，并附了一张羞涩而眼神又有点忧郁的照片。到了高中，陈雨林的全面发展更显突出，他是学生会的学习委员，年级的篮球队的组织后卫，是学校广播室里的编辑；在穿着上，身上的煤屑没有了，除了那身必需的校服以外，大部分时候穿的还是初中时的那套衣裳，只是在上衣的下摆和裤子的裤脚上接长了好多，一眼就可看出，那是随着个子增高而逐步接长的衣服，一圈一圈地，就像是时髦青年爱穿的“穷相服”，只不过从做工的粗糙上知道，那不是会作针线的女人的作品。

当时，十五六岁左右的少女，对男孩子有种朦胧的好感，陈雨林成了文慧心仪的男孩，一个靠炸爆米花为生的农村小孩，竟然这么优秀，她被他的聪明才华吸引了，也对他的家世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在高三毕业考试后的一个星期天，文慧去学校取忘在班里的作业本，偶遇教导主任，老师给文慧派了一个差事，要她通知陈雨林来学校临时开个学生会委员会议，文慧只知道陈雨林住处在大马道街的一个巷子里，而不知道确切地点，于是她就直奔大马道。巷子的后面就临着市区里的一条内河，当文慧走到巷口的时候，就一眼看到陈雨林赤着膀子挽着裤腿在干涸的河道里脱坯，在那个年代人们买不起砖，垒墙盖屋大都用坯，脱的坯可以自用，也可以卖钱。文慧喊了一声，陈雨林直起腰来，满手满腿的泥巴，满脸的汗水使他感到很是不好意思，赶紧用河沟里的水洗了手腿上岸了；文慧告知来意，就随陈雨林去到他的住处。

“我知道了，回去穿了布衫就去学校，你回家吧。”陈雨林不想让文慧去到他的住处。

“今天我也没事，既然来了，就去认认门。”文慧执意要去。

陈文林为难地砸了咂嘴，只得走在前面引路，当走到巷子另一头的一个用旧木板钉成的小木屋前面，陈雨林停了下来。

这就是他的“家”，门半开着，推开门，陈雨林喊了一声：“伯”；乡里人都把父亲喊“伯”。

里面应了一声：“回来了？”

“我的同学来了”，好像是给父亲传递一种信息，要里面准备一下。

“啊，啊。”里面的带着惊慌声音

实际上门已洞开，屋内一览无余，在十多平米的面积里，一张三尺多宽的床占据了不少地方，床上那发黄的席子上，凌乱地放着一个薄被和几件衣服；地上放满了东西，废纸箱，旧报纸，酒瓶，塑料袋，显然是收来的废品。一个黑乎乎的圆形家伙和一个风箱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那不正是文慧极为熟悉的炸爆米花的工具吗？文慧忽然想起了老师在讲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里说到的一个词：“家徒四壁”；意思是，家里穷到除了有四堵墙壁以外，什么也没有。

屋子里的老人正佝偻着身子缝补一件衣服，听见儿子的喊声，慌忙地站起来，手里还拿着针线，满脸窘迫，这时，文慧才联想到陈雨林身上那一圈圈接起来的衣服，就是他父亲的作品。仔细端详，正是那个当年手脚麻利地炸爆米花的中年人，几年之后的今天，已是满林皱纹，有点老态龙钟了。

“坐，坐！”老人忙不迭地给文慧让坐，其实屋子里哪有椅子或凳子啊，满地上都是杂物，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正是这一次偶然的找来，文慧才知道陈雨林的身世。他的籍贯是河南信阳地区的罗山县，世代为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那个大饥馑的年代，爷爷带着当时只有九岁的父亲逃到西海地区的一个县的一个村子里，定居下来，后来国家经济形势有些恢复，因为老家的几个亲人都在大饥荒的时候饿死了，也就没有回去居住，只是回到大队里办了个贫农成份的证明，在县里安了个户口，之后又开出了两亩生荒地，从此小雨林就和父亲、爷爷相依为命；改革开放后，父亲就以炸苞米花为业，带着雨林走街串巷。陈雨林的爷爷和奶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那场大饥荒中奶奶浮肿而死，父亲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在家挣工分，来到这里以后仍因家里太穷娶不起女人，一直到三十岁才娶了一个四川女子，说是娶了个女人，其实是用五十斤包谷和二十多斤粮票从这个女人的父母那里换来的，那些年，四川比河南更穷，好多四川女人为了活命，逃到河南，随便嫁个人家，只要能吃饱饭就行。谁知在陈雨林四岁那年，母亲患上了肾盂肾炎，而后转为尿毒症，医生说得要透析，可当听到一次透析的花费需几百元之后，他们选择了放弃，母亲的命运可想而知，半年过去，在不知胡乱喝了多少偏法的苦药水之后病故，父亲从此未娶，拉扯着小雨林直到能在城里作为他炸爆米花的得力帮手。

按说，陈雨林的祖辈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但他的父母却没有享受到阶级斗争年代带来的实惠，不，有过一次，那是父亲在文革期间一次去到县城为大队拉化肥，一摸头发太长，就去一家理发店理发，其实是去一家剃头铺去剃头，没想到人还真多，有四五个人在排队，可他还要赶路回家，正在他着急的时候，忽然看到理发店门口的一个牌子上写着：“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优先”，他灵机一动，走到正在干活的理发师傅前面，嗫嚅着说：“我是贫农”；看着那一身打扮，理发师傅断定这个贫农货真价实，为了表现自己的阶级觉悟，他掏出红宝书，先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贫农是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然后向着大家说：“大家等一会儿，让这位贫农同志先理好不好？看来那几个人都不是贫农，也都没说什么。这一次理发经历，是陈雨林的父亲最感荣耀的一次，最觉得实惠的一次。

从这个破烂不堪的小木屋里，飞出了一只一鸣惊人的大鸟，两个月后的高考中，陈雨林又以全市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医学院（即当今的上海医科大学）录取，学的是医疗专业。曲文慧考取了本省的一所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来到大学的前几个月里，文慧很是不适应，没有了朝夕相处的高中同学，尽是些陌生的面孔，同寝室里的同学来自各地，大多是来自省城和外地的大城市，那些同学之间好像是熟人一样，一开始就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文慧性格内向，总是难以融入这个集体，她感到孤独，她给高中时的同学写信，道说自己的怅然；写信中，除了女同学之外，她也想起了那个炸爆米花的男孩，其实在那天去到陈雨林家里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好奇和一种朦胧的好感，一个她从十二岁就认识的满脸煤屑的小男孩，后来竟然成了她六年的同班同学，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文娱和体育方面的多才多艺，和他那猛窜的个子，都惹得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荡神驰，现在，他很想给他写信，想说说自己内心的苦闷，也想知道他们学校的情况。信写得很艰难，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信纸，才写出了一页工工整整的短信，内容只是说说来到大学几个月里学习、伙食之类的情况，在信的末了，她表达了希望能得到他回信的愿望。在投入邮箱的时候，她又犹豫再三，最后下了决心把信投了进去，这时她感到自己的脸在微微发热了。

陈雨林倒是没有什么孤独感，他没有心思孤独和怅然，他正在着急他的生活费，来校时的路费除了父亲给他积攒的二百五十六元八毛五分外，学校里给他这个贫困生的救济和考上名牌大学的奖励也有二百元，这笔钱在当时也够了路费和报名费、书籍费，而交了这些费用以后，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他正在为吃饭发愁。当他从系里收发室的来信通知的小黑板上，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女生给他写信。他对这位从初中到高中的老同学太熟悉了，文饰，腼腆，美丽，在中学的几年里他们之间没有多说过几句话，仅仅是在文慧那次造访他家后送她的时候，在文慧的询问之下，他较详细地说了他的家事，那是他俩交谈最多的多一次，那也只是一问一答的交谈，全然没有什么杂念，而今天这个好看的女同学竟然给他写了封信，尽管信的内容平淡无奇，却点燃了他感情的爆竹，他长大了。

（二）局长的盛宴

陈雨林很奇怪，昨天接到初中时的老同学梁丰产的电话，邀请他明天晚上六点在政府宾馆吃饭，并说要他把别的事情搁一下，届时有车去接他；说起这位老同学，陈雨林很有些不屑，自从自己回到市医院工作以来，就知道这位初中时的老同学已经在县里当上了书记，去年又从县里调回到西海市任国土资源局局长，国土资源局的原名叫土地局，那可是个众目睽睽的位置，现在不是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吗？就是政府出面收购土地，拍卖土地，得到的资金再用于建设城市；说白了，国土局就是做土地生意的，收购价格每亩只有四万左右，可拍卖出的价格，若在靠近城区的位置，现在已经达到每亩五六十万了，这种暴利使国土局富得流油，当然拍卖的钱得上缴国库，可在拍卖的环节里学问就大了，这里面的机关可不是局外人所能知道的，房地产商们的眼珠子都盯在土地上，也盯在执掌土地大权的官员身上，谁能弄到土地，谁就能一夜暴富。按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可是同学们的光荣，可据说很少有同学和他联系，每次找他，他都说太忙，慢慢地也没人找他了。陈雨林对他的不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学时一直学习很差，老挨老师的批评；再者是他既聪明又调皮，是给同学起外号的高手，陈雨林的绰号“一毛”就是他最先喊起来的；别看梁丰产学习不好，其实他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初中毕业先是考上了一所中等师范，后又考上了省内一所师范专科学中文，毕业后回到家乡的一所初中教语文，因能写会道，又被抽到乡政府搞宣传，写材料；三年之后就升任副乡长、乡长。在乡长的位置上还不到两年，因政绩突出，破格定为副县长的候选人，谁知在县人大代表大会上，又以高票当选为副县长，分管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兼抓计生工作，特别在计生工作上又打了全市的头炮，在计生工作作为国策的时候，计生工作不达标就可一票否决，他率先提出几个口号：“打出来，堕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宁可血流成河，不能多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吃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语言之鲜，力度之大，使其他几个县望尘莫及，全市的计划生育现场会就在这个县召开，梁丰产出尽了风头，接下来便是一路顺风，官运亨通，从副县长到书记，又到国土局长。虽然一个县里的书记和市里的委、局是同级，可按照惯例，那可是升任市级领导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像人事劳动、财政、土地这样的局长，基本上就是副市长的候选人了。昨天不知何故，这位老同学主动给自己打电话，邀请吃饭，这可真是赏光了。

当陈雨林被按时接到宾馆的时候，梁丰产迎上去握着他的双手，拍着他的肩膀，热情得让他很不自在；

“老同学，几年不见快想死我了”梁丰产这句话让陈雨林想起了相声演员冯巩的口头语。

“你看，也不知道我整天格瞎忙什么，这不，整天就是这类差事，不是出差就是下乡，要不就是拿脑袋当酒壶，想了好多次要和老同学聚聚，可都让这些吊鸡巴杂事给冲了，我把老同学们都得罪了，哪像你凭着一技之长，万事不求人啊。”梁丰产接着说。

梁丰产的口才是出了名的，在县里当县长或书记的时候，从不用秘书写成的稿子，自己简单地在纸上画个提纲，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三个钟头，而且风趣幽默，听他讲话就是一种享受；一次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当着全体科级以上干部讲：“我就不信，共产党连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打败了就治不住腐败，我们当干部的，别光喊什么廉政为民，要首先从管住自己嘴巴和鸡巴开始，先煞住吃喝风和腐化风。”

此言一出，众皆哗然，猛一听，这话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可又一想，说的也是大实话，接着，掌声、笑声响彻大厅，台下的女干部包括那些十几岁的女服务员们都红涨了脸；从此，梁丰产就得了个“两巴书记”的美名。

梁局长今天有两场饭局，每天的酒场成了他的负担，有些饭局是躲不掉的，这不，中午是张市长通知他陪省财政厅的刘副厅长，晚上是他出面宴请的省国土厅的万厅长，这可是他的顶头上司，他能在市国土局长这个位置上牢固不动，除了市委书记吴来之外，就赖于这位省厅的老领导，尽管中午已经喝下了至少半斤的茅台，今晚的酒也是绝对的不能少喝的。晚宴设在政府的宾馆一号楼的宴会厅，大厅里金碧辉煌，一张直径四米的圆形饭桌上有个自动的转盘，围着桌子一圈洁白的桌布上已经放好了大小酒杯、大小碟子、镶金的筷子、西餐刀叉、带包的餐巾纸、包装的香巾，餐桌上应门位置上的高脚杯里是叠成的凤凰形状的餐巾，这是东道主位置的标志，东道主位置的正对面的高脚杯里是餐巾叠成的小凤凰，这是主陪的位置。晚宴的时间定的是六点，梁局长提前一个小时就和办公室主任来到宾馆，和宾馆的餐饮部经理一起安排菜谱和座次，五点半，又去到宴会厅门口等候，一直到六点半，万厅长一行才从二号楼的住处来到宴会厅，参加今晚宴会的市国土局的一班人除了梁局长之外就是办公室的正副主任和几个科室的负责人，两方十五个人围桌而坐，梁丰产坐在东道主的位置，万厅长自然是坐在梁局长右边的主宾席；陈雨林坐在梁丰产的左手边，这是副主宾的位置。

陈雨林搞不懂今晚演的是哪出戏，是陪省里领导吧，可坐在副主宾的位置上，只可是仅次于万厅长的座次呀，显然也不是老同学的聚会，因为没有其他的同学参加。几个凉菜上来之后，女服务员就把每人面前的酒杯里斟满了酒，陈雨林看了一下酒瓶，知道是名酒“酒鬼”，这个酒正在流行，价格不菲。这时梁丰产站起来说：“今天我不作祝酒辞，因为，万市长回到我市，就是回到了家里，所以这个接风宴既是工作宴也是咱们的家宴，既是家宴我们也就熟不拘礼，今天放开，一醉方休，我可领教过万厅长的海量，哈哈，不过我可有点不服，我一会儿要和万厅长多碰几杯啊；大家和万厅长怎样碰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万厅长笑着说：“小梁你可真会煽动群众斗群众，我现在血压高，随身都带着药片，你要是把我灌倒了，可防着我讹你”。梁丰产说：“大家都知道，在酒场上有几种人不可忽视：头发辫儿，红脸蛋儿，带药片儿；女同志不可忽视，喝酒上脸的不可忽视，说有病带着药片儿的不可忽视，有一次在酒桌上我和一位女士碰杯，起初她硬是说不会喝酒，我连喝三杯，人家才勉强喝下一杯，谁知，她说再和我碰几杯，我心想，你可别嚣张，提出要碰就碰二十杯，大家一致叫好，那个女的说，别浪费时间，干脆用大杯子碰，接着就先倒了个满杯，咕咕咚咚喝下去了，就这样，她喝一杯，我喝一杯，几杯酒下肚，我可出溜到桌子下面了，第二天听说那个女的面不改色，谈笑自若。我的妈呀，我真是服了，现在万厅长拿出药片儿，大家可别被万厅长给蒙了呀。现在按照程序，我们共同先喝起第一杯。”梁丰产带头把酒喝下，并且检查大家吧杯中的酒都要喝干；陈雨林可有点作难，他平时不喝酒，在这种场合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只饮下半杯，梁丰产可不依，说：“老同学，这前三杯是必须喝起的，以后的政策可以放宽”，无奈，陈雨林只得把酒喝干。趁此，梁丰产把陈雨林向大家介绍了一番：“我这个老同学可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是市中心医院的第一把刀，开肠破肚、器官移植、割头换项、整容变性样样精通，在你的脸上随便划几刀，就能把你变成妙龄美女”。梁丰产的幽默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一下子就使酒场的气氛活跃了起来。酒过三巡，服务员上来了第一道热菜，在每人面前端上一个带盖儿的小泡碗儿，泡碗坐在一个固体酒精的加热器上，服务员每上一道菜都要给客人报上菜名，这个小泡碗的菜名是“红烧大鲍翅”，陈雨林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坐过不少高档宴席，也吃过鱼翅汤，可还没有见过什么“大鲍翅”，尝过一口，果然鲜滑嫩香，非一般鱼翅汤可比；接下来服务小姐给每人送上一碟晶莹剔透的卷形胶质肉条，服务员报的菜名是“驴冲”，这时梁丰产指着这个菜说：“各位，这道菜是宾馆推出的新菜，可不是过去吃的“牛鞭”，它有着神奇的药用功效，要是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要是女人吃了呢？男人受不了，要是俩人都吃了呢，床又受不了。”大家听过梁丰产的介绍，都大笑起来，万厅长笑着说：“看来小梁是深有体会呀”

