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像一条河

老伴去北京常住，走时交待要我记住把那几盆月季、文竹和芦荟隔几天浇浇水，至于那一盆仙人掌就不要了。在几盆花开绚丽的月季之间，仙人掌浑身长刺，貌不惊人，就像一个低首含目的野生植株；我本来就不懂养花，也无兴趣，平时都是老伴伺弄，这次只得当成任务去例行职责了。每隔几天浇花一次，一个小盆里的仙人掌早已干枯，就是给它浇水也毫无意义了。夏天太阳的暴晒下，两天不浇水，月季就枯萎了，所以我倒是很精心，总是让这些宠儿喝足了水，也真不错，月季花儿还开了几朵，而那些种仙人掌的小盆里，本来土就不多，加之不再浇水，里面的土壤已成干土，仙人掌早已变成黄色干柴，匍匐在干燥的土壤上面。

真没想到，在一场大雨过后，阳台的花盆里溅入了些雨水，几天之后，奇迹出现了，仙人掌的根部开始发绿，并慢慢地钻出了土层。我惊奇了，早已死定了的仙人掌，起死回生了，仅仅是因为那些溅入盆里的雨水啊，这时我才意识到，可能仙人掌盆里土壤的底部尚有一丝湿气，而它就是靠着些微的湿气，坚持着，顽强地坚持着，直到那次雨水的来临。啊，这株其貌不扬的仙人掌，这株被我抛弃的仙人掌，竟然以它强大的生命力，证明着自己的存在。

“生命力”，这个经常使用的名词，直到这时，我才理解了它的含义，它，就是不屈不挠，就是顽强坚守，就是据力抗争，就是永不言败。

他回来了，带着新奇和兴奋；他回来了，带着欢乐与痛苦；他回来了，带着甜美与苦涩。下了火车，已是夜里两点；走出候车大厅，一片灯火辉煌，车站广场上熙来攘往；长途汽车、中巴、出租车以及人力车，在广场下面的场地上一字排开。广场左方一幢四层大楼上方的霓虹灯管绕成的“工贸中心”几个大字不停地闪烁，右方是一排饭店、小吃摊、水果摊；人声嘈杂，热闹非凡。这是古阳吗？变了，变了，认不得了。

三十五年，只是历史的一瞬，然而对一个人来说，却是漫漫半生；离开古阳时，年及二十三岁，而今已年近花甲，老了，老了。魏华在台阶处站下，他想辨认一下方向，啊，正前方向应该是东，文工团就在那个方向，文正街应该就在那个方向。

已是初春，可能因为是在夜间，仍然寒气逼人，魏华从提包里拿出那条深灰色围巾，围在脖子上，顿觉温暖；而后他走到车站附近的“工贸宾馆”安顿住下，待天亮后再步行到文工团旧址。三十五年前，他就是从那里离开古阳的，这次他还要到文正街19号，那里是她约定他们见面的地方。办过住宿手续，已是凌晨两点，从北京乘50次快车，整整二十个小时，一路颠簸，未曾合眼，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未能入睡。

当把时光倒流至三十五年前的时候，古阳市仅是一个五万多人口的农村小城，现在这个繁华的火车站，当年还是一片荒凉的岗坡，人称“百里奚”，据说是春秋时代秦国名相百里奚的出生地，三十五年前，就在这个小城的一个文工团里，演出了一出故事极为简单但也回肠荡气的人生活剧。

当序幕徐徐拉开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介绍一个并非主人公但却影响了主人公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他叫王龙。今天的王龙，已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因为偏瘫后遗症，目呆嘴斜，语言不清，天气好的时候，经常柱着拐杖，蹒跚于门口的人行道上，当人们看到这样一个形象时，怎能想到他年轻是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剧团演员呢。王龙，西岳县人，一九四五年时，年十六，小学文化，人很聪明，经人介绍，在古阳市万盛堂绸缎庄做相公，天南地北，买进卖出，写写算算，未有差错，深得主人喜欢；他每次回家乡，总是捎带些点心、酱菜、洋布、火柴之类的城里东西，分送邻里，深得乡邻好感，人们尊称为王相公。在那个年代，像王龙这样的略通文墨并在城里做事的人，确是凤毛麟角，说媒联姻的络绎不绝，最后择邻村李家之女红敏为妻。李家为村里富户，也是诗礼之家，红敏长王龙两岁，婚姻中女大于男，为解放前一些地方的习俗，红敏从小受礼教熏陶，知情达理，身壮貌美，二人结成连理，堪称天作之合。

