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窥文化的双重性格

仔细思考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其实质本是文化发展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到今天的后现代、后工业主义时代，人类文化从单一化、二元化（即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直至多元化文化一路发展而来，其间经历了几多艰辛，几多曲折。文化在这些艰辛、曲折中既流露着屈辱，又彰显着尊严；既夹带着软弱，又浇筑着坚韧；既充满了茫然，又描绘着希望；既沾染着尘埃，又保持着清纯。就在这种种矛盾中，文化形成了其独有的双重性格——坚强和软弱。

自人类建立政权之始，执政集团在以军事手段扫灭异己的同时，也在用说教方式同化民众，在说教过程中，一种新兴文化——官方文化诞生了。从此，文化在质朴、亲切、清纯的性格中，便多了几分唯诺、趋炎、功利。看看文化出现的这些性格泯灭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泯灭了民贵君轻，带来了君权神授；泯灭了有教无类，带来了礼不下庶民；泯灭了大同社会，带来了三纲五常；泯灭了民主氛围，带来了专制高压。如此，文化在政治强势力量的迫使下，开始了自我否定，自我改造、自我重建的过程，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文化的自我束缚、自我刻板、自我性格分裂，终致自我奴化。无需历览世界文明发展史，仅在我国从秦至汉的历史过程中，便可窥之一二。秦尊法家，实行以法治国，借之以严刑峻法，迫害异己，摧残文化。焚书坑儒——这四个字，至今犹如一颗尖锐的铁钉，依旧锥刺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心。至汉初，吕雉崇尚黄老之学，迫害大批儒士，中国官方文化以一颗绝对顺从和恭维的心，瞬间摇身一变由法入道。逮至刘彻继位，抑道尊儒，此时的官方文化，看到了道家文化已被新主子抛弃，便又笑颜迎逢，立即撕下了“圣人无功”的“面具”，画上了“君权神授”的“脸谱”。这一撕一画，暴露了官方文化何等软弱的性格，迸溅了官方文化何等污浊的血液，书写了官方文化何等卑微的屈辱，又饱含着文化何等强烈的无奈。

有其文化，必有其文人。为了登相封侯、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一些所谓代表主流文化的文人，双目圆睁，两耳直立，他们无时不在注视着执政者的所思所欲。那些执政者的思维有了任何风吹草动，主流文人们便将这些思维大肆加以渲染、美化、提纯，而后又为其量身裁定奢华的外衣，将之堂而皇之地公布于众，并树立为万世不变的“圭臬”。这些所谓的“圭臬”又是什么？粉饰太平、指鹿为马、本末倒置，以至助纣为虐、篡改历史、污损祖先。当这些所谓的圭臬一旦树立成功，所谓主流文化的传播者们顷刻间揭下圣人代言人的面孔，代之以某种温顺、忠实的面孔，以他们特有的四个支撑点着地，乖巧地跑到执政者身边，汇报战果。执政者肯定他们战功之时，便是他们的演艺水平发挥最为极致之时。看，他们在做什么？无非是耍乖弄巧、奉媚呈笑，丑态百出。听，他们在说什么？不外乎辞至极美、信誓旦旦，闻之瞠目。在执政者达到目的时，便随手抛出些许好处。这些文人们看到好处，便一边快速晃动着身后的某个部位致谢，一边享受着那些好处带来的所谓荣耀、地位。

何等可叹？本应是传播正义、民主、文明、进步的官方主流文化，一经这些文人之手，竟变得如此奇形怪状；何等可悲？仅为无休止的华衣锦食、金屋华盖，这些文人们竟不惜出卖正义、出卖历史、出卖祖先、出卖灵魂；何等可惜？人类千百年的精神财富，竟由这些人毁于朝夕。何等无奈？文化在深受篡改、蹂躏时，却无法立即反抗，他只能选择沉默、沉淀、沉寂。他在强忍剧痛等待、等待、再等待，等待着历史为其控诉，等待着时代为其平反，等待着文明将那些摧残、迫害自己的人推上历史、文化的审判台。

此消彼长，也许是世间一切事物的必然规律，文化也不例外。在官方饱受篡改的文化，一到民间却显得大气、深沉、宏伟、永恒，且带有道德、涵养、人情味。不需翻看民间文化典籍，只要在三里八乡走一走，看一看，即可知道文化在民间是何等的亲切、可爱。村口古戏台廊柱上的雕刻——杨家将、岳飞抗金，是人们对国的概念亘古不变的诠释；民居正门的横匾——家和万事兴，是人们对家千年的感悟。还有，民间戏曲、社火、民谣，等等此类，不胜枚举，不都体现了人们最质朴，最美好，最善良的愿望吗？较之文化的官方一面性格，文化的这些性格，少了功利、虚浮，多了淳朴、本真。

此时，我似乎也走入了思想的荒原。不知如何审视、思考文化的本性。我突然想起了《三字经》中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人的初始性格是善良的。这是儒家二圣——孔孟的思想。然而，几百年后，儒家的继承者荀况，颠覆了儒家历来秉承的性善说，提出了人的性恶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编三字经》又以“人之初、如玉璞、性与情，俱可塑”为首句，意在说明，人之本性无所谓善恶，所谓善恶的形成，在于后天的塑造。我想，人性如此，文化之性也应如此。所谓文化性格在官方与民间的性格差异，本是文化塑造者的差异吧。其差异就在于：一个淳朴，一个浮华；一个本真、一个功利；一个淡定，一个趋炎；一个高大，一个猥琐；一个脚踏沃土，一个心向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