服务生端上来一个特大盘子，在上菜窗口递给女服务员，菜的上面覆盖着一幅红绸，待放到大转盘的中央以后，走到万厅长旁边，递给万厅长一双特长的红木筷子，梁丰产走到万厅长面前笑着说，这可是我们宾馆刚刚引进的大菜，请万厅长揭彩，万厅长很熟练地把红绸挑起，啊，盘里卧着一只外皮焦黄、油光可鉴的小猪，小猪的眼睛是两只鲜红的樱桃。人们都知道这道大菜叫“烤乳猪”，这时走进一位头戴白帽的老厨师，专一给客人们介绍：乳猪选的是刚满两个月的瘦肉型猪，经过去脏、清洗、淋干、涂料、上油在炭火炉里烘烤而成，是广州的名菜，早在西周时期，这个已被列为八珍之一，那时叫做“炮豚”，清康熙年间，“烤乳猪”是宫廷名菜，是满汉全席的一道主菜，特点是皮脆肉嫩，香而不腻，请领导们慢慢品尝。服务小姐给万厅长端起酒杯，就象是平时请主宾喝鱼头酒那样，请万厅长一连喝了六杯。这时，厨师当众把乳猪片成薄片，服务员在每人面前送上几小碟调料，万厅长首先夹菜后，众人一起品尝，赞口不绝。

第四道菜又是一个小泡碗，里面盛的是带着汤汁的半圆形的黑色光滑的肉瘤，报的菜名是：“南非八头网鲍”，陈雨林又介绍道：“这道菜可是坐飞机从南非运来的鲜鲍，比咱们的大连鲍鱼可鲜美多了，比澳洲的十头网鲍还贵的多”，陈雨林轻声问梁丰产这种鲍鱼的价格，梁丰产说，老兄你只管吃，别管价格了；旁边的服务小姐赶忙回答：“每位388元”，陈雨林听成是“38元”，就说：“这么贵呀，这一块鱼比一大盘红烧鲤鱼还贵？”小姐再次报了价格：“每位388元”，陈雨林不禁咋舌，他又问刚才那个鱼翅的价格，小姐回答：“每位268元”

这一顿饭总共上了十几道菜，全是分餐，一人一份，除了前面上的那两道大菜之外，还有“大闸蟹”、“油炸蜈蚣”、“油炸野蜂蛹”、“生鱼片”、“树秋”“辽参”等等，往日宴席上的高档菜肴如“红烧鼋鱼”、“冰糖肘子”、“清蒸鲈鱼”“红烧鳝段”统统视为过时的小菜，按梁丰产的话说：

“昔昌鱼、醉虾略输美味，

鼋鱼、鳝段稍逊风骚；

鱿鱼、海参只配家常桌上肴；

俱往矣，数高雅美餐还看今朝。”

上过三四道菜以后，梁丰产开始敬酒，他说先喝为敬，咕咚咚一下倒了一大茶杯足有二两的酒，仰脖一饮而尽，而后从万厅长那里开始敬酒，和每人又碰了一杯，万厅长也很兴奋，没有一点拘束，一连饮下了个六六大顺。下面，轮到梁丰产的下级给客人敬酒了，国土局的办公室主任走到万厅长面前，先自饮三杯，而后双手端起倒满酒的杯子笑着对万厅长说：“你是领导我是兵，你是锤子我是钉，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给领导经杯酒，领导不喝我不走。”万厅长毫不犹豫，一饮而尽。之后国土局的办公室副主任也给万厅长敬酒，对万厅长说：“风在吹，雨在下，先让领导喝一下，天上下雨地下流，领导喝酒要带头”。这时梁丰产插话：“对领导要先喝为敬”。这位办公室副主任很豪爽地连喝四杯，万厅长喝了一杯。梁丰产高兴地说：“要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能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我放心”。这时服务员上了一条鲑鱼，当然鱼头是对着万厅长的，服务员小姐拿着酒壶给万厅长敬酒说：“鱼头一对，大福大贵；鱼头一抬，升官发财；鱼头一照，吉祥来到；鱼头鱼尾，顺风顺水。”万厅长推辞不喝，梁丰产笑着说：“美女在身旁，白酒变蜜糖，这会儿喝酒脸不红，不调中央调省城。不过万厅长已经在了省城，下一步该进中央了啊”，万厅长推辞不过，喝了一杯，然后说：“酒喝得太多了，不能再喝了”。梁丰产哈哈大笑说：“万厅长，GDP可就是靠消费拉动的啊，你不喝，他不喝，酒厂的工人咋工作？你不醉，我不醉，宽宽的马路谁来睡。”众人哈哈大笑。

这时，万厅长一行中的办公室小汪起来敬酒还礼，小汪年过三十，长发披肩，是省国土厅有名的美人，他先走到梁丰产面前，先喝了一杯，而后给梁丰产敬酒，梁丰产说：“小汪是银盘大脸，高鼻子大眼，能读书能看报，会织毛衣织手套，长得很美又政治可靠。我是见了美女就心动，就是喝死也光荣，这酒我喝了”，一连喝了三杯。梁丰产的插诨打趣，风趣幽默，一下子把酒场气氛掀到了高峰。之后就是互相敬酒喝酒，大声说着平时说不出口的肺腑之言，个个兴奋异常，面红耳赤，服务员则是忙着倒酒上菜，人们都不去吃菜了，端上的菜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撤了下来，又端上新的菜肴。

陈雨林不会喝酒，盛情难却之下，也喝有足足二两。这下他可是见了大世面，他工作以来，参加过不少宴席，一桌菜一千多元的场合也是见过的，可这样豪华丰盛的宴席还是第一次参加，他心想，仅鱼翅和鲍鱼这两道菜，这十几个人就需六七千元，再加上其他菜肴和喝去的五瓶“酒鬼”下来，不会少于一万元吧。他凑到梁丰产耳边轻声地问：“这桌酒席的上万吧？”面对老同学的提问，梁丰产醉眼惺忪地轻松一笑：“小意思”。

过后，陈雨林才知道梁丰产这次特别请他参加这个宴会的目的，是要他亲自主刀为万厅长的夫人做个手术，陈雨林虽然是一个地级市的医院的医生，但名声在外，省里几个大医院想调他去，无奈市里的领导们舍不得放走这个技术尖子，几次都没走成。万厅长的夫人患的是胆囊结石，本来不是什么大手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提出要陈雨林主刀。梁丰产乐得有个讨好顶头上司的机会，于是就把陈雨林请来陪万厅长吃饭，并在万厅长面前保证这个小事包在了他的身上。

（三）五十年前的惨剧

前面提到，陈雨林和文慧是初中和高中时的同学，到大学的时候，两人心理埋下的爱情的种子开始萌发，陈雨林在中学的时候只是对文慧有些好感，可根本没有想过更深的问题，直到在大学里接到文慧的几封信以后才想入非非，文慧一直很主动，雨林从心里也确实喜欢文慧，两人鸿雁传书，感情日笃，终于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两人确定下了恋爱关系，毕业后，两人同时回到了市里，一个进入到医院，一个分配到了一个中学，两年后两人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像有的妻子那样嫌弃没有文化的乡巴佬公公，也是爱屋及乌的原因，她爱丈夫，也就孝顺公公，她知道公公和丈夫相依为命的关系，那个当年满脸沧桑的父亲和那个满脸煤灰的儿子一起炸苞米花的情景历历在目。陈雨林从小没有了母亲，是父亲一手拉扯大的，深知父亲在他生命中的位置，舐犊情深，没齿难忘。

陈雨林的父亲，由于儿子的出息也不去咋苞米花了，而是住在陈雨林前年买的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里，可穿着打扮仍然是个乡下老头的模样，陈雨林和妻子由于工作太忙，无暇照顾父亲，好在父亲身体硬朗，又会做饭，他们只是定期把吃的东西买好给老人送去即可。

陈雨林的父亲叫陈富贵，可能是因为家里太穷，盼望着能有个好生活，爷爷给儿子起了这个吉利的名字，在解放前，村子里人们都穷，土改的时候全村百十户人家有九十多户都是贫农，有几家下中农，只有一户地主，这个地主是个老太太，家产是四亩旱地，她的丈夫早在解放前三年的时候去世，留下一个遗腹子，这个女人无力种这么多的土地，就把土地全部租出，自己专心去做针线活挣点零花钱，按照土改时的政策，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吃出租，当然是靠剥削为生，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地主了。人们在现实中没有过上好日子，就寄希望于未来，他们表达希望的方法之一就是给后代起个吉利的名字，村里人的名字大多有向往富裕的含意，如叫“福妮”、“发财”、“聚财”、“发家”、“多粮”、“有余”等，甚至有个老头给孙子起的名字叫“宝称”，暗含吃饱太撑的意思，还有人给孩子的名字叫“地主”，只因解放后“地主”是个贬义词，才改成了“土主”。然而这些象征吉利的名字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裕，甚至一直与饥饿相伴，要不是雨林的爷爷把雨林的父亲从老家带出来，可能早都没命了。

那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的1959年，本来就是歉收，加上河南全省开展的“反瞒产运动”，把个家各户的粮食都强行征购了，连种子粮、牲口料也没有留下。信阳地区那年粮食产量只有20亿斤，由于浮夸，在地委的压力下各县都得多报产量，否则就是右倾，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就会遭到批斗，息县的县长因为说了实话，说社员们早都没有了粮食，就被县委书记定为右倾分子，立即被批斗和围打，为了表现积极，几个干部对其打耳光，揪头发，连一块头皮都被撕了下来，在这种恐怖气氛下，谁也不敢少报，只能一个比一个报的多，结果汇总起来，给省里报的产量是72亿斤，省里按照各地区和个县报的数量征购，拿不出粮食就是瞒产，就要挨批，这样，到了10月，农村里已经断粮，只能吃点红薯叶和野菜，人们开始浮肿，接着就有人因饥饿死去。有两个浮肿病人去公社卫生所看病，医生说：“你这个病好治，回去吃两块红薯就能治好”，结果这个医生就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被逮捕。到了1960年的三月，村子里就有五十多人饿死，有几家都死绝了，雨林的奶奶、姑姑、叔叔都相继死亡，爷爷看到再呆下去也是饿死，干脆带着剩下的这个儿子外出逃荒，没想到当他两走到村口的时候，竟有民兵把守，不准他俩出村，原来是地委书记讲话，说外出逃荒就是给社会主义农村摸黑；通令各县布置民兵，不准外逃；无奈，爷俩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就背着粪筐，假扮拾粪出了村子，一路讨饭来到了西海地区的松柏县，后又走到了大河县的乡下，这才保住了两条活命。据说，从1959年十月到1960年的四月，仅信阳地区就饿死一百万人，按官方的统一说法叫做“非正常死亡”，这就是出名的“信阳事件”。

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当年的亲历者大都去世，年轻人偶尔听着老年人的叙述，不以为然，他们问：“那时候的人吃的都是低胆固醇、低脂肪食物，都不会患高血脂、高血压和肥胖症吧？也不用吃减肥药了吧？”。可雨林的父亲陈富贵忘记不了，他那时已经十岁，他亲眼看到母亲、妹妹、弟弟和村子里人们饿死时的惨像，一家人已经断炊半个月了，野菜早已吃光，人们先是从脚往上的浮肿，后来连眼睛也睁不开了，皮肤变得薄而透亮，再后就是皮肤裂口，渗出黄水，仆地而死。富贵亲眼看到母亲临死前匍匐在床上，大口吞咽着那个烂被子角上露出的发黑的棉絮。那些年富贵带着小雨林炸苞米花的时候，他就感到无比幸福，他和孩子都能吃饱了，甚至一个星期还能买一斤猪头肉掺上萝卜吨一大锅，美餐一顿。如今，更好了，雨林是国家干部，是出名的医生，他们不仅衣食无忧，甚至是生活优越，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知道这是国家政策变了，虽然报纸上和广播上再也没有提起什么“贫下中农”，虽然再也没享受到理发优先的待遇，可日子过得比过去要好上一百倍；他总是想不明白，那些年代的地里怎么不长粮食呢？后来形势好了些，还是离不开粮票、布票、油票、鸡蛋票、糖票……，就这，还是城里人的待遇呢；那时什么都缺，吃的穿的用的没有不缺的，怎么现在还是同样的土地，地里的庄稼就呼呼呼地疯长起来了呢？过去城里人每人每月五两油，农村里的农民还没有油吃，他记得人们曾用蓖麻籽用剪子剪开，在热锅里摸一下，有点油光，再把菜叶放下就算是“炒菜”了，有一家把蓖麻籽放得多了些，结果吃得全家拉稀；现在，你看粮油市场上、量贩里到处都是食油，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他有时在公园里也听人们说闲话，有人说现在是市场经济，还有的说，老邓搞的是资本主义，他听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可他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六十年代初在农村要是谁家喂几只鸡，在自家的院子里种点菜，就是“资本主义”，就要被批斗，要“割去资本主义尾巴”，现在看来，那个“资本主义”还是不错的么。他最害怕听到的词是“天堂”、“食堂”和“人民公社”一类名词，一听到这些名词，头皮就会发麻。因为那时人们都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们挨家挨户地搜出铁锅铁铲，拿去炼铁去了，不准自家做饭，一律去吃食堂，要是发现谁家的灶火冒烟，就把这家人拉出来当众批斗，说是想搞资本主义，结果是越来越困难，没有吃的，饿死人了，没有上去天堂，到是入了地狱了。现在不说上天堂了，也不搞人民公社了，到是日子越来越好，真不知道是个啥理儿，有时他也会想，也可能是他父亲给他起的那个吉利的名字起了作用，他那个“富贵”的名字不是应验了吗？