古阳解放时，聪明的王龙看出从商不会有什么出息，于是转入干部短训班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分配到古阳市文工团工作，因他能写会唱，人又能干，领导任命他为文工团编导，时而登台演出，甚为叫好，一时成为剧团的风流人物，甚得上司赏识，不久，即升任为团长，时年二十三岁。

当时光流过十年之后，到了一九六零年的秋季，文工团里新分来一名刚从省戏校毕业的女学生，名叫张丽，年方十七，家居一个山区县的村子里，张丽天生丽质，身材窈窕，扮相俊美，加之气质温柔，工作积极，深得人们好评。再说团里有一名青年演员名叫魏华，北京市人，时年二十二岁，原是北京市青年歌舞团演员，前年因支援内地来到古阳；当然，从北京市下放到古阳小城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魏华的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几天文书，虽不是什么要职，可在解放初期也视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而因此劳改三年；魏华曾为父亲辩解，则被视为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而被开除团籍，魏华的历史档案也当然被涂为浓重的黑色。魏华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加之身材高，长相帅，一到团里就引起众多未婚女演员的注目；可当闻知其父干过伪职，本人又受过处分时，就远避之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类政治问题不仅株连配偶、亲属，还会殃及子孙。魏华也自觉矮人三分，不敢显山露水，只是老老实实服从领导，做驯服工具。团长王龙知道魏华才能，对他还很器重，虽无委以重任，却也用其所长，如让他给节目填词谱曲，有时充当乐队指挥或伴唱，遇到一些角色请假，他还可临时顶替救场；魏华每次接到任务，也视为领导信任，受宠若惊，总是踏踏实实出色完成。

张丽来到团里以后，在发音训练上常求魏华指导，练唱中也需魏华配器，魏华那种憨厚认真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得张丽敬重，有时张丽父亲来团看望女儿，捎来花生、大枣等土特产，张丽总是分出一半送给魏华，有时还送给魏华几斤粮票，以补其口粮之不足；对此，魏华只想是张丽的谢意，心里也过意不去。六四年底，魏华回北京探亲，回来时也给张丽带来了北京糕点，以作回报；这样一来二去，二人虽未言明，却感情日笃。一天晚上排练后，走出排练室门口，张丽轻声叫住魏华：“我有几个发音总是拿不准，你帮我纠正一下。”

“什么时候？”

“现在”

魏华转身就要回排练厅，张丽说：“咱们到外面走走，边走边说吧”

“那好”，魏华说。

两人出了大门，直往体育场走去。当时的体育场还处在郊野之中，夜幕之下，万籁俱寂，魏华边走边讲发音要领，又问张丽是否听懂，张丽却不言语，魏华细看张丽，张丽羞态可掬，过了一会，张丽慢慢扭过脸，面对魏华轻声说：“魏华哥”。

一个“哥”字，充分表达了少女的心声，先是魏华猛然一愣，但立刻懂得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回口叫了声：“丽”；省去了姓，只喊名字，一下子就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这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惯用的恋爱方式；简练、含蓄、巧妙、高雅。可当张丽进一步表示他很喜欢魏华时，魏华就立即从亢奋中冷静下来。

“我的情况你了解吗？”

“我知道”

“你出身贫农，是团员，而我父亲干过伪职，判过刑，我被开除了团籍，这些你都考虑过吗？魏华自惭形秽地说。

“我从小母亲去世，父亲只说要我找个靠得住的好人，我看你就是那种好人”。

魏华很感动；从前也有不少好心人给他介绍过女朋友，可当对方一了解魏华的家庭和他本人受过处分的情况后，均婉言告吹；魏华精神上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深知爱神与他无缘，可今天，当爱情的绣球向他抛来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一旦张丽家人及亲戚们了解自己是入了另册的人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过去和张丽感情虽笃，但仅仅是一种朦胧的好感，还谈不上是恋情，而今张丽抛开世俗，主动地明白地向他表示爱情时，他怎能不为眼前这位少女的勇敢和真诚所感动呢；在这个圣洁、善良的少女面前，他一下子丢掉了卑怯，丢掉了软弱，陡然地变得勇敢和自信，他相信自己会像大哥一样的去保护她，会全身心的去爱她。魏华激动地扶住张丽的双肩，张丽一下子扑到魏华的怀中，他紧紧地抱着她那柔弱的身子，两人都不再说话，此刻，张丽感到满足和幸福，她微闭双目，仰面朝上，等待着，等待着爱情的袭击。

