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牛背上渡江的少年

站在牛背上渡江的少年

灰蒙蒙的苍穹下是滔滔东去的长江，江面上斜风细雨，白鹭横飞。一位少年，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左手执缰绳，右手挥柳鞭。伫立在一头健壮的水牛背上，眼睛凝视着前方，吆喝着牛向江的南岸踏浪而去……

这位少年，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故乡在长江的北岸，我父亲那时听说南岸的水草肥美，牛吃了，长膘。于是，在民国时期某个夏日的上午，年少的他，突发奇想，决定到对岸去放牛。这样，就出现了上面的一幕。

听村里人说，我父亲年青时生得一表人才，拉得一手好二胡。但是，在我初的记忆里，父亲约是四十多岁的样子，身材颀长而瘦削。西装头，络腮胡子，眼睛泛着和善的光芒。常穿一套褪了色的蓝布衣服。难以与年青英俊这个词挂上勾。我也从来没有见他拉过二胡。有一次，我就这事向他求证时，他哈哈一笑，说他年青时不但会拉二胡，而且还会耍狮子、舞龙灯、赛龙船，还会一些武功。他还说自己差一点就当了红军呢。我来了兴趣，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忽有一天，一支红军队伍路过咱家乡，战士们头上戴着八角帽。帽上的红五星深深地吸引了他，便动了参军的念头。于是，他瞒着家人跟着部队一起走了。他的一个长辈听说后，赶忙派人去追，在一个叫蒿墩的地方追上了队伍。硬是将他拽了回来。说完，他激昂的情绪就陡然低落了下来。

解放后，父亲被招进大冶钢厂当了一名工人，好象负责操作什么机器。因长期处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听觉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你说话声音过小或者离他稍远，他就不大听得清楚。后来，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号召工人回乡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他就在1961年又回到了家乡。离开之前，厂里组织回乡人员照了张合影，这张合影是父亲给我留下的他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几十年过去了，这张照片已发黄、断裂，我一直珍藏着，思念父亲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看着父亲在照片上年轻英俊、生气勃勃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感觉。

我父亲年少时学得一手好的缝纫手艺，他回乡后，又重操旧业，做起了缝纫这一行。因为他的手艺精湛，人和善，所以找他做衣服的人络绎不绝。那时做衣服与现在不一样，是到人家家里去做的，叫作“上工”。所以父亲终年是早出晚归，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从未间断。找他做衣服的人多了，所以需要排队，今天在这家，明天到那家，一家做完了，下一家会迫不及待地从上一家将缝纫机挑走。记得在我小时候，经常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敲门，并李师傅李师傅地喊，由于我父亲耳朵闭，常常没听见，睡在床的另一头的我就用脚丫挠他的大腿，并大声说：“爸，有人叫你。”……

在我上初中时的一天，我下了晚自习回家，家里人都睡了，我觉得口渴，就叫道：“好渴呀，渴死我啦！”母亲叫我忍一忍，说睡着了就不觉得渴了。睡在另一房间的父亲那天耳朵到是灵敏，居然听见了，赶紧说：“那么行？渴比饿更厉害呢！林子，你先睡，我起来烧，开了，我叫你。”父亲招呼我躺下，自己则撑起瘦削的身体，麻利地穿好衣服。他摸索着到了厨房，开灯，从水缸里舀了几瓢水倒进锅里，盖上锅盖。然后来到灶门处坐下，拿起一个柴把子,拆散，擦亮火柴将它点燃，塞起灶膛里。也许是柴禾不够干，火不大。我就扒在床头上瞅父亲，只见他抓起吹火筒，衔在嘴里，鼓起腮子，使劲往里吹气。吹着吹着，一股浓烟骤然从灶口喷出，父亲躲闪不及，被呛得一阵昏天黑地地咳嗽。咳嗽声把我的心抓得紧紧地。火终于着了，红红的火光映照在父亲的脸庞上，我蓦地发现，刚到五十岁的父亲额上皱褶宛若层叠的梯田，颧骨突起象嶙峋的山峰。眼眶里、睫毛和胡子上沾满了泪水、火光在泪水上跳跃、闪烁着。水终于开了，父亲用搪瓷缸舀了一杯开水，放在盛满冷水的洗脸盆中浸着，一会儿又端起来，用手拭拭缸壁，然后又放进去，反复几次。待水凉好后，父亲将水杯端到我的床前，和蔼地说：“好了，喝吧。”我接过水杯，用唇一拭，温度正好，就咕咕咚咚地一口气喝进肚里。喝完，我抬起头，发现父亲正用柔柔的目光注视着我，脸上写满了笑容，喝进肚里的水仿佛变成了一股温泉,象电一般地,倏然传遍了我的全身……