（四）五十斤包谷换来的女人

儿子和儿媳思想很解放，他们撺掇着给老爸找个老伴，父亲一个人很孤独，他们工作很忙，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父亲，给父亲找个老伴一方面可以去伺候老爸，另一方面还能和父亲说说话，做个伴儿；可老头儿不愿意，总说他自己能行，会买菜，会做饭，会洗衣服，屋子里有电视，不寂寞；真的寂寞的时候，他会走到附近的那个街心公园，那里有人做气功、跳舞、打太极拳，最让他开心的是，公园里每天上下午都有一班在人唱戏，谁高兴的时候都可以去喊上几嗓子，他最爱听河南梆子和申凤梅唱的那种越调了。其实，父亲不愿再娶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直怀念那个因肾病死去的妻子，那个用五十斤苞谷换来的四川女人。

那是在七十年代末期，陈富贵已经二十七岁了，婚姻的事仍没有着落，虽然是个棒劳力，人也老实，可一天挣不了多少工分，父亲卧病在床，还得吃药花钱，住的仍是用土坯和秫杆砌成的两间小屋，有谁愿意把闺女嫁给这个食不果腹的人家来呢；毕竟是正当壮年，性激素的骚动搅他寝食难安，看见地头上干活的大姑娘小媳妇那园滚的臀部和高耸的奶子，使他浮想联翩，那个不安分的老二经常在裤裆里昂首挺脑，可他没有办法去安抚这个桀骜不训的家伙，他太需要一个女人了，无论是美是丑。女人在这类壮年人的眼里就像是一个饿汉眼里的一盘红烧肉。机会终于来了，收工后的一天晚上，村里的支书王大伯神神秘秘地进到他家的屋子里，告诉他一件事，说给他提个媒，说是有个四川女子，年方十八，想在村子里找个男人，是她的舅妈把他带到河南来的，条件是要用五十斤粮票或是五十斤苞谷或高粱来换。原来，王大伯的大儿媳妇也是前几年用苞米换来的从四川逃荒到这里来的女人，过得还真不错，四川那里听说河南的生活比四川好多了，于是陆陆续续地有人把四川的女人带过来，这不，饿汉眼里的“红烧肉”送来了，富贵的老爹在床上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有了精神，连说好好，可富贵听到那个交换的条件时又犯了难，去哪里搞那末多的粮票或是粮食呢？王大伯想出了一个主意：借。

富贵并没有去看看那个女子是什么样子，他不需要看，什么丑美高矮，只要是个母的就行；当富贵兴冲冲地把从乡亲们那里借来的五十斤杂粮和二十斤全国粮票送到王大伯家的时候，看到院子里坐着两个陌生女人，一老一小，老的约四十多岁，年轻的低着偷看不清脸，从那蓝色的显得宽大的衣服上来看，很瘦弱。王大伯听到有人进门，赶忙从屋里出来，见是富贵，就连忙向那两个女人介绍：这是福贵，是个棒劳力，也指着年轻女子对富贵说，她叫田女，四川达县人，那个是她的舅妈；这时年轻女子才仰起脸注意地去看眼前这个男人，富贵也看清，年轻女子除了脸色发黄之外，长的眉目清秀，比他们村子里的女人长的要好得多。王大伯再三介绍这是他家的亲戚，是可靠的，不是那些放鸽子的人，她不会飞的。

已到了晚饭的时间，王大伯直言，你就领着田女去你家吃饭吧，明天中午，你准备饭，我和他舅妈都过去。看来很顺利地成交了。五十斤杂粮和二十斤粮票买来了一个女人，按田女的体重大约90斤来算，折合成肉价，只是几毛钱一斤，比当时的猪肉羊肉便宜多了。

女人站起来，低着头顺从地跟着富贵回家，当晚，富贵做了一大锅红薯高粱面糊涂，给老爹先盛了一大碗，而后搬来一张小方桌，和田女面对面地吃了起来。仔细去看田女，不合体的外衣和菜色的脸掩饰不住这个女人的妩媚，她吃得很香，但不饕餮，吃完一大碗以后，富贵就主动地又给她盛了一大碗，她没有拒绝，又低头吃了起来，最后竟然把饭全吃完了；富贵没有想到这个瘦小的女人竟有这么大的饭量，或许不是饭量大，而是她饿极了。吃饭间，富贵就问田女家里的情况，田女没有说话，只是低头吃饭，富贵又主动的说村子里的情况，田女只是以“嗯”作答。初次来到一个陌生男人家里，是会怯生的，哪有一个年轻女子见了陌生人会多说话呢？

饭后，田女站起把碗摞起来就要去刷碗，富贵哪能让这个初来的女人去干活呢，她抢着去夺田女手里的碗，没想到这时从发急的田女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是“呜、呜、呜、呜”，啊，富贵明白了，原来田女是个哑巴。

看到面前男人瞪着惊讶的眼睛，田女自惭形秽，低下了头，当富贵把她的脸扶起来的时候，看到这张怯生生的脸上，流着两行泪水，她没再吭声，而是用两只手比划着，又指着自己的嘴，好像是承认自己是个哑巴。富贵没有埋怨王大伯对他的隐瞒，看到这个瘦弱的女子，顿生一种爱怜，他没有责怪她的意思，让她好生地坐下来歇着，富贵收拾完一切，先去对老父亲说了情况，老父亲满心喜欢，也没有嫌弃这个女人是个哑巴，儿子从今娶了女人，这才是个家啊。

田女捡起一个树枝，在地上划起来，原来是在写着什么，富贵低头去看，才知道是田女会写字，她用字告诉富贵，她家在四川达县的一个山村里，家里还有父母和弟弟，只是母亲有病在床。她是小学毕业；还说，即使到了现在，那里的农村还是没有粮食，这里还能喝上高粱糊糊，比家乡那里强多了；还说，那个年纪大些的女人，是她的亲舅妈，家里还等着她带回那五十斤的救命粮食里。

领个女人到家里来，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娶了媳妇，当晚俩人就住在了一起，住在了那个既当灶火又当新房的小草屋里。身子刚刚靠近女人，富贵就有点迫不及待，那个不安分的家伙早已蠢蠢欲动，他主动地去解田女的衣服，谁知田女死活不肯，死死护着身子，富贵有些气恼，就粗暴地上去撕扯，田女又呜呜地叫起来，并指着自己的下身比划着，半天，富贵才明白过来，是田女正来月经。女人的哭泣弄软了男人的心，富贵轻轻地吻了田女的脸颊，爱抚着她，两人和衣躺下，富贵把田女紧紧地搂着，田女温顺第偎依在男人的怀里，身子瑟瑟发抖。

一个月下来，田女慢慢熟悉了家里的一切，她手脚麻利，下地、做饭、喂鸡、缝补衣服、伺候公公。由于能吃饱饭，面色也开始红润起来。没想到，田女虽是一个哑巴，但非常聪明，她不是那种因聋致哑的哑巴，她的听力不错，富贵给他说的悄悄话她都能听清，一次，富贵偎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想×你”，没想到这句粗鲁话她竟然听得一清二楚，立即笑着用手捶打起富贵来了，并用手指划着自己的脸去羞富贵。田女性格腼腆、温顺，除了刚来的那天因月经没有和男人做爱之外，几天后在富贵的折腾下，也熟悉了做爱的程序，两人翻鸾倒凤，风情万种，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富贵没有想到五十斤高粱竟然换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大闺女。一年以后，生活越过越好，富贵上公社的集上买了十五斤肥猪肉，配上粉条、萝卜做了一大锅菜，又托人在酒精厂灌了二十斤红薯干酒，宴请了村里的乡亲们，这个迟到的婚宴并没有减弱大家的喜庆，人们猜枚划拳，喝五吆六，一直闹腾到天黑。

富贵把田女视为捡来的宝贝，田女把富贵当作一生的依靠，两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虽然很穷，可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田女包揽了家里的全部伙计，使富贵没有了后顾之忧，有时家里的事情收拾完了，田女就和富贵一起下地干活。最使富贵感动的是，一次富贵重感冒发烧，田女竟然自己去野地里薅了一大把柴胡熬药，把富贵的烧给退了，富贵想去外面解手，田女怕他受凉，硬是按住他不让出门，给他端屎端尿，给他擦身子、喂饭、换衣服，事情办完，田女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富贵身边，深情地抓着富贵的手，盯着富贵的脸，有时竟然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因为田女能听见声音，所以两人交流时，富贵说话，田女用手比划；富贵刚开始是猜田女的意思，猜对了，田女点头，猜错了，摇头，慢慢地，富贵完全读懂了田女的哑语，两人的交流不再有任何障碍。田女没有上过聋哑学校，不会哑语，但她自己创造了一套手势，后来证明，竟然大部分和哑语近似。那是几年以后田女得病，富贵领他去市里一家大医院，碰到一个聋哑学校的一个小老师，两人互相用手语交谈，非常顺畅，有时，那个小老师看不懂田女的手势，试着猜了几次，田女点头，那个小老师就教着纠正了田女的手势。两年后，田女就是用手势比划着表达，想让富贵和她一起回四川家里看看，富贵自然非常高兴。给父亲安顿好以后，两人就上路了，除了几年来攒下来的四十八元五毛四分的积蓄作为路费以外，给娘家的礼物仍是最实用的吃的东西：高粱面、苞谷和二十五斤全国粮票，另外还托人在供销设里买了两斤白糖和两斤红糖；那时西海市还没有火车，他俩为了省钱，先走路到襄樊，才乘上去四川的火车。达县那个田女的家，在远离县城的农村，又是徒步走了一天，才来到这个小村子，因为半个月前就给家里写了信，家里人成天在村头的路口张望，终于盼到了女儿回来的一天。

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双目失明，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长高了许多，母亲颤巍巍地一下子紧紧抱住田女嚎啕起来：

“孩子，委屈你了，是我这个没用的妈给你卖了呀，是你救了咱们全家呀，孩子，你打你这个狠心的妈吧。”

说着，母亲拉起田女的手照自己的脸上打去，田女一下子跪倒母亲脚下。

田女已泣不成声，一下一下地把头磕在地上。她不会说话，只能咿呀着，比划着，指指心口，指指村外，指指天空，指指弟弟妹妹。他们都明白，田女是在说，他想爹、想妈、想弟弟妹妹。

在场的富贵和邻居们无不垂泪，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响彻这个经历多少苦难的小山村，村后的大山，村边的流溪见证了这个人间的活剧，天上的云彩，先是贮留在山村的上空，而后又慢慢地向天边退去，远方的天际，慢慢地抹上了一丝亮光。

在达县家里住了半个多月，富贵成了家里的贵客，富贵本来就是干农活的好手，来到这里以后，每天下地抢着干活，把地里和家里该干的事情都安排的妥妥帖贴；现在农村里已包产到户，只是叫法不同，新名词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允许农民饲养家畜家禽，生活好多了，老母亲摸挲着富贵，老泪纵横，再三说把闺女就托付给富贵了，富贵也满口保证，不会委屈田女的，请岳母放心。可到临返回那一天，又象是生离死别，老母亲抱着田女不放手，田女在母亲面前磕了几个响头，说以后过两年就回来看望母亲，老人才慢慢平静下来。家人和小山村的邻里们，一直把他俩送到通向县城的公路口，看着他俩乘上了去县城的小手扶拖拉机渐渐远去。

从达县回来没有多久，田女怀孕了，小生命还没有成个人形，富贵和老爹就忙着找人给孩子起个好名，他们还想给孩子起个吉利名字，可在公社教书的王老师，给孩子起名叫“雨林”，还是老师学问大，他说南方的热带雨林，树木葱茏，生命力极强，这预示着孩子经历风雨，茁壮成长。全家很满意这个名字，还在小雨林在娘肚子里不安分地用小腿乱蹬妈妈的肚皮时，田女就拍打着肚皮爱抚着、比划着，富贵懂得她是在说：小乖乖，别着急，再有几个月你就能出来看这个世界了。

小雨林的出生不是在医院的产房里，而是在自家的屋子里，就是那个既是灶火又是住屋的那间小棚子里，“产科大夫”就是村里的陈家奶奶，老奶奶只叫富贵烧了一大盆开水，生一盆火，自己带了两样工具：剪子和油布；她让将要临盆的田女躺下，脱下裤子，把油布塞在田女的屁股下面，就在床边的小凳上坐下，漫天丝里地抽起了旱烟，富贵紧张得满头大汗，紧紧捏着田女的手，不知所措，田女不停地呻吟，及至田女大喊大叫的时候，小家伙已经在妈妈的子宫口露头了，老奶奶这才站起来，对着田女大吼：“用劲儿，用劲儿”，一声啼哭，小生命呱呱坠地，只见老奶奶把剪子在火上烧了一番，这就是消毒，然后麻利地把脐带铰断，挽了个结，而后把小家伙抱在手上，用调好热凉的开水把小孩擦洗得干干净净，用预先准备好的小棉被包成个小角角，递给了富贵，然后陈奶奶又把田女收拾干净，盖上棉被，给富贵交待了伺候月子婆娘的事儿以后，带着自己的接生“设备”和封子回去了。

田女是在小雨林四岁那年得上了肾盂肾炎，后来又转化成尿毒症，因为承担不起透析的医疗费，更不用说换肾了，眼睁睁地看着田女一天天地虚弱下去，直到气息奄奄的那天。临终时，富贵坐在床边，泪流满面，田女吃力地用手比划着，交待富贵一定把小雨林拉扯成人，还没有等到富贵把在院子里玩耍的雨林喊回来时，田女已经断气了，当富贵大声把雨林喊进屋里的时候，雨林竟然问爸爸：“妈妈怎么还没睡醒啊？”

祸不单行，在田女去世一个月后，富贵老爹也因伤心过度去世了，从此，富贵开始了他和小雨林相依为命的苦难生活，当几十年后，富贵住进城里的楼房，享受着天堂似的生活的时候，当许多人给他提亲的时候，他态度非常明确，不再续弦；他不懂爱情，可他只感觉到他的心里，已被那个和他同甘苦共患难的哑巴女子严严实实地填满了，他时时想着田女，一想起就会流泪，他每年清明和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和雨林一起回到乡里村外田女的坟头上填土祭坟，长跪不起。

到了八十年代初，国家政策已有很大松动，小自由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尾巴”了，一次进城，富贵见到一个炸苞米花的生意不错，就决心也去干这个营生，他四处借钱，到市里的生产厂家买了一台炸苞米花机，带着刚刚五岁的小雨林外出闯荡了，小雨林的任务是用小茶缸计算苞谷的多少和奶声奶气地叫卖：“一茶缸一毛钱”，也由此在几年后换得了“一毛”的绰号。