他们错了，对他们来说，爱情之路就是走向悬崖之路，以后的事实会证明，一个人的命运就像漂在湍流中的一叶扁舟，个人的力量与时代的激流是无法抗衡的，尽管顷其全力，也难挽狂澜；结果，不是随波逐流，就是粉身碎骨；特别是魏华，只想到张丽的家庭、亲戚方面的障碍，没有想到冥冥之中一只无形的大手，正在向他劈来。

当他们回到宿舍时，已近十一点了，那时的未婚者均住单身集体宿舍，他们蹑手蹑脚，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可怎么能睡得着呢，少男少女的初恋，是那样的甜蜜与亢奋，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二人两情依依，浮想联翩，直至凌晨才渐入梦境。那是一个美丽温馨的梦，一个幸福和甘之如饴的梦。

自从那次相约之后，两人感情陡然升温，但那时的年轻人，远无今天年轻人的大胆开放，心里虽热，外表仍很矜持，偶有约会，常常通过张丽的好友程梅互传信息。

一天下午，团长王龙告知张丽，晚饭后让他到团长办公室一趟；张丽心想，可能是叫她去谈新排剧目的事，待她进入办公室后，见团长面色严肃地坐在那里，张丽心中惴惴，不知怎么回事，过去团长对他一向十分关心，一向笑容可掬，今天是怎么啦？

“你坐”

张丽在靠近门口的一个凳子上坐下。

“坐这儿”，王龙指着身边的一张椅子。张丽移步过去坐下。

“小丽”，团长一改往日“小张”的叫法。

“四清工作组最近就要进驻我们团了，四清是个严肃的政治运动，我们每个人都要积极投入”。

“嗯”。张丽也算表了个态。

“你是团员，党支部准备把你当作培养对象，你可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嗯”。张丽竟然忘记了团长还不是个党员，只是个已退团的老团员。

“你出身好，根子正，工作还是积极的，很有前途，要紧紧地靠近组织。

“嗯”

“我们处处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周围的人和事，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决不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种站不住、立不稳”。

“嗯”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脑子里要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要时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能正误不分，是非不分，办糊涂事，做糊涂人。”

起始，张丽还当是领导对自己的关心，是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就以一连声地“嗯”表示自己的同意和服从，可后来越听越不是滋味，一连串的“阶级斗争”、“立场”、“是非”“糊涂人”，这分明是弦外之音了；可又想，从这话的表面来说也没什么错处，领导要我们注意立场，辨明是非有什么错呢？

“嗯”，张丽仍作虔诚状。

“你认为魏华这个人怎么样”？

张丽的心蒙一紧缩了一下，“领导对魏华不是一直很信任吗？怎么今天是这种口气？”张丽心想。

“他服从领导，工作踏实”。张丽回答。

“你知道他的家庭和个人情况吗？”

“听说”。

“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被我们判过刑”。

张丽的确不清楚“文书”和“军官”的区别。

“他因包庇他的反动父亲而被开除了团籍”。

“我听说”。张丽答。

“听说你现在和魏华的关系很不正常”。

张丽猛然一惊，到这个时候她才听出了团长的弦外之音，就是指她和魏华的恋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她气急了，头猛然一下胀大了，但她不敢和团长争辩，只是说：

“魏华对我帮助很大，我们关系好，但不是不正常，魏华的错误是过去的事，但他不是坏人，不是阶级敌人。”

“小丽，我不是说魏华是阶级敌人，而是说，要把我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提高到阶级斗争路线的高度上去分析，这才有利于我们的进步；小丽，我是为你好，你想不想入党？你考虑没考虑过你的前途？你根正苗红，你和他是一个阶级的人吗？”王龙不再严肃，而是改为和颜悦色地谆谆教导。

王龙告诉张丽的话并非妄语，以后的事实证明，张丽的痴心与魏华的钟情使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不过不是他俩的过错，而是时代的、人为的打击。

当张丽走出王龙办公室的时候，两腿十分沉重，团长的这番谈话虽然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但他坚信魏华是个好人，至于魏华的家庭和个人情况，魏华对他并无丝毫隐瞒，而团长又说他们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难道她和魏华之间真的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吗？