吃包面（饺子），是我少年时最盼望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是难得一见的，一般只有来了贵客或者农历每月初一才偶尔包一次。记得是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母亲煮了一大锅包面，给我们姐弟几个一人盛了一大碗，我见母亲没有给父亲盛，就问爸的呢？母亲没有好气地答道他不是与我分开过了吗？没得他的，你们都不许到外边去吃，就在灶房里吃。我对母亲说,妈，你晓得我怕热，我要外面去一边乘凉一边吃。母亲没有吱声，我就赶紧端着包面，从灶房里溜出来，当我穿过堂屋，跨出大门时，我看见父亲坐在门槛左侧的石凳上，正用筷子敲着吃完粥的空碗，口里哼着“九将军，你剑莫离手，手莫离剑……”我快速地将他的空碗抢过来，将我碗里的包面一古脑地倒进空碗里，然后将它塞给父亲，并轻声说爸你快吃呀，转身飞也似地钻进我家门前的竹园里。

竹林里黑魆魆的，有些怕人，蛐蛐在草丛中快活地叫个不停，几只萤火虫在竹梢上飞来飞去，一阵微风吹过，竹叶沙沙作响，几缕月光从高处竹枝间的缝隙中泻下来，轻柔地洒在我的脸上，空气中还隐约地闻到从田垄上飘来的稻穗的香气，很舒坦。

大约是七九年的某一天，我父亲在到外乡上工的途中突遇阵雨，因雨淋、着凉而致旧病复发，月余卧床不起。从此，父亲就再也没有去上工了。那时因为家贫，没有钱上大医院治疗，他只好到乡里卫生所开点药，打打针，或寻一些偏方来治疗。这样病情时好时坏，始终不见有大的起色。天气好的时候,他就四处走走，或到田间地头放放牛，天气不好就偎在床上。

同年六月，我初中毕业，中考完后就回乡,一边搞“双抢”，一边等通知。可是，直到八月下旬天气吐凉了，仍没有中考成绩的消息，心渐忐忑不安起来。那天，我拿着竹棍去垄中薅田，可是不见一个同学的身影，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被通知去上初三了，那时初中是两年制的。怎么没人通知我呢？我的心越发惶恐起来。于是将竹棍扔进池水中，跑回家拿了书包，胡乱地往里面塞了几本书，就往学校赶。当我经过大队的路口时，忽见队部门前有人手里扬着信一样的东西朝我大喊，说有我的一封信。我很是纳闷：长这么大了，我从未写过信，也从未收到过信，今天怎么会突然收到信呢？莫不是……三下五除二地拆信一看，果然是录取通知书，我被县一中高中部录取了！我立马喜上眉梢，象旋风一样地往回跑。在村口，有一口塘，叫叶角塘，跑到那塘岸上时恰好碰到正在那里放牛的父亲，我气喘吁吁地将好消息告诉了他，只见父亲那乌云密布的脸，顷刻间，云开日朗，笑逐颜开了，他用篾片一样干瘪的手拿着录取通知书反复端详，手不住地颤抖，他那瘦得只剩几根骨架的躯体撑起的衣裳，空荡荡的，也在瑟瑟地摆动。这样，我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村里第一个考取一中的人。这也算是我给父亲的一点小小的欣慰吧。

考上一中的喜悦，并没有阻止父亲病情加重的脚步。

那年冬天，三姐出嫁了，这样我的三个姐姐都相继出嫁了。三姐出嫁时我在县城念书，妈妈没让我回家，怕误了课程。

三姐出嫁后，那年过年吃团圆饭，堂屋的四方桌子边只围坐着妈、我、弟、妹四人，父亲病得不能上桌了，那景象异常寥落、冷清，我就有一种失落感。想以前三位姐都在家时，过年多热闹呀，满满一大桌子的人，大家有说有笑的，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过完年后，油菜花开的季节，父亲就再也不能起床了。他日夜咳嗽，痰中的血丝慢慢地变成了血块，后来连咳痰的力气都没有了，痰在喉咙中打转，咯咯作响。