（五）选举的程序

经由梁丰产的安排，万厅长的夫人住进了中心医院，由陈雨林主刀很顺利的动了手术，取出了长在胆囊里的一个大如核桃的胆结石，手术做得极好，两三天就痊愈出院了，住院期间梁丰产每天都驱车到病房看望，并带了好多贵重的补养品，梁丰产的精明会事给万厅长留下了深刻印象，梁丰产也不失时机地向万厅长提出自己还想继续“进步”的要求，果然，在万厅长的极力斡旋下，在这次市级领导的换届中，如愿以偿，顺利地升任副市长，分管城建、土地、和高新开发区的工作。之前，梁丰产又多次去到省会活动，通过万厅长又见到了分管组织的省委副书记，在得到默许之后，梁丰产回到家里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终于有一天接到了万厅长打来的电话，告知他省委已经内定他是下届西海市的副市长，他算是吃了颗定心丸，他知道只要是省委内定，就基本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他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他下一步的工作是亲自拜访每位人大主任并宴请几位老主任和人大常委会中驻会的几个委、办主任们，他知道，只要省委内定，市委就会努力实现省委的意图，可投票是无记名，要是人大这几个人不抬举他，也会使他的得票大大减少，虽不至于落选，也会弄得少些面子；他一连几天都在忙这个事，由办公室具体安排，人大主任和常委们也乐得吃请，饭桌上只管喝酒猜枚，推杯换盏，绝不谈换届选举的事，可谁都心知肚明。

实际上，梁丰产大可不必这么费事，市委和人大比他更操心，只要省委内定，下发文件，市委就得层层做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地落实省委文件，人大的选举只不过是履行一下法律程序而已。副市长虽然实行差额选举，可作为差额的那个人选，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绝对会保证那个差额落选，被提名“差额”的那位也是心中有数，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陪着走走过场而已。你别看选举的时候煞有介事：统计人数，通过监票人员、计票人员，检查票箱，落锁；在主持人宣读“选举办法”的时候，也是发问：“同意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弃权的请举手”，可代表们都像机器人一样，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主持人喊过“同意的请举手”之后，举起手来，也有个别代表思想不集中，当主持人说道：“反对的请举手”的时候，竟举起手来，可当意识到自己是错了的时候，赶忙把手缩了回去，这时就会惹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总之，这个没有悬念的选举，被人大代表们戏称：“假戏真做假民主，认认真真走过场”。别看是走走过场，单是这次人大代表会就花去了财政200多万元，还不说同时开会的政协花的费。1700多位代表的食宿都安排在市里的几个大宾馆里，因为是一级会议，食宿的标准很高，在市区里住的代表们，不安排食宿，每天补助75元，七天会议下来，每人就补助了五百多元。加上列席会议人员、保卫人员、后勤服务、车辆、公安、交通、信访、文印，哪里都要花上大把的银子；难怪有人说，还不如不走这个过场，直接由省委和市委定下来会议的事项，省下来的钱能够办多少事情啊。

这次换届实际是人大、政府、政协三家同时换届，新当选的四大家领导中，有的是省直机关下派的处级干部，有的是在西海市的县里干了多年的县委书记，有的是西海市市直的局长和委主任们，大会结束的晚上，惯例是市委和新一届的三大家领导一起的酒宴，共庆大会圆满成功，祝贺新当选人员的高升。接下来的就是财政拨款给每个新的市领导换车，由普通奥迪换成了带有保险气囊的A6奥迪。

（六）人大主任的考察

安定下来一个多月以后，就是领导们的外出考察的时候了，梁丰产带着市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城建、开发区的一班人到深圳考察“城市经营土地”的经验去了，新一届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们也分次分批地出发到各自选中的地方去了，新人大主任张谦是原市委的副书记，几个新的副主任大都是年龄较大的原市委的副书记和政府的副市长及委、局头头们，看来干部们的升迁路线是：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或市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政法委书记等市委常委）——-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至于人们为了这种进步付出了多少财力和心血那就是属于个人隐私的事情了，外人是无法窥视的。外人只看到人们的不断升迁，却不知个中辛苦，所以才不很准确地说：“老干部，不用怕，不是政协就是人大”。

再说人大的几个副主任们，也是上任伊始，就忙着外出考察，主人张谦的任务是去美国考察，这是由省人大组织的，路线是夏威夷、旧金山、华盛顿、纽约；这种由省人大组织出国的活动是常事，上一届的路线是西欧，基本上是每个主任、副主任和几个秘书长人人有份，轮流出国，因为是出公差，只需向财政打个报告把几万块钱费用打到省人大的帐上就办妥了。要说，这种出国“考察”的潜规则是，四大家现职的地厅级领导和四大家中的委、办、局的一把手以及各县的书记、县长们都有出国资格，只是出钱的渠道不同而已，反正都是公款。这次，市人大常务副主任王和忠先在国内“考察”。他初定的考察路线是东北的几个省市，考察的主题是：“人大常委会的议事规则”。王和中带着秘书、政研室、办公室的一行八人，分乘两辆轿车，风尘仆仆地上路了，头天下午就来到省会的西海市驻省办事处，拜访了省委组织部长、省人大主任和一班副主任们，感谢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并邀请省里的领导们去西海市考察和指导工作，当然这只是礼节性的拜访。接下来的行程就象是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一样，一站接着一站。先是由办事处给下一站的市人大办公室打电话，告知到达的时间，各地的人大都有专门的接待机构，负责客人的食宿、参观、考察，起程时再由这里的人大电话通知下一站的人大机关，一路上除了路途中的开销以外，费用基本上由当地的人大包下来了，甚至到当地的风光景点旅游的门票、导游费都由人家结账。要是过去有过来往的，更是热情倍至，根据级别由相应的对方领导陪同。当然临别时不要忘记向对方赠送名片，发出邀请；那种感觉太好了，吃饭时的推杯换盏，筹觥交错，人们微醉之后那种热情，发之肺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自由放浪，无拘无束。难怪人们戏说：“天下人大（政协）是一家，谁不管饭谁违法”。当来到辽宁丹东市的时候，大家都想去朝鲜看一下，不过这与来时定的考察目的不符，还是办公室的小王机灵，他说，朝鲜是我们的亲密邻邦，人家的人大情况更有参考价值，于是大家豁然开朗，王和中也被说服了决定拐到朝鲜考察，其实，虽是“出国”，但非常简单，只办理了旅游手续就可以了，这样大家又如愿以偿地去朝鲜转了几天。

王和中一行，向北一直跑道黑龙江的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本打算返程的时候，大家又是一致提出去中苏边境城市漠河考察一下，有人听说在那里可以看到天象奇观：极光和极昼，于是又驱车一千多公里，到了那个边境小城，一饱眼福。真是名不虚传，原来这个不大的城市竟然有那么多好看的东西，它是中国也俄罗斯的界河黑龙江的源头，除了出名的“极光”、“极昼”之外，还有“北极村”“中国最北一家”“北陲哨兵”、“北极哨所”“原始森林公园”、“江上泛舟”、“野生罂粟园”等景点，更没想到的是这个边境小城竟是那样开放，在小城人大的安排下，一行人在将要结束行程的时候，在晚上去到一家俄罗斯的洗脚城，这可比内地的的这类场所大气多了，大厅里金碧辉煌，一个金发女郎在钢琴上谈奏着俄罗斯民歌，一行人由迎宾小姐领到一个个雅间，换上特制的宽松外衣，由小姐服侍着躺下，另一位小姐端来一个木盆放在床头的脚下，按动床边的红绿按钮，两种褐红色的药水就流进了盆里，下面的程序和内地差不多，先由一个服务女郎洗脚、涂药膏、按穴位，之后又来了一位服务女子做全身按摩，那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郎得穿这太暴露了：一个紧身短裤，一个胸罩。按摩从大腿根部开始，逐渐向上移动，女郎的姿势是跪在床头，弯腰低头，看来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手指在被按摩人身上游走，由轻到重而且轻重有致。最让人心躁难耐的是，那个低身按摩女郎的乳沟及隐约的乳核，就在眼前不停的颤动，办公室的小王看来是没有见过这种世面的，当女郎把手指轻轻地按摩他的大腿内侧的时候，他那个代表生命力的家伙，竟然毫无顾忌地昂起头来，小王这时已羞得无地自容，可他毫无办法，他在想，要是有个按钮开关后控制这个家伙就好了。俄罗斯小姐看来是习以为常，并没顾忌这个场面，只是微笑了一下，照旧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她的职责。看到这个洋妞并不以为然，小王也慢慢平静下来，他再也不顾忌这个尴尬了，倒是想入非非起来。

离开漠河时，东道主给每位客人赠送了“土特产”，啊，东北人参，人参肥实颀长，通身雪白透亮，须根发达，装在一个精美的可从视窗里看到的盒子里，这种参在内地很少见到，就在大超市里见到的标价七八百元的上品人参，也没有如此精品，肯定价格不菲。

本来这次出来“考察”就没有很具体的目标，刚换届的人大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和会议，况且“考察”又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大家一路心情畅快，除了司机劳累些，其他成员有说有笑，每人都拿出了说笑话的本事；先是秘书小李说了一则故事：

某领导带领一班随行人员到外地参观，这天来到了一个叫“山阴县”的地方，快到的时候，经过一个隧道，本来隧道名字是“山阴隧道”，谁知写着“山”字和“隧”字的大铁牌被风刮倒了，只上下了“阴道”两字，车子在隧道里跑了好长时间才出了洞口，这位领导就说：“这个‘阴道’真深哪！”。那天主人安排客人参观县里的一家最大毛纺厂：“山阴县毛纺织厂”，一来天色已晚，再者也是恰恰标着厂名的霓虹灯中的“山”字和“县”字的灯管坏了，远远望去的厂名是“阴毛纺织厂”，这个领导心想，还是外地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呀，还有这种厂子，产品一定有特殊用途，就试探着问迎接客人的厂长：你们的原料咋解决呀？厂长回答：我们是民营企业，上面帮助解决一些，我们自筹一些。该领导心理琢摸，去哪里收集这么多的阴毛呀！

听了这个半荤半素的故事，大家笑了一阵子，而后一致要王主任也讲一个，和平时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形象不同，王和中也放下了架子地与民同乐，他也讲了一个故事：

一天，知府带着他的一家人去到一个寺庙里进香，夫人、小姐、丫鬟一同前往，县令预先通知了寺里的主持，要全体和尚列队欢迎；主持知道他庙里的和尚们都是好色之徒，害怕这班小子们看到女人们会心猿意马，要是在那种场合下，和尚们的那个家伙蠢蠢欲动，县令和知府怪罪下来可承担不起，于是老和尚想了一个妙招，在每个和尚的裤裆里放一个小鼓，谁要是想入非非，那家伙鼓动起来，就会听到响声，事后就要受到处罚，为了以身作则，老和尚也在自己的裤裆里放下一个小鼓。

当和尚们看到那群如花似仙的女人们到来的时候，和尚们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本能，只听得振振鼓声，这些小和尚们也为自己的表现羞愧难当，他们的确没有听到老和尚的裤裆里发出什么响声，心想，还是主持修行得好而暗自佩服。没想到，当事毕之后，大家都把那只小鼓拿出来的时候，大家惊呆了，他们发现老和尚的那只小鼓竟然被戳了个洞，老和尚的那个家伙竟被卡在了那个洞里了，怪不得老和尚的裤裆里没有响声。

一路笑话，一路笑声，这里没有职务高低之分，领导没有了平时的威严，小兵们也没有平日里的谦恭，人性的本能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当然，这是在特殊环境、特殊时间中的表现，一回到机关，就会立即恢复到官场的规则中去了。

走到北京的时候，有人提出去承德看看，得到王主任的同意，驱车东北方向，又到承德“考察”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反正有的是时间，有的是钱，不看白不看，不花白不花，大家意见很统一，决定到石家庄后折向西行，入山西境内，参观了太原近郊的鸵鸟养殖场，游览了晋祠，又驱车西下，看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地：乔家大院；看了洪洞县的大槐树，又向西来到黄河边上，“考察”了出名的“壶口瀑布”，又过黄河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因为有电话告知，延安市人大的接待人员，一直等到晚上十点。接下来的两天是参观延安的各个革命故迹：枣园，凤凰山，宝塔山，南泥湾，七大会议旧址，感受了一番革命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吃苦牺牲的可贵精神。展览板上的“小米饭，南瓜汤”都是遥远的故事，张思德的为革命烧木炭牺牲的事迹，只是写在小学生的课本里，今日宴席上丰盛的美食佳肴，是革命成果的体现，人们参观了昔日的土窑洞，破桌凳，纺花车，旧布衣之后，留下的是留言薄上的深刻的感言和唏嘘的感叹。

据延安市人大的接待人员介绍，他们从来没有过过节假日，有时客人多时，连打字员都抽出来搞接待，因为是革命圣地，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各有一套接待班子，因为都是对口机关，接待得非常热情，陪吃，陪看，参观全部免票，财政上每年都有专一的招待预算，其实，全国都是一样，你来我往，都是如此。

在延安“考察”的时候，王和中一行，遇到了在壶口看瀑布时认识的另外两个东北的政协考察团，他们说已经出来一个月了，还准备南下去宜昌看葛洲坝，去张家界，去桂林，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晚上在宴会上，各地的考察团又结成了新的朋友，尽管原来互不认识，可这一刻，在酒精的燃烧下，个个精神焕发，慷慨激昂，大家互赠名片，热情地邀请对方去做客。往来就是这样形成的，你来我往，都是高规格接待，有时还赠送礼品；路途花费，回去实报实销，到了对方的地盘，自有东道主包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延安停留两天之后，就驱车南下西安，途中在黄陵县去到了黄帝陵，一行人净手焚香，虔诚地拜谒了黄帝塑像。来到西安市人大的时候，主人曾在去年到西海市访问过，那次市人大给于了客人热情的接待，这次客人回访，自然是故交相聚了，市人大一位副主任，亲自陪同，参观里西安的各个景点，吃了老字号的西安羊肉泡馍，又特别领客人去到一百公里以外的扶风县，参观了世界知名的法门寺的佛祖舍利。

这次考察，历时二十四天，行程五千多公里，因旅途劳顿，大家放假三天，回到机关的时候，快要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了，王主任让办公室和政研室共同起草这次考察的报告，很容易就写成了，当然，不是参观旅游，而是如何如何考察了外地人大的监督办法和经验，以及常委会的议事规则，洋洋大篇，由打字员打出之后，用上等好纸印出四十多份，作为大会的书面材料，发给与会常委们及列席人员人手一份。