初夏的傍晚，天空一片阴沉，可能是天快下雨的缘故，显得十分闷热，在白河南岸的柳林里坐着一对男女在轻声交谈，这是魏华和张丽。团长的那次谈话虽然把张丽搅得心乱如麻，但同时更激起他对魏华的同情，难道像魏华这样的青年就没有得到爱的权利吗？他工作踏实，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她从内心里喜欢他，她想过进步、入党、前途，但他只信从心底里升腾起的那团感情是一种真情；她涉世未深，还不懂得去称量一下前途与爱情孰重孰轻，她一贯懦弱，而现时却从心底里流出一种隐约的叛逆意识；团长的谈话，她没有告知魏华，不想伤害他的自尊。魏华仍是要张丽慎重考虑两人的关系，对张丽的爱，他受宠若惊；他自惭形秽，虽然心底里深爱着这个纯洁秀丽的姑娘，但又知道他配不上她。要知道那个时代里，出身和政治面目是首要的，出身不好或是有社会关系问题的就是入了另册，射来的目光也大都是鄙睨和不屑。他爱她，但也因为爱她而不想因为两人的结合使张丽受到委屈。也可能团长王龙的那番谈话的压力，使张丽的感情产生了强烈的反弹，张丽明确表示他不嫌魏华的出身和家庭问题，决心和他相爱下去。夜深了，当他们回走到剧团院子里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为了避雨，他们躲进了一个杂物房里，寒冷和爱把这对萧瑟的身体相拥在了一起。突然，几束手电的光柱一起射向他俩，团长王龙和三个团员一起冲进这间屋子。

魏华和张丽早已在团里的监控之下，当有人向王龙报告俩人一起出了大门的时候，王龙就安排人们在院子里守候。在六十年代，未婚男女在一起拥抱就被视为是作风问题，当事人也自惭形秽，自认为犯了大错，这时又被捉了个现行，自是羞愧难当。接下来就是把两人分开审问，王龙把张丽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魏华被另一班人带走。

“你把我的话都当成了耳旁风，在资产阶级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王龙先给张丽戴了一顶政治帽子。

“你不要忘了你是贫下中农子女，是共青团员，爱情也是有阶级性的，……。。”

“你知道这样的后果吗？你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吗？”

此时的张丽并不说话，只是嘤嘤的抽泣；她没有为王龙的政治帽子吓住，她不在乎这些，她在意的是，她和魏华的拥抱竟然暴露在众目睽睽手电的光柱之下，就像是在众人面前被剥掉了衣服，她感到无地自容。谈话进行了半个小时，不，是王龙自己说了半个小时，张丽始终一言不发，最后王龙只得让她回宿舍休息，并叫她明天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在魏华那边，审问进行得很顺利，魏华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从阶级出身到腐蚀贫下中农子女，到作风败坏，可谓认识深刻。魏华并不是敷衍领导，他是真诚地检讨，他猛一下清醒了，像他这种入了另册的人本来就没有爱的权利，遑论去爱一个贫下中农子女，这不是异想天开吗？再者，他还有一个想法，只有深刻检查，才能从轻处分，她不像张丽，出身好，有担负；他是没有退路的，他不敢想，好不容易有个工作，竟为自己的无自知之明和痴心妄想而毁于一旦。

张丽和魏华度日如年，他们自感犯了错误，他们没有见面，也不可能见面；他们被当成犯了错误的人而被隔离，停职反省，就像犯人一样等待宣判。一个星期以后，两人的处分决了：张丽并没有因态度顽固加重处分，只是给了个留团察看；魏华也没有又因检查深刻、态度诚恳而从轻，他被开除了公职。这种事情拿到今天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谈恋爱而被开除公职的事就是天方夜谭，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处处上纲上线的年代，这类事情并不稀奇，这是以道德败坏的名义处理的，开除一个职工并不要严格的审批手续，只要单位决定向上级备案就行了，谁要是略有微词或包打不平，就是同情坏人，至少也是阶级觉悟不高的落后分子，以后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这样的处理是体现了阶级路线的，张丽是贫下中农，是受了魏华的影响，魏华是阶级本质决定，是对贫下中农的腐蚀。“开除公职”是什么含义？就是丢了饭碗，就是从另册入到了外册，就是没有饭吃，就是打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当两人知道了对自己的处分决定时，魏华倒显得十分平静，就像是等待判决的犯人，最难过的时期是生死未卜的时候，一旦知道被判了死刑，也就尘埃落地，反倒松了一口气。而张丽却心潮难平，心负内疚；在和魏华的关系上，她是主动地，而今魏华却被开除公职，是她连累了他。