听说父亲的病日益加重，他老家的一些叔伯弟兄来看望他，记得其中一个我叫四叔的是在武汉工作，见过世面，他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我爸得的不是什么绝症，主要是肺病而已，如果现在有钱去武汉治疗的话，还是可以治好的。我听后默然无语，心里就象打翻的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那是我在县一中念高一的下学期。一天，我正在上课，班主任把我喊了出去，对我说你爸病危，晕过去了，你赶紧回家吧。我心里一沉，一摸口袋只有三毛钱。那时从县城坐车回家也只要三毛钱，我决定走回去，于是我将三毛钱买了几根油条用尼龙袋套着给父亲捎去。路上我见了手扶拖拉机就往上扒，一会儿人家就将我撵了下来，次次如此。后来我看见一辆比较大的拖拉机从后面突突地开过来，拖斗里默默地坐着几个人，我一路小跑，扒在拖斗后面，奇怪的是那几个人居然没有吭声，更没有赶我下来的意思。我很纳闷，觉得有些不对劲。低头朝拖斗里一看，里面赫然躺着一个死人，上面还用白布盖着，我吓了一跳。慌忙下车。这样一路走着，太阳落山的时候终于赶回了家。这时父亲已经清醒，当我出现父亲面前时，躺在床上的他，黯然无神的眼睛突然变得光亮起来，然后父亲就责怪我不该耽误学习时间回来看他，但我分明看见他脸上一闪而过的的笑意。看着父亲那被病魔折磨得皮包骨的样了，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怕被父亲看见，我赶紧扭头用衣袖揩干。那天来了很多亲戚、乡邻，大姑也在，站着或坐着一屋子的人。我想人们是来与他告别的吧。大家说着宽慰他的话，聊着我父亲年轻时的趣事。剃头师傅站在床侧，给他理发、刮胡子。我来到床前，挨着父亲，坐在床沿上，父亲叫我离他远点，他说他的病是传染的，我说我不怕，我从小就同你睡在一张床上，十多年了，早就有了免疫力了。大家都笑了，父亲也笑了，接着他就呜咽起来说：儿呀，为父总算没有白疼你一回。后来，父亲同我商量，说他死后只有一点要求，就是不要火化，是不是让我作主将门前的梧桐树放了给他做一副寿木，或是用草席卷着埋了也行，就是不要火化。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没有主意，母亲在一旁也给我使眼色，意思是叫我不要答应。我又想到时下强调火化，曾耳闻目睹了人死后，刚埋掉又被挖起来火化的事例。我就没有吭声。父亲见此，便没有话语，闭上眼睛，静静地躺着。晚上，生产队长就找上了家门，生生地对我父亲说，华清，你不是不知道中央的政策，也不是不晓得你家的情况，你死后生产队里准备给你家补助点钱粮，前提就是火化，如果土葬，便不给了。你想想吧。父亲默然良久，说周总理那么大的人物都火化了，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头百姓，凭么事还要占一块地呢？就火化吧。队长得到承诺，就欣欣然而去。若干年后，那队长也死了，却是土葬的。

夜深了，人们相继散去，房间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俩人，他叫我将房门关上，然后告诉我他给我留了一百多块钱，就锁在一个小木匣里，那匣子就锁在衣柜里，钥匙放在某处墙缝中，你记好，千万莫搞忘记了，我走后你就拿去。我说爸，你怎么不用那些钱去诊病呢？父亲说：傻儿子，这点钱是治不好我的病的，再说，你考上了一中，读书需要钱。那时候，在农村一百多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年，也只能挣三百来块钱。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为歌颂农村的幸福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好，夜晚唱戏，有一曲快板，一个扮农民的演员在台上神气活现地唱道“你看我，今年收入有多少？三百三十三块三角三！真把我，乐得心花怒放，三天三夜睡不着……”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父亲说，你不要难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总是要死的，生离死别，是很自然的事。你好好念书，我就瞑目了。以后月半三十的给我烧点纸钱，就行了。我又哭了。父亲接着说：“你说奇怪吧？我咋晚梦见我死去的哥哥了，他叫我到他那里去，他等我。他在山下的一块平地上盖了几连新瓦屋，屋前有大片场地，上面养了数不清的鸽子。屋前屋后，房顶上，天上飞的到处都是白色的鸽子……”

那晚，我妈和大姑把我叫到她们住的房间里，对我说：我爸就是这几天的事，要有心理准备。还让我去问父亲，看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豆芽，第二天我妈就叫我的三姐夫到黄石去买，结果没有买到。

几天后，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日子，我的父亲就带着许多的遗憾驾鹤西去了，享年仅五十三岁。尸体火化后，骨灰盒就葬在沙山东侧的山坳里。那是一九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

父亲逝世后的第二天，我老家的两个远房弟弟来访，那时我正和妈妈一起在父亲房里清理他的遗物。忽然一只巨大的蝴蝶不知从哪儿飞了出来，扇着那白色的翅膀，一会儿飞到蚊帐上，一会儿飞到窗棂上，一会儿又飞上楼板，我们几个人拿着扫帚赶了半天它硬是不肯飞出父亲的房间。我的母亲顿悟：“莫不是你爸变的，看到你们三兄弟在一起，高兴，来看你们的？”再去找它时，却没了踪影。蝴蝶的出现，让我们异常惊诧。见到这么大的蝴蝶，对我们来说是平生第一次，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我还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窗外就传来村人唱歌的声音，那歌声轻快而又悠扬。于是，我就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当时在课本上读它时，没有什么体会，现在就感同身受了。

每当我想起父亲的时候，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他最后的一点心愿我都无法满足，真是不孝之致。只好写点文字，作为怀念。

父亲逝世已经三十二年了，昔日那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站在牛背上，迎着风雨渡江的少年英雄的形象，时时浮现我的脑海里……

201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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