（七）餐桌上的辩论

文慧的父亲曲良年，和雨林的父亲陈富贵虽是两个亲家，却互不来往，曲良年是退休干部，而陈富贵是个地道的农民，没有文化；两人没有共同语言。曲良年从内心深处看不起这个炸苞米花的老头，要不是女儿坚持要和这个农民的儿子谈恋爱，他是绝对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当时就有好多老同事给他介绍女婿，特别是原市委书记的儿子，已经是现在的市委第二梯队的苗子，也是大学毕业生，对文慧热烈追求，可文慧对人家没有感觉，她只看中那个绰号“一毛”的中学同学，后来陈雨林真是有了出息，成了市里的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曲良年也满意了，可对亲家仍是从感情上不能接纳；陈富贵浑身的土腥气，还有那种老实木呐的老农的形象，他总感觉有些说不出来得不顺眼。还有一件事，就是前年的一次聚餐，话不投机，俩人不欢而散。从此，俩人再也没有了来往。

那年春节的初十中午，雨林和文慧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宴，除了两个亲家曲良年和陈富贵以外，又请了两位要好的朋友，一个是邻居，在市委党校的退休教师王老师，一个是原工会的副主席离休干部老张，曾经是曲良年的上级；加上文慧、雨林和他们的女儿媛媛一共七人。王老师是个很健谈的人，和什么层次的人都能拉上话。开始是吃菜喝酒，谈些单位里的飞长流短的事情，人们的脸被酒精染上了红色，开始兴奋起来。王老师感慨地说：“这一桌饭菜要是放在六十年代可能连中央领导都吃不上，比起那个时代，现在的日子真是天堂生活了。”这句话触动了陈富贵的神经，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已是十来岁的孩子了，大跃进，炼钢铁，吃食堂，饿死人，随父亲逃荒要饭，他亲身经历，历历在目，要不是父亲带着他从信阳老家逃出，恐怕早都没命了，平时木呐的陈富贵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了当年吃食堂的情景：

“家里的铁锅、铜脸盆、锅铲、门锁凡是铁的或者铜的用具，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就被大队的干部们收走了，铁的都拿去炼铁作炼铁的引子了，还说以后要过共产主义生活，吃饭不要钱，一律吃食堂，不用做饭了，干部们只要看见谁家的灶火冒烟，偷偷做饭，就说这家人搞私有，想过资产阶级生活，就拉出来批斗，那咋叫批斗呀，就是把人拉出来，一群人把他围在中间，又推又打，一直把人推得晕头转向，摔倒在地下，还得让他爬起来给毛主席认罪。从1959年底，食堂里也没有粮食了，最好的饭是水煮红薯干，后来连红薯干也没有了，只有水煮干红薯叶，人们开始浮肿，饿死人；我在割草的时候在刨过的红薯地里拣出了两个小红薯，把他藏在筐中的草里，拿回去家里人一人咬一小口分吃了。食堂里本来就没有多少粮食，加上炊事员门连偷带吃，临到社员们，就只能喝照见影子的稀菜汤了。就这还得每天排队去食堂打饭，不准捎饭，因为有的人家死了人不吭声，可以替死去的人打一份饭，家里人可以多吃点。眼看吃食堂饿死那么多人，可村里的墙上还写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办食堂，走进天堂’。要不是俺爹领着我偷偷逃了出来，也饿死在村里了。”

王老师是市委党校教马列主义的，他笑着说：“我们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从五九年到六一年时的大饥荒一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二是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向我们讨债；并说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勒紧腰带，共渡难关。可老师们比谁都清楚，那纯粹是人祸，我看过一个内部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信阳事件产生的原因。”

“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其中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是“农民群众饿死”的代名词，在短短地六个月内，饿死群众达一百万以上。”

“祸首就是毛泽东”。王老师哈哈大笑地说：“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我这样说，那可以要掉脑袋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征购一千三百五十亿斤，这是五八年的标准，但实际上五九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这一千三百五十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村留粮急剧减少，五九年粮食减产百分之十一，征购数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而五九年全国征购的粮食是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结果，一九五九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及五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七。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开始，各地人民公社的食堂相继缺粮。到一九六○年初，“非正常死亡”遍及全国农村，无法遏制。“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火。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零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近两千人，好多人就死在狱中和拘留所里，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有饿死的一条路，结果造成了饿死近百万人的惨剧这就是后来确认的‘信阳事件。’”。

王老师不愧是党校老师，把信阳事件的来龙去脉讲得详详细细，而陈富贵当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只记得当时村子里的悲惨景象，他亲眼看到人们走着走着，突然到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有一段死人太多，连埋死人都没有力气，人们就在房子后面随便挖个土坑用脚把土蹬下去就算了事。

陈富贵又接着说：“我们家乡的人就说，‘这都是老毛作的孽’，还说：‘吴芝圃（原河南省委书记）祸害了河南省，毛泽东祸害了全中国’”。

曲良年是城里人，他也记得在那几年里城里人也是挨饿，他吃过烂白菜业煮的清汤，吃过酒精厂排到地沟里的又苦又臭的酒糟，不过他没有看到城里有饿死人的，他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个国营厂的老工人，他虽然是一个工会职员，可他是个入党较早的党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曾参加过省里召开的群英会，在当时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在文革初期因参加捍卫单位领导的群众组织被造反派说成是“老保”，他对共产党、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听了亲家和王老师的那番谈话，也承认那个年代发生的惨象，不过他一想起文革前的那个时期的荣耀，一听到有人对毛主席的不恭，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他说：“我承认那些年我们国家的政策出了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我佩服的是，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同甘共苦，不吃肉，看到人民挨饿，就掉眼泪，哪里跟现在的干部那样，贪污腐败。那个时候虽然穷，可干部清廉；解放初期，连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大干部，只要贪污腐败，照样枪毙，你看看现在成了啥样子了，工人下岗，农民失地，两极分化，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人们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子，可干部们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费用车，纳税人的钱他门可以随意花，财政就像是他们这些人的小金库，你没听说吗？大一点的干部的医疗费实报实销，还不花现钱，可我们这些小干部的医疗费成几年都报销不了，有个领导从去年有病住院以来上北京，跑上海，有单位小车跟随，有单位人员、家属陪护，全都是财政局直接拨款，据说已经花了八十多万了，别说是老百姓，就是我们这些小干部，也早都没命了，都是人，他们的命就那么金贵？毛主席那时有这种事儿吗？要是毛主席还活着，早把这些腐败分子判刑了。”

曲良年越说越气，面色通红，他接着说：“我就听不得有人说毛主席不好，他老人家是有缺点，可他的思想是想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有了一点错就能抓住不放？那个邓小平有什么好？看他把中国搞成什么样子了？他才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看看全国的黑煤窑，工人不就是奴隶吗？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活到现在，会有这种事情吗？”

陈富贵接过来说：“要是老毛还活着，别说人们住楼房，有电话，有手机，有空调，玩电脑，买汽车，能不饿死就不错了。”

王老师说：“物质是一方面，民主政治也比以前强多了；言论自由多了，要是在那时，别说是批评毛泽东，指责邓小平？就是说句吃食堂饿死人的大实话，也被当成诬蔑和反对社会主义而被抓起来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些话，要放在当时就该进到监狱了。”

“有那么严重吗？说句话也犯罪？”文慧说。

“你写个日记，你给家里人或朋友写的信，要是里面的内容有对现实不满的话语，要是被查抄出来，也不得了，五七年的好多人就是因为在日记里发点牢骚，和朋友的私房话被揭发了出来而被划成了右派”。离休干部老张插了话。

老张接着说：“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我们单位有个老同志，历史上加入过三青团，平时就谨小慎微，生怕被人抓住辫子，在大鸣大放阶段，领导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传达上级文件，讲了鸣放的意义，特别讲了能不能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是个立场问题，是对党是否忠诚的表现。领导动员后，大家纷纷发言、写大字报提意见，有的为了表现积极，还画了讽刺一些党员官僚作风的漫画，写着打油诗；可这位老同志自知自己有历史问题，生怕祸从口出，就是一言不发。其实领导早就叮上了他。在一次大会上，领导专一点名让他表态，以图借此抓他的把柄，这位老先生执拗不过，只得发言。领导窃喜，以为这家伙终于上钩了。谁知这位老兄只说了三句话：

“上级的布置很正确”。

“领导的传达很准确”。

“我听了以后很明确”。

说过这三句话后再也不吭一声了。言之精明，语之严密，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使领导大失所望。老先生的这个“三确”，成了名言，许多先期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佩服这位老兄的大智若愚，纷纷后悔自己的幼稚和浮躁，这位老兄也暗自捏了一把汗，庆幸把握住了自己；谁知好运不长，到了五八年，运动继续深入，深挖右派分子，这位精明一世的老兄仍难逃厄运，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完成了单位的抓右派指标。理由是：历史上加入过三青团。

“真有这样的事儿吗？那单位的领导也太缺德了吧？这样搞怎么取信于人？”陈雨林插话。

“也不能全怨单位领导，单位也是按照上级布置，各单位都分配有“右派分子”指标，完不成任务，单位领导也交不了差。”老张说。

“以我看，这都是毛泽东一手搞起来的，毛就是一个大阴谋家，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连与他共事几十年的战友，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贺龙都不放过，而硬是置其于死地，还说其他？”王老师说。

“我看过天津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描写文革的小说，题目很怪，叫《啊！》。”陈雨林插话说。

“那篇小说叙述了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初期给朋友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对文革的不理解，说了在当时认为出格的话，但信没有寄出，却找不到了。他以为一定是有人拣到了这封信，交给了工宣队；他以为就要大祸临头了，他茶饭不思，惶惶然不可终日。思想斗争再三，还是主动向工宣队坦白了信里的‘反动’内容，以求争取宽大处理。交待问题的结果却是先被批斗，后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继而被判刑一年，送到了边远的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当他劳改一年回到他当年住室的时候，却发现那封以为丢失的信，竟是粘在了自己的脸盆低下。一个粗心的错误，由于恐惧而主动的坦白，竟换来了一年的牢狱之灾，这时，在那种难以言表的心情之下，他不禁发出了‘啊！’的一声感叹。”

“我只是把这篇小说当荒诞故事来看的，看来当时真的就是这样的政治环境”。陈雨林说。

“在那个年代，人们惊恐万状，生怕以言遭祸，有的人因心里过分紧张，越是怕说错就越是说错话，文革中有好多主持批斗大会的人，在领喊‘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喊错成‘打到毛……’

。话犹未了，就被群众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扭送了。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生产队的队长，贫农出身，自以为根正苗红，平时说话随便，有一次在田边劳动时，放了个屁，他想逞能幽默一下，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本是个玩笑话，这个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再也没有想到，这句玩笑竟换来了对他的一场武力批斗。在那个年代，不少人仅是因为一句、话一封信、一篇日记就能带来想像不到的厄运。”王老师说。

曲良年说：“文革是错误的，我也挨过批斗，说我是保皇派，不过后来想想，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好的，他是看到了党内已经出现了腐败分子，想彻底把党里的走资派清除出去，毛主席还是看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那时的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哪里像现在工人下岗失业，农民负担重，成了弱势群体，官员腐败成风。看看邓小平上台以后不就是走资本主义吗？要说毛主席有错，就是没有把邓小平彻底打倒，毛主席当时就说邓小平：‘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王老师说：“我认为，现今的国家状况比起毛时代是大有进步了，至少是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了，人们言论自由多了，但是由于只是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在政治体制上停滞不动，还是一党执政，一党垄断权力，垄断军队，垄断财政，垄断媒体，垄断思想；权力受不到监督和制约，哪能不腐败呢？在这种环境下，经济再发展，GDP再增长，少数权贵阶层把社会财富都攫取了，广大人民分享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怎能不日益尖锐？这个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解决，空喊创建和谐社会是无效的，试想，一部分人大把大把花纳税人的血汗钱，而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这个社会能和谐吗？现在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我看就与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现状有关，有很多刑事犯罪是一些人的心理不平衡而诱发出来的。”

曲良年说：“你说得很对，这不正是邓小平走资本主义的结果吗？我看五十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在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今天是应验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本意也就是防修反修，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可惜是扩大化了，真正的走资派还是没有被整下去”

王老师说：“要是邓小平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好了，真正的资本主义不仅经济上是彻底的市场经济，政治上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制约体制，可邓小平只是允许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在政治上却提出‘四个基本原则’，设立了禁区，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一个党垄断乱了政治、军队、经济大权，权力得不到制约，腐败的根源就在这里，要批判邓小平的话，不是批判他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是批判他的‘四个凡是’，不是回到毛时代，而是进一步地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真正的多党制，而不是现今的一党专制，不是其他党派作为陪衬的花瓶政治体制。”

陈雨林说：“是的，邓小平只允许在经济领域里改革开放，政治体制不允许触动，所以当1989年学生们提出反对腐败的时候，他认为是有人想推翻共产党，于是就毫不手软地动用军队，屠杀学生，一个党调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震惊了全世界。”

老张说：“我的看法是，邓小平毕竟摈弃了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经济上改革开放，比老毛时代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国当前的腐败，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毛泽东搞的那个独裁专职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根源，你认为毛时代就是清明廉洁的吗？根本不是，那个时代的腐败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上，因为那时国家贫困，想贪污也没有多少东西可贪，腐败突出地表现在政治上，一个领导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随意地践踏他人的人权，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以随意地把人打成‘右派’、‘反革命’而投入监狱，在全国陷入饥饿的三年里，在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同时，各省都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耗巨资建了别墅，湖南省在毛的家乡韶山给毛建了‘滴水洞’别墅群，河南省委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建了别墅群，从党中央主席到其他政治局常委每人一幢小楼，犹以毛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毛在杭州，在武汉，在广州，在上海都有毛泽东的个人别墅，这是不是腐败？”

王老师说：“是的，专制社会没有不腐败的，只是当时的信息封锁比现在更为严密，上层的腐败一般人是不知晓的，那个时候等级森严，除了毛的个人别墅之外，当时的高档宾馆、飞机、软卧，都是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享受的，你知道中央和高干的子女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北大、清华、哈军工等名校吗？你知道在全民饥饿的年代里，专为高干服务的特供商店里只需象征性的出点钱就可以买回大龙虾、肉类、鸡蛋、蔬菜吗？那个时候不是没有花天酒地，不是没有乱搞女人，只是这种腐败由于信息的严密封锁人们不知道而已。就说下层社会，也是开后门成风，有权势人的子女可以参军、上大学，而平民的子女就得下乡当知青，多少没后门的女孩子，为了回城、招工被迫为人献身，这种不公，这种惨剧是不是社会的腐败造成的？毛爱好游泳，就专门在中南海为他个人修建游泳池，就得为他封掉一大片海域，为了安全，毛不坐飞机，可他乘火车专列周游全国，导致相关路线的火车停驶，其耗费比乘专机还多得多。前年我们党校组织去湖南韶山参观，在韶山展览馆里，我看到了一个展品，是《毛泽东遗物事典》，里面记录了在1961年四月份厨师们为毛泽东制定的菜谱，那是各种鱼和虾的西餐做法，一共有十七种之多，这个《毛泽东遗物事典》是韶山纪念馆编和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监制的，其真实性不容置疑，这就充分说明毛在困难时期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的说法是虚假的。”

