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心得体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心得体会一

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是继去年修改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我们党制定的又一部重要党内法规，它进一步扎紧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完成历史使命，战胜风险挑战，必须管好党、治好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治国理政的关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试出了人心向背，奠定了广泛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只要我们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就一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 430多万个党组织、87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离开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解决从严治党问题，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要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制度治党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路径，廓清了一系列事关根本的重大问题和根本关系，为新形势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建党95年来，我们党在制度建党和制度治党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为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内法规也出现了一些不配套、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现象。比如，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制度滞后于实践发展和形势需要;有些制度过于抽象笼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可操作性的规定;还有些党内法规制度公信力、约束力弱化，甚至沦为摆设。这些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短板，必须尽快补齐。正因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年多来我们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截至目前，中央已经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共54部，包括党章1部、准则1部、条例8部、规则6部、规定21部、办法9部、细则8部，超过现行 15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

在众多党内法规制度中，问责条例堪称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件利器。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实践证明，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但如果没有统一、配套、刚性的问责制度作支撑，问责的执行效果必将大打折扣。党的责任重如泰山，有权必然有责，失责必须追究。制定问责条例，既是为了减少问责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同时也是在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问责条例的制定，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广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全省各级党组党委、纪委纪检组和党的工作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南粤党员干部队伍，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心得体会二

实行了近7年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已启动大修。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和辽宁接连主持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座谈主题都是“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

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强化问责，王岐山也多次提出“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那么王岐山要立哪些“问责”新规矩?

从《暂行规定》上升到《条例》

现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颁布于2009年6月30日，迄今已近7年。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 (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此次王岐山接连主持召开座谈会，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启动修订后，名称已改为《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严格意义上说，中办、国办于2009年6月30日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相当于一个党内文件;而正在着手制定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则是一部党内法规，更具有权威性、系统性。问责制度从原来的《暂行规定》，上升到《条例》，意味着问责制度将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支撑。

马怀德表示，十八大以来已陆续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与上述党内法规相衔接。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也将“复制”《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做法，融入十八大以来执纪监督方面的新做法、官员问责方面的新经验。

“制定问责条例要抓住主要矛盾”

在座谈会上，王岐山表示，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根本原因在于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搞好人主义、一团和气。制定问责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起来，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那么怎样让问责利剑高悬起来?王岐山提到了两个重点：一个是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党章、聚焦政治责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问责”;一个是要抓住“关键少数”，“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让从严治党严起来实起来”。

王岐山强调，制度创新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不能贪大求全，否则就突出不了重点。要抓住现阶段的主要问题，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只要方向正确，迈出一步就是胜利。

王岐山的上述表态表明，问责新规将以“关键少数”为突破口，以“现阶段的主要问题”为侧重点。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心得体会三

党的95周年生日到来前夕，中央放出加强制度建设大招，祭出全面从严治党利器。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问责”和“问责条例”，很快成为各类媒体、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门词汇。

“问责”就是追究责任。在政，就是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在党，就是追究党的干部的责任。据报道，《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问责焦点更为集中，即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5方面，开展问责。问责情形有3条标准，即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问责包括3种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

有许多人可能已注意到，尽管早在2009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但十八大以来，在中央领导讲话和党的文件中，有关问责的话题，出现更为频繁。2013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决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今年以来，“问责”热度进一步提升。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王岐山同志更提出，“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中央为什么如此重视“问责”?这与成立95年的大党今天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和所面临的从严治党难题息息相关。一方面，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艰巨，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搞好人主义、一团和气。尤其是近年来，在反腐败大背景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不负责，且有逐渐蔓延之势。对此必须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特别亟需从加强制度建设入手以治本。出台问责条例，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举措。

问责，隐含着权责对等原则，这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以往，我们习惯于官员出了大事才追究责任，甚至只要不触犯党纪国法，即使出事一般也不直接承担责任。官员权力很大，责任却不很明确。2003年“非典”以后，问责才慢慢开始运用和法制化，尤其在行政问责方面。但党内问责法规体系建设仍显滞后。 2009年“暂行规定”权威性系统性不足，比如被问责官员如何复出不明确，屡受诟病，问责效果受到质疑。因此2013年“规划纲要”提出要进行修订，包括 “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问责条例的出台，使问责制从“暂行规定”上升到了“条例”的权威高度，使权责对等原则得到了党内法规的严格规范。它将促使人们由更严肃的事后追责，进一步重视和关注更明确的事前明责，从而有效地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纵向压给各级党组织，横向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更重要的是，它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内法规有刚性，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失责必问将成为常态。这就抓住了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以问责倒逼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认真贯彻问责条例，就能将从严治党的整体责任，转化为各级党组织的具体责任;把中央的担当精神，转化为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的担当行动，使“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成为党的干部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