已是阴历十月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凉，张丽知道魏华将被逐回原籍，北方的气温会比这里更冷，想到魏华幼年丧母，只有一个老父亲，还在被管制着，也无力去照顾这个落难的儿子；想到这里，张丽心如刀绞，她必须告诉他，虽然他们今生不能成为伴侣，但她是真心爱他的。他要送给魏华一件礼物，以寄托她的思念；她买了几两灰色毛线，连夜织成了一个厚厚的围巾，又拿出了积攒下来的四十斤粮票，在粮票里夹带了一个巴掌大的字条，字条上只写了一个字：“丽”。而后用一条自己的丝巾包成一个小包，送给她的好友程梅，托程梅偷偷转送给魏华。

在办完手续之后魏华决定回到原籍，走的那天，除了后勤上的一个小办事员帮他拿行李送到汽车站之外，无其他人送行；只是在魏华出了剧团大门的那一刻，站在大门口的程梅机警地塞给魏华一个小包，并给魏华使了个眼色，那个小办事员还在大门里面低头捆魏华的行李，并未察觉。魏华走的那天，张丽是知道的，她本想去见魏华一面，可又不敢，她不知该怎样面对魏华，不知该说什么话，是表白？是道歉？是安慰？全都无济于事，更于事无补，她独自在宿舍里蒙上被子大哭了一场。

魏华走后，杳无音讯，张丽身心憔悴，心里始终放不下魏华，他设想着魏华回到北京后的情景，住在哪里？怎么吃饭？是打工？是流浪？是乞讨？她感到她的唯一过错就是因一时的冲动，拥在了魏华的怀里，那可能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吧。在此期间，团长王龙表现出了对张丽的极大关心，多次找张丽谈心开导，他不再给张丽扣政治帽子，不再提什么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也不提要张丽写检查的事，只是从生活上关心她，还让她在新排练的现代戏中担任女主角。一天，王龙去张丽的住室看望张丽，问她还有什么困难，他会尽力帮她解决，并神秘地告诉她，只要她表现好，就可以撤销处分，就不会影响转正；还说，要不是他尽力为张丽开脱，对张丽也是要开除公职的；张丽慢慢地对王龙心存感激，是呀，要是开除公职，他怎么回家面对父母，怎么面对乡亲们呀！

生活就像一条东逝的河，暴涨时奔腾叫嚣，平静时悠悠平缓，过了高潮之后，一切复归于平静，但是这种平静没有多久，一个让张丽作难的抉择又摆在了她的面前。两个月后的一天，王龙神秘地来到了张丽的住室，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张丽，张丽扫了一眼，啊，是“关于撤销张丽处分的决定”，这几个月里张丽用功排练、演出，就是想有一个好的表现，想早一天去掉这个套在她身上的枷锁。她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王龙告诉她，是他亲自找到文化局的领导争取来的，否则至少在一年以后才能撤销处分，张丽自是感激不尽。但王龙又告诉张丽：“鉴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上级决定，团里要压缩编制，三分之一的人员要下放到县里剧团或县里的其他单位，由于你受过处分，下放的可能性很大，不过我会尽力争取把你留下来”。要知道，那时的所谓下放，就是流放，县里的条件和生活待遇是不能和市一级单位相比的，刚刚处于喜悦之中的张丽，心里又蒙上了乌云。

一个星期之后，王龙把张丽叫到了办公室，关心地给她说，下放的名单已经初定，张丽就在其中。对张丽来说，这一消息如雷轰顶，但事已至此，只有认命了。流着眼泪的张丽正转身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王龙叫住了她。

“还有一线希望，我想给你商量一下”。

张丽慢慢抬起了头，等待着王龙的下文。

“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夫妻关系可以照顾”。

张丽自是失望，她是未婚，当然不在照顾之列。

“假若我们俩结婚的话，你就在照顾之列”

张丽大吃一惊，心想，你是有家室的人呀，我怎么能和有妇之夫结婚呢？况且张丽对王龙并无好感。

王龙看出了张丽的心结，慢慢地说：“你不知道吧，我已经离婚了”。并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纸。张丽顺眼一瞄，竟是盖着民政局大印的一张离婚证，上面的确写着王龙和一个叫李红敏的名字。王龙继续讲下去，她和那个叫李红敏的女人是包办婚姻，因为感情不合而离了婚。张丽看了一下离婚日期，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王龙的确是和李红敏离了婚，王龙对李红敏说，由于她出身富农，他的政治进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因此而下放，假若他们离了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红敏没有文化，又因出身不好而自惭形秽，可她认为被丈夫休掉是没脸见人的丑事；刚开始时坚决不同意，但经不起王龙的晓以利害，为了王龙的前途只好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离婚不离家。还住在王龙的家里，伺候所谓的公婆，这至少在表面看来，还是王家的媳妇，不至于太失面子。