曲良年说：“王老师，你是党校老师，也是党员，你是教马列主义的，你在课堂上就是这样给你的学生讲这些吗？你这样贬低毛主席，你的学生们能同意吗？”

王老师笑着说：“我的确很矛盾，职业要求我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为了我的一份工资，可另一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以我在课堂上要按照教材要求去讲课，可在朋友圈子里，我还是亮出我的真实思想，说出我知道的事实真相；好在这不是毛泽东时代，不至于被告密，被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至于我的那些学生，他们的思想比我解放的多，他们早已看透了现时的政治，他们深知个人的晋升是靠的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要正儿巴经地去埋头学习，他们也根本不会为他们付出的学费惋惜，因为他们的学费都是地方财政买单，他们中有的连面儿都不照，到时候照样拿到大专或本科文凭，党校只管收钱，乐得学员不来上学，我们的学校还是比较好的，你没看到报纸上披露的海南省党校就是公开的贩卖文凭吗？”

曲良年说：“这种坏风气不都是邓小平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实质上在搞资本主义的结果吗？我也承认毛主席有不少失误，但他的出发点还是想让国家快快第富强起来，还是想让社会公平的，不管怎样说，毛主席那个时代，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是高的，不像现在工人下岗，农民失去土地，进城打工也是社会底层，毛主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还是正确的。”

陈雨林插话道：“过去的事情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想，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还在农村里，最多在城里跟着我爸炸苞米花吧”。

曲文慧笑着说：“要是毛主席还活着，你可贫农的后代呀，可光荣着里，现在不讲阶级成分了，你也不得光荣了”

陈富贵接着说：“贫农顶个屁用，还不如城里右派和地主，在城里不论啥出身，每月还都有固定的口粮、油、和其他副食供应，可俺们乡下人，再是贫农也是低人一等，六十年代年饿死的还不都是乡下人，还不都是贫下中农？我不管你们说的啥子主义，只要能叫我吃饱就是好主义，毛主席搞的那个共产主义就是饿死人主义，我一想起大跃进、吃食堂就头皮发麻，我是叫饿怕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毛主席活到现在，我和雨林恐怕早就饿死了”

老张说：“邓小平时代比起毛泽东时代来说是进步多了，至少人们的言论自由多了，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了，但他也是有局限性的，他仍死抱着一党专制的原则不放，虽然在经济上摈弃了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理论，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上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生活大大提高，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却停滞不前，并且提出了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设立了禁区，维持了一党专制，因此，共产党不仅政治大权独揽，财政上也一党垄断，军队也是一个党的御林军，这种权力当然得不到监督，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公车消费等现象，就不足为怪了。经济看起来是发展了，但大部分成果被权贵阶层占有了，可以说当今的社会问题盖出一源：就是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而这个体制正是毛泽东时代专制体制的延续。前几天我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题目是‘社会主义好’，是讽刺官员腐败的，我念念大家听听：歌词是：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的公仆个个地位高；

想多少就有多少，财局就是我的大钱包；

吃喝旅游走遍天下，你说我的心情咋能不好？咋能不好？

公有制好，公有制好！

公有制是我们的传家宝；

花多少，算多少，吃喝嫖赌全有公家来报销；

公有制是我们的命根子，

人民公仆多么逍遥，多么逍遥。’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王老师说：“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质上是封建专制，说是‘公有制’，实质上是少数权贵的垄断制、权贵私有制。我同意老张的分析，中国问题的症结，就是专制体制的问题，假若这种体制不改革，腐败就不可避免，看看人家香港、台湾；香港的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在加税前为女儿买了一辆新车，省了五万元港币，受到媒体披露和港民问责，结果梁向港民道歉，不仅退出了这五万元，还倒拿出五万元一并捐给慈善事业，可媒体和港民仍不罢休，梁也因此导致辞职。再看看台北市长马英九，因特别费的事遭到高检署以涉嫌贪污被起诉，搞得沸沸扬扬；这样的事在大陆就根本不算个事儿；我们的官员随意大花公款，有几个受到监督？老曲说现在的腐败和坏风气是邓小平搞资本主义的结果，我认为要是邓小平真的是搞资本主义就好了，美国、日本、香港、台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但腐败程度都比我们轻得多，即使出现腐败，也能得到披露和监督，我们打的是社会主义旗号，其实质却是封建的专制体制。”

王老师接着说：“我认为不仅要废止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还要彻底地批判毛所缔造得一党专制体制，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切切实实行民主政治，落实宪法给与公民的权利，中国才能站到世界民主国家之林。至于说毛的出发点是‘想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想使人民过上好日子，只是方法不对’的说法，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不惜拿几千万人民的生命做这种冒险试验，只能说他是个不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的疯子，看看在庐山会议上硬是冒天下之大不违，把提点意见的彭老总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而继续在全党全国开展反右倾的做法，很难相信他的动机是为了人民。正是因为“大跃进”“大炼钢铁”“共产风”“吃食堂”等的瞎折腾，仅仅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中全国饿死人就有三千五百万人，说是自然灾害，实际上纯系人祸。”

陈雨林说：“现在有人不满现在社会状况，提出回到毛泽东时代，我认为是‘看对了病，却抓错了药’，不仅不能回到那个整天阶级斗争的年代，还得彻底批判毛泽东那一套东西，因为现在表现出来的问题，从根子上都是从毛的体制的恶果。”

王老师说：“有些人怀念毛泽东，这是人们的自由，不过，可以想象，要是毛泽东复活，他会砸烂出租车司机和小贩的饭碗，他会把那些爱美的穿时髦服装年轻人当作流氓送去劳改，他会开展大批判把现在的流行歌曲、电视剧、电影和文艺节目统统封杀，让全国人只看八个样板戏，他会让全国学校统统停课，不允许大学招生，他会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会把年轻学生统统撵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要人们去吃糠咽菜忆苦思甜；他会封锁新闻，闭关锁国，让全国人实行票证，他会教导人们说：‘越穷越光荣’。我不知道有谁会愿意回到那个时代里去？”

曲良年憋了半天，这种讨论虽是酒桌上的闲聊，可听着几个人的放肆议论，不禁生起气来，他喝下了一大口酒，满脸通红地说：“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工资高，也不知道有多少下岗工人在街上拣菜叶吃。至少说，毛主席时代没有下岗失业，虽然当时国家困难，人们生活水平低，但没有两极分化，没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

王老师也激动起来，他说：“表面看起来毛时代没有下岗失业，其实当时的五亿多农民本来就没有就业，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没有自由，连在房前屋后钟点自留地，养点家禽家畜都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连外出逃荒的权利也没有，成了实质上的农奴，‘大跃进’时，吃食堂，农民连烧火做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比下岗失业更为严重。城里人虽说一部分人有工作，可那是重付出低工资的大锅饭的体制，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穷过度，是奴隶制，谁的生活好一些就被说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实行这种体制的结果，在政治上人们失去了起码的人权和自由，在经济上物质极度匮乏，买饭要粮票，买菜要菜票，买煤要煤票，城里人每人每月只有五两食油，要是在农村，就连这点可怜的待遇都没有，我不知道有谁愿意去过毛时代的生活？”

“我那年出差住在招待所，凉晒的袜子被风刮丢了一只，到商店里去买，售货员不卖，必须有两寸布票才行，没有办法，只好拿出出差证明哀求售货员，后来还是售货员请示领导才破例卖给了我一双袜子。”老张说。

文慧说：“我小时候最怕家里一个季度的买煤球的事儿，人们得整天整夜地在煤厂外面排队，好不容易排到地方，煤球机传送带上的煤球就被争抢一光，大家的脸上、头发上都是汗水和煤屑，和打仗一样。过元宵节买一斤元宵也得找人开后门，可现在，你到超市里转一圈，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

曲良年说：“人们的物质生活是提高了，可腐败水平也提高了，看看揭露出来的腐败案，贪污受贿几十万都是小数目，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工人农民地位低下，我是搞工会工作的，我知道现在的工人，特别是破产企业的工人生活有多困难。”

老张说：“在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看法上，例如对腐败程度的看法上我们没有分歧，只是在解决的办法上思路不同。我认为，不能让历史倒退，不仅不是回到毛时代的问题，而是要彻底批判毛泽东遗传下来的专制体制，让人民真正地能够监督政府，监督纳税人的钱是怎样花的，才能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分配的公正，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遏制两极分化。”

陈富贵半天没有吭声，他听不懂他们说的那些理论，他只有那些切切实实的自身感受，他不管什么腐败不腐败，只要能吃饱肚子就是好制度、好政策，他分不清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他只想绝对不能回到六十年代的日子了，他抬起头说了几句：

“我一直不想说，说起来就恶心，六零年，我们村里一家人把他刚刚饿死的爹身上的肉都割下来烧吃了，算是保住了一家人的性命，还是他的四岁的儿子对人们说，他爷爷的肉很好吃，这个事儿才透了出来，这家人虽然保住了性命，可在村子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后来不得不远逃他乡。现在想想，他们那时也是饿极了，要不也就没命了”

曲良年说：“看看中国当前腐败的严重情况，不都是是邓小平造成的吗？毛主席那时，国家是贫穷，但大家都穷，没有剥削，比较平等，就是有腐败，面也没有这么大，至少说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是高的，我看你们都是邓小平的孝子贤孙；要说毛主席有失误，就是当时听信了邓小平的‘永不翻案’的假话，要是彻底的把那些走资本主义的人打下去，中国也不会走到这种状况；你们是理论家，但说服不了我。”

酒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本来是春节的欢聚，却变成了政治论战，文慧赶忙笑着说：“你们都是政治家，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不像我们年轻人只管挣钱，谁给我提工资，我就拥护谁。”

王老师和老张相视苦笑了一下，陈富贵也听出了亲家的话中的芒刺，端起自己的酒杯一饮而尽，不再说话。

（八）吃共产党的

中央关于限制干部在风景名胜区开会和公款出国考察的通知不知下发了多少，但只是一纸空文，岂止是在名胜区开会，哪个县委书记和县级领导不是出国多少次国了？市里的四大家班子中哪个委、局的书记局长没有出国国？更不用说市级领导了。考察各有其名，人大、政协是考察外国的议会，大都是省级人大、政协组织的，下发个文件，给一定的出国指标，市级人大、政协在把指标分配到县级，费用当然由财政拨出，省里的和市里的带队领导的费用由下级财政分摊，这样出师有名，各得其乐。至于市委和政府领导的出国更是容易，市委书记门去国外考察什么呢？外国的党派是不会邀请你的，那就以工业、农业、商业、科技等名义，只需把书记的头衔变成专家、经理、工程师的身份就行了；财政局长巴不得借此机会为领导服务，何况是名正言顺的公务活动，只需按照需要费用拨出，甚至是宽备一些，以做不时之需。至于国内的公款“考察”，才是小事一段，按梁丰产的话说：“都腻了”。

这一次是陈雨林沾了老同学梁丰产的光了，八月份，文慧放暑假，陈雨林就调了工休假陪文慧和女儿一起去旅游散心，自从陈雨林成功地给省国土厅厅长的老婆动了手术之后，梁丰产对陈雨林更加关照，经常打电话和陈雨林联系，得知陈玉林的旅游意向时，就在电话里说：“老同学，这个事儿就由我来给你安排了，你只需告诉我你有多少天的休假时间，想去哪里玩，我来给你计划路线。”陈玉林说：“我和文慧、女儿一起去，你就不用操心了，老同学的情谊我领了。”梁丰产说：“这是小事一段，不用你出钱，也不用我出钱，我只需打个电话就成了，可以说只要在国内，你想去哪里，都有我的关系，都好安排。老同学，不瞒你说，这些年我早已储蓄了这些关系，并且这些关系都是铁打的，他们来我这里的时候，我让他们玩的舒舒服服，回去的时候我又送了不少的土特产，我们互通往来，经常联系，他们多次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作客，还说只要有朋友想来，只要打个电话，吃、住、车、玩，他们那里全包了；我的那些朋友在当地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叫他们安排个旅游参观什么的，就是小事一段，要是我不去，或者没有介绍朋友去，他们还会不高兴，认为是不愿结交他们这个朋友。”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陈雨林只好答应，他想，至少比参加旅行社要方便的多，不至于走马观花；但他提出，费用还是自己出，私人旅游，不能让人家破费。

电话那边，梁丰产哈哈大笑：“老同学不愧是医学界的专家，可在社会上你可有点迂腐了，你还当是能破费住他们的腰包？还不是公家买单？这只是他们一个电话的问题；你甭操那么多闲心了，你只管准备你们一家随身带的用品，只管把启程日期和假期时间给我说清楚就行了，到时候你听我电话。”

陈雨林、文慧告诉梁丰产想去四川玩一趟，时间是半个月；两天后，梁丰产打来电话，说建议他们路经湖南的桃花源景区时停两天，并说我已给桃花源市的朋友打去了电话，那里已经做了安排，后天一早六点，你们就在家里等候，有车去接你们到火车站。果然，那天五点五十分钟，有人敲门，是梁局长的司机；司机把他们的行李一下子提了起来下楼，把行李放进了后备箱里，又照护着陈雨林一家坐了车子，一下把车开到火车站的贵宾休息室门口，贵宾室迎出来两个女服务员，让几个人坐下休息，随即泡上茶水，端来水果、瓜子。待火车进站时，司机和服务员一起把一家人送上了软卧车厢，司机说，梁市长今天有会议，要不就来送行；一直到把行李放好以后才客气的与陈雨林告别，临走时拿出了四张车票说，是把这个卧铺车箱全包了，就咱们全家，没有外人的。还指者一大兜水果、点心、矿泉水交待：这是你们在车上用的。果然，火车开动不久，就有湖南桃花源市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是梁市长的朋友，欢迎你们来桃花源来玩，说了火车到站时刻，并交待你们只需走下火车，到时就会有人接到你们。

晚上十点，车到桃花源市，陈雨林一家刚刚下车到月台上，就有打着写着陈雨林名字小旗子的两个人在迎接他们，接头以后，就帮着提着行李出站，上了一辆皇冠，一直来到市区的一家大酒店，一位自称是梁局长朋友的汪先生迎了上来，热情地把他们送到已安排好的下榻处；汪先生交待他们：“先简单的洗漱以后就吃饭，今天你们劳累一天，饭后早些休息，我明天七点过来陪你们共进早餐。”之后，汪先生客气地向他们告别。

下榻处非常豪华，是带有套间的贵宾客房，洗漱以后，就有服务员在外间支上大圆桌，接着送来饭菜，虽是晚上近十一点的时候，饭菜仍然很丰盛，饭后，服务员立刻把外间收拾好，退下；，一家人舒舒服服地冲了澡休息了。

