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棺材板的老人

一

“有人吗？陈主任在家吗？”

那天，我正躲在房间里看书，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我放下书，打开门，发现是一个头发胡子全白了的老人，衣服很破旧，但很整洁。腰板挺得很直，但进门后一直都微微弯着一点腰。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问道：“你就是陈主任他弟弟吧？”

我点了点头，说：“我哥出去了，请问您找他有什麽事吗？”

“我叫陈凤丹，来找陈主任给我开一个证明材料，然后在我的申诉材料上盖一个章的。”陈凤丹？我好像有印象，我听我哥说起过，曾经是国民党驻缅抗日军队郑洞国将军手下的一个连长。抗战胜利后，回到老家，生有四子二女。由于儿女不孝，住在一个茅草棚里，晚上就和老伴两人睡在两块翻过来的棺材板上面。我连忙给这个老人让座，端上了一杯茶。

我问道：“是什么申诉材料？”

老人家赶紧递给我厚厚的一叠用毛笔写着工工整整小楷的材料，“听说老军长郑洞国将军复出了，在政协工作。我想通过县政协递递材料，看每个月能不能给我一点生活补助。我好歹也在缅甸打过四年日本鬼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现在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老伴18岁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跟着我从上海跑到这个穷乡僻壤，几十年了，吃苦耐劳。可现在老了，却连饭都吃不饱。我有愧呀？”他的眼睛红了。“只要材料能递到郑将军手里，他就一定能记起我来的。我们从缅甸回来的军官没有多少，大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我对他说：“您的几个子女也太不孝了，自己的小日子也还过得不错，怎么就让自己的老父老母饿肚子呢？”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自己的日子能过下去就不错了。要怪就只能怪我没有本事，没有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说话的时候，当村主任的二哥回来了，给他开好证明材料，盖好公章，又风风火火的出去了。他在告辞的时候，我问他有车费和生活费吗？他说有车费，至于生活费，他说老伴给他蒸了一大袋苞谷粑粑。我给了他20元钱，他推辞了一下，然后就收下了。

二

又过了几年，我结婚了，生了小孩，按照农村习俗，要办满月酒。那些帮忙的人我都请来了，就差一个写对联和写帐的先生。我突然想起了那个一手小楷毛笔字写得特好的陈凤丹老人，我就问了一下他家的具体位置，就按照习俗，带了一个红包去他家了。

他家是两间茅草房，在他儿子的几栋高大的楼房后面。我推开门，就看见一间房屋并排放了两副棺材，棺材板翻了过来，上面铺着被子。他正在一张老式的桌子上用捡来的旧报纸写毛笔字，一边写一边吟诵着古诗。很是怡然自乐。看见我进来了，他放下了毛笔，过来招呼我。他家没有杯子，他就用土碗给我端来了一碗白开水。

我问他，前几年去上访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

他笑了一下，说：“大概8个多月后，就有了答复。是郑洞国将军亲自签复的，每个月给我补贴80元钱。后来他到了我们县城，还打电话让我去见了他一面。”

“那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应当比以前要好得多了吧？”

他苦笑了，说：“我那几个儿子原来每年给我和老伴400斤谷子，折合大米是280斤，刚好够我们两老一个人的口粮。但现在他们知道我有了这笔钱后，这400斤谷子也不给了，还经常过来借钱。80元钱买米买菜，饿不死了。感谢政府！感谢郑将军！”

我无言了。“您两老每天就睡在棺材盖上面？”

“是啊，反正以后我们死了也是要睡在这里面的。没有什么关系！以前死在战场上的好多弟兄，他们的尸体有的是用火烧了的，有的根本就没有掩埋，也许就被野兽或什么吃掉了。比起他们来，我这简直就生活在天堂里。我这一辈子呀，多活了几十年，还有一个疼我爱我，跟我生死不渝的老伴，然后生了一大堆不孝顺的儿子女儿。但也值了。人这一生，不能太贪。我现在在写回忆录，还整理了我写的很多诗词。不管以后这些能不能见光，但这毕竟也是我这一辈子走完的路，是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痕迹。”

他第二天一早就过来了。把红纸裁剪好，就开始写对联。他没有象那些老先生一样，翻一本书，抄几条对联。所有的对联他都是微一沉吟，就随手写上了。有气势，也很是工整。对联写好了，他就坐在桌前做账房的工作。每一个贺喜的客人，都是先到他那里报到，并交上礼金。他用他工整的小楷一一注明礼金的数目和姓名。