对于张丽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她并不爱王龙，甚至于还有点恨他，可比起下放到县里甚至于一个基层公社的情景，她还是作着比较；下放无异于半失业，下面的艰苦她是知道的，工资是否能够全发也是个问题。又想到王龙对她还是有恩的，要不是王龙的争取，她可能早被开除了，何况还为她的撤销处分出了大力。人有一种本能，在生存和感情的两者之间，大都首选前者，张丽心里的天平向前者倾斜了。张丽低着头嗫嚅着：“我想想再说”。

王龙并没有逼迫张丽，他更加关心她，不时地给她送些好吃的，买些衣物之类的东西。张丽的心慢慢解冻、变软，终于有一天，当王龙再次问到她的态度时，她点了点头。

一切都顺理成章，王龙和张丽很快地办了结婚证，并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婚礼，证婚人是文化局的副局长。王龙的父母坚决不来参加儿子的婚礼，老人家坚持说红敏是他们的儿媳，要是去参加了那个婚礼，就对不起红敏。这样，张丽成了团长夫人，更不存在下放问题了，日子由此平平安安，几年之后张丽生下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生活更是锦上添花。

随着时光的流逝，王龙和张丽都已进入了中年老年，文革十年更有说不完的故事，文革初期，王龙作为一个单位的当权派，自然地受到了冲击，更有人把王龙借四清之机把魏华开除把张丽诱入怀中之事编成故事，写成大字报贴得满院都是，单位的群众虽没有对王龙进行游街坐飞机等武斗，可这种文斗比武斗更有杀伤力，气得王龙嘴歪眼斜，据说是那天王龙看过大字报以后，突然中风，半身不遂，好在张丽细心照护，问医寻药，终于控制住了病情，并慢慢恢复到了能下床走路的程度，只不过每迈出一步，左脚都得先画个圆圈。

生活像一条河，有时水流平缓，有时激越跌宕，到了1980年的时候，王龙病退，张丽因剧团停办调到地区副食品公司作了出纳，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王龙张丽这个小家生活的河流中也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一天，张丽在剧团时的好友程梅来到张丽家，见到王龙和孩子们都在家，就提出要张丽和她上街帮她选购衣服，当走出门外的时候，程梅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一看地址，是“北京门头沟煤矿安全科”，信封上写的是程梅的名字，封口已经打开，当她抽出信页时，看到的是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程梅的，另一封是写给自己的，他再也没有想到的是，落款竟是“魏华”；张丽一阵晕眩，十六年了，两人天各一方，不通音讯，虽然生活的流水冲淡了不少记忆，然而十多年前与魏华的初恋以及分离时的悲情，是怎么也忘不掉的，只是她把那段记忆当成了一段噩梦，他不愿回想那段往事。她没有立即去看那封只有一页纸的信，她要求去程梅家里；到了程梅家以后坐定，张丽才拿出那封一纸千斤的信来；信的内容如下：

张丽：十六年来，天各一方，甜酸苦辣，一言难尽。我的梦大都是噩梦，只有在回忆起我们相处的那段日子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短暂的温馨，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爱的权利，也没有被人爱的权利，所以我至今仍孑然一身；我自己命已至此，我不能再给别人带来厄运；我回京后，没有户口，没有固定工作，做过勤杂工，拉过板车，捡过废品，修过自行车。所幸后来国家平反冤案，我父亲落实为国民党起义人员，我的命运才得以改观，被安排到门头沟煤矿，作了一名安检人员。

张丽，我不知道你这么多年的生活情况，但我一直的默默地为你祝福；我忘不了，是你在那段日子里给我以爱，是你带给了我那可贵的温暖，尽管时光早已逝去，可那宝贵的情谊是我永生都难以忘怀的。我突发奇想，想见你一面，不为别的，只为那难忘的的友情和心灵的慰籍。我也想到，你可能已为人妇、为人母，我的唐突会使你作难，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今生今世，我不再见你一面，我会死不瞑目。是你来我处还是我去古阳，恳请一复为盼。

张丽看完信已是泪流满面，她怎能忘记她的初恋，多少年来，魏华的音容笑貌总在他的眼前浮现，她总是克制地不去想他，可又挥之不去；她也曾想像魏华的各种命运，也曾因为那场不可能的婚姻使魏华受到开除处分而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