原来汪先生就是桃花源市政府的办公室副主任，去年来西海市考察“经营城市”及“土地储备”时，受到了西海市领导特别是土地局梁丰产的热情招待，今天梁局长即现任的梁市长的朋友来到这里，当然要尽地主之宜。第二天，汪主任和政府管后勤的一位副局长陪陈雨林进过早餐后，拿出了一张打印的单子，是这两天的旅游行程安排，从路线、车辆、景点、导游、食宿到具体的时间，写得清清楚楚，并征求陈雨林的意见，陈雨林客气地说：“一切听由汪主任安排”。

随后的事情非常顺利，一辆四轮驱动的七座面包车，政府办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个导游，尽兴地游了景区的各个景点；面包车的前窗贴有景区特别通行证，可以在任意地方停车，在景区的任意道路上行驶，因此，他们能够看到许多尚未对一般游客开放的景点，这也是一种特权吧。两个晚上都是丰盛热闹的宴席，头天晚上汪主任还邀请了一位在桃花源时搞花木生意的姓席的老板作陪，这位老板是西海市人，算是陈雨林的老乡，看来他和汪主任熟得很，两人称兄道弟，开玩笑打趣，晚宴快结束的时候，席老板叫服务员过来买单，汪主任笑着说：“席老板，还是由我来签单吧，你口袋里的钞票是你的，我签单花的钱是共产党的，趁我现在还有权签单，咱们就先吃共产党的吧，等到我退休以后，没权钱单的时候，再吃你的不迟。”席老板笑着说：“是是，你说得对，共产党的钱不花白不花，我的钱留着等你退休了我们再花”。陈雨林听着两人的对话，再看看一桌子陪客满面红光，喷着酒气，大声的猜枚划拳的情形，有点别扭，他在想：都说是吃共产党的，可共产党不种地，不养鸡、鸭、鱼、牛，而共产党的官员们却大吃大喝，共产党又是吃谁的呀？他不得而知。汪主任看到陈雨林低头沉思，就问：“老兄，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呀？”听到汪主任的发问，陈雨林的思绪这才回了过来，他不能拂逆东道主的热情啊呀，只好陪着笑了起来。

酒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一旦进入到了人的胃里，就像魔法一样的使人变性，许多人就是喝了酒而现出了本性，平时的伪装被剥得一干二净；所以经常在酒场上看到，有的红着脸在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有的不知道被触动到了什么隐痛而痛哭流涕，有的失态地动手搂住了女同事的腰肢，有的暴露出一向守口如瓶的个人隐私，大讲自己的情艳经历和“光荣”历史，有的坦然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所谓的“酒后吐真言”大概就在于此。当然这都是那些修炼功夫不到家的“酒徒”之辈，那些城府很深的人是不为酒所动的，一般来说，能够升到地厅级的官员，都是比较能把持住自己的，决不会喝了酒就胡言乱语，即使喝的过量，仍会严严实实地包裹住自己，保持矜持和庄重，可见其修炼功夫之深。此刻这位汪主任是属于那种“酒徒之辈”，在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放肆无忌地大谈官场之道。

“当官就当有权的官，级别不高实权大，特别是“人事权”和“财权”，只要有这两权，什么事情都好摆布；日他妈，我在当秘书、科长的时候，尽受气，处处看处长的脸色，可那个分管财务的科长，有审批报销条的权力，你看他那鸡巴倭瓜脸整天仰得老球高，现在我升到了办公室副主任，有了比他大得多的权力，那小子见我就像哈巴狗。”

“什么公有制、国有制，统统是共产党所有制，这就是‘中国特色’；你只要到了一定的级别，就可以尽情享受，就有对财政的支配权，大笔一挥，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就花出去了；陈老弟，你是梁局长的同学，就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权，花多了不行，花个几万倒是个小意思，你这次来，是赏光，你多住几天，尽情地玩，一切都有我来安排，实话给老弟说，我手里的接待费还有五十多万没有花出去呢。”

这时汪主任那种满足感、自豪感溢于言表。陈雨林真是大开眼界，没想到一个人辛辛苦苦挣的一年的工资的数目，在这些官员手中只是一挥而就的小事。文慧听了这位汪主任的话后，也有不少感触，立即联想到她遇到的一件事：去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她晨练回家路经菜市街，在道路中间迎面来了个拉着板车的六十多岁老人，车子上面装有一筐红薯和十几把去火气的苇根，文慧准备买点红薯，称过五斤红薯以后，谁知一摸口袋，竟没有带钱，那是因为早上上班时换了衣服，文慧就给老人说：“我家就在前面不远，红薯就先放在这里，你把车子往前面推一下，我拿了钱再拿红薯。”老人坚持要文慧先把红薯拿走，文慧只得提着这五斤红薯回家了，待文慧拿着钱走到家属区门口，只见老人红着两眼嘟嘟囔囊在说：“这是啥世道啊！”。原来就在文慧回家的当间儿，市场执法队拦住了老人，说他占道经营，罚款五元。老人手里拿着那张罚款条，无奈地说：“我是第一次来城里卖东西，今早四点钟我就从家里出来，走了四十多里，卖给你的红薯还是第一铺，没想到就犯了法，要不是今年孙子上初中缴学费我也不来”。文慧看看老人车上的东西，就是一筐红薯和一些苇根，红薯四毛钱一斤，苇根一把三毛，全部价值顶多也不过二十多元，这被罚的五元钱对于他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文慧给了老人七元钱，说这两元是我买你的红薯钱，那五块钱是补上你的被罚款，老人开始咋也不收文慧那五块钱，无奈文慧执意要老人接住，老人颤巍巍地说：“好人呐，好人呐”。

在满桌子酒菜的晚餐中，文慧想起那件她印象深刻的往事，他想：那老人咋也不会想到他起早贪黑拉来的一车子红薯还不抵这里餐桌上的一碟菜、一盅酒、一盒烟，他哪里能想到一个宾馆里每天倒掉的基本没动筷的鸡鸭鱼肉远远超过他全家一年的收入啊。

在湖南玩了两天，陈雨林告辞，汪主任把他们送上开往四川的火车，一路顺风来到成都，来站接待的是成都市武侯区的土地局办公室人员。武侯区土地局的领导也是去年到西海市考察时与梁丰产交上的朋友，这次梁市长的朋友来访，当然视为上宾，也是安排车辆、食宿，由办公室人员全程陪同把四川的主要景区景点玩了个遍，先后去了九寨沟、黄龙、海螺沟、乐山、峨眉山、都江堰、青城山、芦定……；一路观景游乐，自不待言。这次旅游一切都由梁丰产的关系安排，细致周到，高标准的食宿，非一般旅行社可同日而语。这次旅游安排，使陈雨林对梁丰产有了新的认识，梁丰产这位在学校学习平平，其貌不扬的人，在官场上可是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充分显示了他的精明和强势；虽然陈雨林这次不菲的旅游花费全由公家买单，可心里却有着难以言述地感觉，好像是受贿了那样。

旅游二十多天，回到家里，陈雨林给梁丰产打去电话，表示感谢，电话那边，梁丰产说：“老同学，以后想去哪里玩只管给我说，出国我不敢应承，只要是在国内，那就是小意思”。陈雨林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九）北京街头的惨剧

文慧在网上浏览新闻，一条大标题映入眼帘：“暴力抗法杀死北京城管执法队人员案开庭”。她想起了，就是她曾经浏览过的那条新闻的后续报道，她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只看了标题，就关闭了这个网页，她不愿看到那种血腥的报道，她害怕血，也恨那些不法之徒，那些小贩也太嚣张了，竟敢再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她心想，要是不对凶手严判，以后城市还怎么管理？出于好奇，她点开了报道的全文，事件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凶手崔英杰，无照商贩，河北省一个青年农民，在北京中官村以卖烤肠为业，2006年8月12日，执法队在清理无照商贩的过程中，没收了崔英杰卖烤肠的三轮车，崔竟丧心病狂地用匕首刺进了队副队长李志强的脖子，刺断了颈动脉，李经抢救无效死亡。李志强因公牺牲，被北京市政府追认为烈士，单位举办了隆重地祭奠仪式。凶手崔英杰逃离，十几个小时后在天津被抓获。

关于“小贩杀死城关执法人员”的报道，一时间成了舆论的热点，尤其是在网上，这个报道的点几率达到十几万人，大量跟贴发表着每个人的看法，小贩崔英杰的命运牵动着人们的心，不少人表示了对他的同情，认为崔是个进城作小买卖的谋生者，人们应给与一些宽容，城管人员应该对他以教育为主，不应该砸了他的饭碗。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无照小贩影响市容，影响交通；城关执法，取缔无政摊贩，理所应当；光天化日之下暴力抗法杀死执法人员，罪不容舍。有的网友甚至情绪激动，站在各自的立场大骂起来。但在李志强被追认位烈士，电视上又播出了隆重的祭奠大会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小贩崔英杰也就被置于杀死烈士的凶手位置，必死无疑了。

害怕血腥的文慧，此时的心也悬了起来，每天下班后都打开电脑看看事件的进展，从网友的贴子中，零零碎碎地着到了一些更详细的情况，直到有一天，电视香港凤凰卫视“文涛拍案”栏目中播出了事件的全过程，并插播了许多当日事件中的真实画面。凶手崔英杰23岁，是部队复员军人，河北阜平县人，复员后回家当农民，因家境穷困只身到北京市寻求工作，当过保安，虽勤勤恳恳，却一直被拖欠工资，无奈推三轮车作小贩，却在一次叫卖中被没收了三轮车，没了三轮就没了生计，于是又向朋友借钱买了辆新三轮卖烤肠，这次又遭城管人员再次没收三轮，他向城管人员苦苦哀求说：“车上的东西你们拿走，三轮给我留下”，未果，他就跑开了现场，十多分钟，崔又返回现场，继续要求城管人员留下他的三轮，仍不行，这时崔已失去理智，手中挥舞着切烤肠的小刀，随手刺向了城管人员，之后迅速逃离现场。据称，崔在部队被评为优秀士兵，多次在军人大会上当作典型表扬，崔入伍前所在的小学和中学都出具材料，证明他思想品德好，是名优秀学生。

香港“凤凰卫视”图文并茂地报道了事件的全过程，更引起了网络上的热烈讨论，同情崔英杰的网友占了绝对优势，贴子和跟贴发出了每个人的声音，有的网友针对央视等主流媒体的观点给与批驳，崔英杰的律师认为：海淀区城管局及城管大队是未经法定程序成立的非法组织，没有执法资格，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出示任何执法证件及委托书，就连非法的制服也没穿，人们无法认定他们是在执法还是抢劫。有的网友说，三轮车是崔英杰的合法私人财产，城管队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特征，崔是为了使本人的人身、财产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负刑事责任。有的网友批驳所谓的小贩妨碍交通的说法，说小贩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哪朝哪代从未有人说他们妨碍交通，正如长江里的白暨豚，是现代交通妨碍了白暨豚的生存环境，而不是白暨豚妨碍了长江水运。针对“无照经营”，有人说，历朝历代都没有要求走街串巷、提篮小卖的小商小贩办理经营执照，甚至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日本鬼子都没有要求“提篮小卖拾煤渣”的李铁梅办理营业执照，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显然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现在的城市政府凭什么要求小贩办理营业执照？

显然，网友们的评论带有明显的个人的情绪，可也反映出人们同情那个小贩崔英杰，也有人提出应当理性地分析事件，防止舆论审判。总之，网络给了人们很大的话语空间，各种声音、各种观点都得到了充分表达。

文慧今天终于看到了北京一中院对此事件开庭审理的报道，检察院代表公诉方对凶手提出“妨碍公务”和“故意杀人”的指控，崔英杰的律师针对控方的观点，首先对城管队的建立并未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和报请人大备案这一实事，提出了城管执法队的合法性和其执法资格的质疑，又从事件经过、崔与被害人的关系及对受害人死亡结果的态度、崔所用的刀具及其一贯表现说明崔并无杀人故意，他的杀人是在他苦苦哀求留下他的唯一谋生工具三轮车而无望之后，是在逃避被拘禁的激奋中的顺手一刀，是典型的“激情犯罪”。崔的律师还向法庭呈上了崔所服役部队给崔颁发的“优秀士兵”证明，及部队和战友们的求情信、崔的家乡派出所对崔的良好评价证明、崔的小学和中学出据的崔在校期间的良好表现的证明、崔的家乡父老的求情信等等。律师在长篇的辩论词的最后，悲愤地说道：“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我的当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顺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队是优秀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未被安置工作时也没有抱怨过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这个国家像崔英杰一样在默默讨生活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崔英杰的命运，关注着本案的结果。

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法庭上一片沉寂，受害人的家属为亲人的惨死啜泣，崔英杰的父亲，一个六十多岁满脸沧桑的老农老泪纵横，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也许他在抱怨孩子的莽撞，也许他为自己没有阻止孩子孤单一人去到那遥远的城市而悔恨，他不知道怎样为孩子辩护，他不懂什么法律，他只是想这个城市应该有孩子的立足之地。听众中不少人也留下眼泪，和以往官司中的听众不同，人们不知道应该站在哪种立场，他们内心复杂，他们既为受害人惋惜，也同情凶手的生活处境，他们搞不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十）去问老天

为“北京城管人员被杀案”文慧一连几天心情沉重，她不知道法庭将会怎样宣判，她会想象到受害人李志强脖颈上的汩汩血流，又仿佛看到崔英杰被判死刑拉到刑场上被执行枪决的情形，多么可怕的场景啊，她本来就胆小，这下子更是魂不守舍了，她不是单纯地害怕血腥，她是担心那个小贩的生死命运，他下意识地把那个小贩当成了她的弟弟，多么可怜啊！这么老实的一个孩子，因一时的激奋竟闯下大祸，二十三岁，尚未结婚，为了谋生来到城市，可城市为什么容不了他呢？一个刚刚踏入社会对人生充满希望的青年，怎么一失足掉进了万丈深渊了呢？她又想，被害者也很可怜，四十来岁，就像雨林他们这个年龄，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现在却突然撇下了妻子和幼女，这是多么惨痛的景象；有时又想，假若崔英杰被判死刑，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因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三轮车而凋落，那不是一件更大的惨剧吗？这到底是谁的错？似乎他们谁都没有错，一个为城市管理兢兢业业的工作，一个是为了生计的诚实劳动，可又为什么会导致出这样一种惨剧呢？

受害者已经离去，凶手就应该以命相抵吗？崔英杰不同于那种穷凶极恶的凶手，她对他恨不起来，他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弱者，那个价值几百元的三轮车是他的全部财产，他不能没有那个三轮车，对他来说，三轮车是他唯一赖以谋生的工具，失去了它，他就没有饭吃，何况那辆新三轮还是借钱买来的。吃饭是人生存的底线，没有谁能够把嘴扎住。他不抽烟，不喝酒，不下馆子，这些对于一个刚刚闯入城市的农民来说，那些都是一种奢华；他只求能有碗饭吃，能添饱肚子就行。可这个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具有着高度现代文明的城市，却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刚刚踏入这个城市，就发现这个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没有他的立锥之地。现在，他成了杀害烈士的凶手，面临的是法律的严惩，他是逃脱不了神圣的法律的，我们不是成天喊着依法治国吗？可又为什么，在崔英杰们最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却退避三舍，而在他们酿成大祸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却挺身而出呢？这时的文慧没有把这个面临死刑的青年农民看成歹徒、凶手，相反，他的命运竟成了她的牵挂。