我那天很忙，到了傍晚客人都散了的时候，我才记起他还没有吃午饭。我连忙去请他入席。他却先把账目和礼金一一清点给我之后，才上桌。桌上就我和他两个人。我们边喝酒边聊，他在我的询问下，才说起他的经历。

三

我是黄埔军校27期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郑洞国将军驻缅部队当连长。初到缅甸境内的时候，英国军队瞧不起我们，老是歧视我们。后来英国军队被打瘫痪了，反而是我们的这些武器装备都很差的中国士兵却越打越顺手，打得日本鬼子无还手之力。最后我们那一支部队，在世界上都打出了威风。抗战胜利后，我升了营长，也回到了上海。当时有一个女学生喜欢上了我，我们相恋了。而国民党正准备打内战，我不想同自己人自相残杀，就向上级申请回家。我带着部队一次性补发的四年3000多块大洋的工资奖金，还有那个跟着我私奔的女学生，就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我到了长沙，在一个战友家里玩了半个月。后来我嫌那几大箱银元携带太沉重，就全部换上了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等我和女友回到了老家，那些纸币已经贬值，成了一堆废纸。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还在我家里翻出了一大捆发黄的纸币。

（他笑着说：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倚。本来，3000多大洋变成一堆废纸，是一件祸事。四年在缅甸血战的全部工资奖金，全没了。一文不名的回到了家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当时回家，有钱了肯定就只有建房买地。那个时候，3000多块银元，可以买800多亩上等土地。如果买了，肯定是我们这一带最大的地主。解放后，肯定是要枪毙的。所以花了3000大洋，让我和老伴，多活了几十年。）

解放后，尽管有时候的革命运动我看不懂，但我还是积极参加了革命工作。很快就进入了公安系统了，1954年的这里肖恩反革命集团就是我破获的。他们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想也来一次农民暴动。我当时立功受奖了，被提拔到了县公安局。但当时工资低，老婆又是从上海来的，从没有干过农活。她一个人在乡下抚养几个孩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天天哭。我就辞掉了工作，回家种地，同她朝夕厮守在一起。日子虽然过得辛苦，但也充实幸福。我有时候写首诗填首词，这里都没有人能看懂，我就和我老伴两个人一起自己欣赏品评。

后来也有几次机会，能让我出去工作的，考虑到我老伴，我都谢绝了。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儿子女儿都长大了。他们在农村里没有什么特长，也赚不到钱。我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家产，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自然就对我有一点怨言怨语。每一次分家，我就搬一次家。最后，几栋房子都分给了儿子，我就自己搭了两间茅草房住下了。但他们好像还是不很满意。我知道，他们是不满意我以前辞掉工作回到家里陪他妈妈种地，而让他们失去了进城的机会。他们是在找一个发泄的借口。

其实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我老伴。她原来认识我的时候，还是一个漂亮的天真活泼的女学生。就这样不顾一切的随我来到了离家几千里的大山深处，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我一个大爷们，对她有愧呀！现在我在你这里吃肉喝酒，她在那个茅草房里就着腌菜喝稀饭。

（他的眼睛红了，站起身，说应该回家了，老伴在家等着他呢！我叫厨房包了几大包熟菜，叫他带给他老伴。又给了他一本繁体的宋词和厚厚的一叠白纸，让他回家写稿子。他很感激的收下了，带着一点酒意，蹒跚的离去了。）

四

一离开家乡我就有七年没回家。去年回了一趟家。我偶尔问起陈凤丹老人。别人告诉我，他已经仙去了几年了，享年86岁。

他前一天晚上还写了几行字之后，才睡觉。但第二天老伴起来后，把饭做好了叫他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了。老伴没有哭，一个人吃了饭，烧了一锅水，把他擦洗的干干净净后，又给他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让他继续躺在棺材盖上面。然后出去告诉儿子们，说老爸去世了。

一直到老人被抬上山掩埋，他老伴一直没哭。女儿要接妈妈去她家去小住几天，不让她回那个茅屋了。她不肯，说我要给你爸送饭呢！她把儿子女儿都赶走了，一个人回到了茅屋。她每天三餐饭都送到了老人的墓前，同老人一起吃。到了第七天后，她挨个儿的通知了所有儿子女儿，说你老爸来接我了，我今天要随他去了。

等儿子女儿晚上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洗好澡，换了干净的旧衣服，安安静静的也去了。

（后记：我后来问起老人写的稿子，他们都说不知道什么稿子。后来还是他家一个邻居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后来在茅屋里翻出了几大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四个儿子，每人分了20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