没有想到，陈雨林工作中犯了错误，受到了医院的通报批评和扣发全年奖金。他擅自开药给一个病号，却把一千五百多元的药费记在了一位市委常委的帐上，这件事在医风大检查中被查出，当成了严重的行风事件，陈雨林为此写了多次检查；好在他是医院的专家，在全省也有名气，医院没有为难他，没有对他作实质上的处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月初，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带着一个十岁女孩看病，挂了他的号，经检查，小女孩的颈部有一个淋巴肿块，切片化验，有癌变迹象，于是决定立即住院手术，他告诉这位妇女到住院处出缴费，这个妇女就去了，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这个妇女回来，中午下班的时候，陈雨林在走廊看到了这个妇女搂着小女孩在啜泣，一问才知道这个妇女去缴费处缴费时，缴费处的工作人员说至少要缴五百元的押金，可她身上只剩有二百三十元，就这些钱还是在村里到处借来的，公公因看病已经借遍了亲戚朋友，即使现在回去也是借不来钱的。她家在离市区六十里的乡下，来时，为了省下几块钱的车费，是搭乘别人的拖拉机来的。陈玉林当即掏出三百元，告诉她，你现在就去缴费，下午两点半到我的诊室来一趟。妇女摇摇头说：“大夫，我看出你是好人啊，可我咋能用你的钱，再说就是缴了住院费，还会有好多花费，我们是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我们回去贴贴膏药算了。”陈玉林说：“你先去缴费，别的事以后再说。”妇女千恩万谢，连说：“好人、好人”。陈雨林知道，小女孩的这种病是不能耽误的，手术越早越好；要是不手术，这个小女孩也就没命了。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陈雨林指示护士长把这个女孩的手术费及药费记在了同时住院的一位市委常委的帐上，在这次医风大检查时，有工作组人员发现了马脚，因为这位领导虽是动了个小手术，但只是个普通手术，而用药单上却有化疗费用一项，追问之下，护士长承认了这个错误，陈雨林知道后，主动向检查组说明了情况，说明是自己的指示，与他人无关。这件事的确实是个大错误，严重地影响了医院的声誉，何况是侵害了一个市级领导。实际上，在这类事情中并不是陈雨林的第一次错误，几年中他已经和护士长合谋，用过了几次的类似的移花接木的手法，把贫穷的乡下人的医疗费记在了属于公费医疗的领导的帐单上，可从来没有被人发觉，他知道享受公费医疗的市级领导帐上的费用都是很充足的，是实报实销并且不拿现金的那种，病人及家属也从不过问医疗的花费，不像个人出现金的平民病员，们每次结账都要仔细检查自己的花费，并经常和医院发生争执。他知道好多领导干部都在医院里常年开有病房，有的仅是隔一段时间去输输水，保留个人病房只是为了方便而已，而且花费都是惊人的；他知道一位人大领导在北京住院期间，除了医疗费，司机、后勤人员、家属在北京的全部花费，包括小车的花费都定期由市财政通过医保中心拨付，一个人半年下来的花费就达到了八十多万元，虽然规定有医保中心监督，可那长长的医疗费单会使那些监督者头晕眼花，反正是公家的钱，由谁会去认真的核查呢？即使核查，对于市级领导也是网开一面，往往都是大笔一挥全部批准了，因此，领导的医保卡就成了一卡多用，家人用，司机用，亲戚也用，什么处方药、非处方药，统统畅通无阻，甚至血压计、高压锅、蜂蜜、保健品等非药品也都能从医保卡中取出，医保卡成了名副其实的取之不尽的聚宝盆。陈雨林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所以多次使用这个手法均是屡试不爽；即使这次被查了出来，也没人发现过去的事情，何况这类大检查基本是走走过场而已，这一次，不知道是那位愣头青倒是认真了起来，使陈雨林栽了个大跟头。

他为此付出了代价，扣发全年奖金是小事，被在全院通报批评，上了缺乏医德的黑名单，医院副院长候选人的事儿更是泡汤了。因为挨了通报，全医院的人都知道了陈雨林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可私下里人们却说陈雨林是个好人，是个医德高尚的大夫，说他一不是为自己或亲戚朋友，而是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穷人，二不是把钱装到了自己的腰包，而是杀富济贫，虽错犹荣。人们看到那些高级“公仆”在医院里倍受尊崇，医疗花费如流水，可都是公家买单，一千多元的费用在他们那里就如九牛一毛，而那些被称作国家“主人”的平民百姓，特别是那些乡下人，就是几百元也是东挪西借，面对医疗花费的窘困，两相对比，正如天地云泥，反差极大，因此倒有不少人同情起陈雨林了。对陈雨林来说，从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皆显示已经进入了上流社会，可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总脱不开平民情结，祖辈的生活状况他记忆犹新，他的炸苞米花和他住在河边窝棚里的情景，他历历在目，他知道穷人的生活是个什么状况，他看到那些佝偻着身子在医院楼道里排队看病乡下人，为了几百元药费而无奈的神情，看到那些因为实在拿不出医疗费而放弃治疗的情景，他都联想到他的父亲当年为妈妈看病时的窘境；可医院也有难处，要不硬性规定必须先交费再看病的话，巨大的开支也是医院负担不起的，于是在他面对无钱就没命的穷人病号时，他想到了如此下策。

梁丰产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到了陈雨林的事，关切的打来电话：“老同学，你怎么还是那么幼稚呀，你闲着没事儿啦，管那些蛋闲事干啥？天下的穷人多得很，你能管得完吗？何况你就是杀富济贫，也不能杀到市领导头上啊，找个私人大老板也不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啊，我已经给分管文、教、卫生的市长给你求了情，他们不会给你做实质性的处分，不过处理还是要有的。”陈雨林根本听不懂这位老同学的理论，心想，私人老板虽然财大气粗，可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才会和你认真较劲儿的。对梁丰产的关心，陈雨林无话可说，只回答：谢谢。

多少年后的一个中秋节，一个中年妇女引着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盒月饼，和一篮大红柿子，来到陈雨林的家里，刚一进门，还没等陈雨林夫妇愣过神来，三个人一下子跪倒在陈雨林的面前，下跪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大礼，这一下使陈雨林夫妇吓了一跳，以为是求大夫治病的病人，连忙把他们扶了起来，这时中年妇女已是泪流满面，她哽咽着说：“陈大夫，你不记得我了？我就是十二年前带着闺女找你看病的人，这就是我的闺女小尘，她得的是脖子上的要命的病，我缴不起押金，你给了我三百块钱，还免了我的医疗费，你救了俺闺女的命呀！你的恩我们一辈子也还不起啊”。中年妇女指着那个年轻夫妇说：“这就是小尘，那是她的爱人，现在在深圳打工”。她又对女儿说：“这就是我常给你说的陈大夫呀，是你的救命恩人呀”，夫妇俩连声道谢。陈雨林仔细端详，他已经记不清小女孩的模样了，那时她还小，中年妇女就是当年那个年轻妇女，只是苍老多了。中年妇女不知道陈雨林为救他女儿的事情受了处分，陈雨林也不提受处分的事，她不想使这个可怜的乡下人心里负疚，他很高兴，没想到那个当年患了淋巴癌的小女孩，现在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而且打了工，成了家。他愉快地收下礼物，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病人，礼物代表着一家人的心情，何况那两盒月饼是从深圳千里迢迢带回来的，柿子是从他们自家的树上摘的，礼轻仁义重啊。他再三挽留，三人答应了，两家六口人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这一天他们过的非常愉快。

陈雨林的精神世界在他的业务领域里，在这个领域里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可他也不是那种除了业务就什么也不感兴趣的人，他也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和世界的大事，不过他的关心属于好奇，国内的腐败分子落网、互联网上新的流传病毒、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六方会谈的进展等等，但在政治理论上他不感兴趣，什么“中国特色”，他不求甚解，他只知道间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新的提法，有时报纸上还会登出领导讲话，提出一大串主义和思想，如要坚持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以法治国”，又是“以德治国”，一会儿搞“三讲”，一会儿搞“三个代表教育”，一会儿搞“执政能力教育”，一会儿又搞“先进性教育”，惹得人们调侃地说什么“先进的”性教育””；又是“两个务必”，又是“两个坚持”，又是“三个为民”，又是“科学发展观”，又是“构建和谐社会”，又是“和平崛起”，真是花样翻新，眼花缭乱。他真是糊涂了，既要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又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又要高举“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怪不得有些党员说：“我们只有两只手，怎么能举起这么多的旗帜呀”，他听党校的王老师讲，“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阶级斗争”是要“坚持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搞“大跃进”要搞“计划经济”，而“邓小平理论”已经把毛的这些东西翻了个底朝天，怎么能把这两个旗帜并举呢？也有人说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应该回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可他知道他的奶奶、叔叔、姑姑都是在毛泽东时期饿死的，社会主义就是吃不饱饿死人吗？他父亲可是个正宗的贫农，怎么连父亲都说毛泽东时期不是人过的日子呢？去年他出差到北京，在毛主席纪念堂前，一方面有人排队去瞻仰毛泽东遗容，一方面又有人在一旁说毛是中国的祸害和灾星，要是毛活到现在，中国还不知道再饿死多少人里。市里前一段也出了不少事情，棉纺厂的工人闹事了，他们抗议厂长以权谋私，克扣工人工资，虐待工人，并列举了厂长的十大罪状，因为长期得不到解决，上万工人们竟然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市领导这才出面和工人对话，宣布厂长立即停职检查，并向工人们说：“若解散游行，回厂上班，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决不打击报复”；工人得到承诺，才散去。经查，工人们指控厂长的罪状属实，厂长确实是个大贪污犯。因这个厂长还是个省人大代表，又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撤销了他的代表资格，经检察院批准逮捕；可另一方面，又以工人示威事先没有申请，违反了宪法，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社会和谐，把为首的几个领头人逮捕了。对这件事，陈雨林也不明白，是工人对了还是错了？事实上工人游行事出有因，可事后又逮捕为首者，明明是镇压和打击报复，却又说是“违反了宪法”“破坏社会和谐”。

他真是糊涂了，他连他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搞不清楚了，，他技术上精益求精，他不收病人红包，有时还出钱资助穷苦的病人，可他又干出了移花接木的勾当，受到了通报批评和处理，上了“缺乏医德”的黑名单。他的这些疑惑不解没人能给他解释清楚，他也不知道到底该去问谁，也许需要去问问老天？

电视上，漂亮的女歌手载歌载舞地唱着最新创作的歌曲《欢乐中国》，歌词里有“唱出一个欢乐和谐同乐的中国”，接下来是那个男歌手唱的“今儿个老百姓啊，真哪个真高兴啊！”，荧屏上歌舞升平，很有些文革时期所说的“处处莺歌燕舞”的味道。

在欢乐的歌声中，陈雨林竟然昏昏睡去，他做了一个怪诞的梦，在一个森严的考场里正在进行晋升职称的考试，可是卷上的题目不是有关医学方面的内容，而是什么“三个代表”“三讲”“三个为民”“三面红旗”，“八荣八耻”，面对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他竟然不知道其中的内容，考试的时间眼看都快要结束了，他的试卷上仍是一片空白，这可是关系到他的职称晋升的考试呀，他急得满头大汗，一下子吓醒了，回到了现实，他松了口气。可他又想，要是真的要他去答这些试题，他的脑子里还真是一盆糨糊。他在上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政治课，什么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觉得都是些概念和文字游戏，许多概念似是而非，可他不能不去努力地死记硬背，因为在高考中政治成绩也占100分，他认为真正有用的还是语、外、数、理、化，政治课只对升学考试有用，他不清楚国外的学校里有没有政治课，那里的学生们是否这那样地苦苦记忆这么多的政治名词；问题是这种政治课解释不了许多现实问题，例如，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可现实是企业里的工人是社会的底层，有下岗工人，失业工人，却没有下岗干部和失业干部，不说隐形收入，行政干部的显形工资这些年直线上升，一个内地的处级干部的工资已经达到三千多元，是一个普通工人工资的三四倍，为什么共产党只代表干部的利益呢？再者，按宪法和物权法的精神，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资本和土地都可作为股份投入，雇用工人再也不是什么剥削，要是按此理论，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剥夺地主土地和资本家的财产岂非与现在的宪法和政策相悖，若如此，革命岂非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再者，如果说过去是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话，那么，现在的私人工厂、煤窑、林场、农场主是不是剥削阶级？他还知道许多国家干部有好多套住房，甚至十多套住房，大部出租，收取高额租金，这叫不叫剥削？即使在国营工厂里，如市里的棉纺厂，工人们的劳动条件也极其恶劣，工资每月只有四百元，而厂长却实行年薪制，一年就有几百万元，工厂的要害部门都是厂长的家人或亲戚，国家的厂子实际上成了私人企业。宪法写的何等的好啊，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可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人大能管得住党吗？人大能制约住市委书记吗？难怪听市委党校的一位老师说过的一件笑话：在一次考试中，题目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什么？”，竟有不少员答为“党中央”。

陈雨林的脑子里装满了问号，他越想问题越多，越想越糊涂，他甚至好奇地想，他的家庭要是按毛泽东时代的标准应该定个什么成分？他的收入不低，有两处住房，虽不像老同学梁丰产那样有权有钱，可也比工人、农民的经济条件好到不知多少倍，老父亲现在衣食无忧，一人住着一套大房子，这个老贫农在今天应该定个什么成分呢？他不知道是醒着还是在梦里，他求教于党校的校长，校长说他也说不清楚，他只管照本宣科地讲课，按标准答案评卷，按时发放毕业证书。这位校长还建议他去问问屈原，说那位屈夫子是个大学问家，他曾有个名篇《天问》，里面提出了173个问题，经过两千多年的研究，他应该有个成果了吧？陈雨林诧异了，屈夫子不是因为得不到答案悲愤地投汨罗江了吗？校长笑着说：《天问》就是《问天》，你提出的问题搜集起来起名《问天》，也是个很有价值的课题，你也去好好地研究吧，不过，当你得不到答案的时候可不要去投江啊！哈哈哈哈！

陈雨林不想去研究那些问题了，单是医术上的问题就够他忙活了，他想好好地整理一下他这几年发表的论文，汇成一个集子，这或许对同行们有点参考价值。他还没有想完，突然听到妻子轻柔的声音：“你不舒服了吗？怎么到现在还不起床？”

“啊！没有没有，我睡过头了！”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南柯一梦。陈雨林一身的疲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