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泪青青

父亲的伞撑在天上，顺着边沿淌下的雨水，仿佛是一个见证。伞柄上的橙黄的斑点，还是那样明，似眼睛，似星星，述说着人生的脚步匆匆又迷蒙。

小时候，父亲的威严早早地建立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敬畏自心底。不只是我们兄妹六人，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就连几个堂兄妹，对他也是敬畏有加。一次吧，被教书的三爸宠坏了的胖子哥发飙，坐在崖畔边上要往下跳，急得三妈在当院“社哟——社，好我的岁先人哩，你起来，要啥都成……”她越是哎哎戚戚，胖子哥就是坐在那里不离开，我们哥几个围在崖畔边上，干瞪眼没办法，心说：这可咋办呀？父亲可能在灶房吃饭吧，一听三妈又在哭闹，心里明白了三分，撂下碗走了出来，只大声喊了一句：“谁要弄啥哩？”胖子哥便灰溜溜地爬起身来向场后跑去。一场危机终于解除了，三妈长舒了口气，他却像没事人似的，拽着我们小弟兄几个搞起“攻城”的游戏来。

国国是四爸的大儿子，和我一般大，但在哥几个中最调皮，打拳钓鱼的游戏他最拿手，村院中的小孩子无不怕他，因为他的“空脚”（扫堂腿）老厉害了。但他也有惧怕的事，就是，每每剃头的时候，就连蹦带跳，哭闹不止。这时候，四妈总爱说：“别吼啦，你伯来啦！”他的哭声立时止住了，睁开半眯着的一只眼睛一瞧，发觉上当，又哭闹起来，比刚才蹦得更厉害了。这时，到生产队饲养室喂牛的父亲路过老院门口，被爷爷叫住，走了进去。四妈正手忙脚乱的，一看父亲来了，仿佛见到了救护神，急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只手使劲扶起国国的头，嘴里念道：“哎哎——！”国国一听妈妈不再求他，语调里带着惊喜，觉得不对劲，赶紧止住了哭闹，直起身来挣脱妈妈的手臂，乖乖地走到木凳子前，接受这迟来的“洗礼”。

父亲对我们自小要求就很严，他生气的时候并不动手。记得有一年冬天流行水痘，大人也闲了，整天把我们关在家里。可下了雪，我们小哥几个就闷得慌，觉得心焦，啊哦，是该堆雪人了。于是我们就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地想溜上场去。可谁知，父亲正在大门口扫雪，这可怎么办？我们大着胆子，想悄悄地从他身边绕过去；一个过去了，他还在扫；第二个过去了，他猛抬头看见了：“嗯！你这些岁熊——”他说着，嘴向一边使劲一撇，大鼻子还直着。吓得我们灰溜溜地放绷子跑下院中。

小时候，我只违过父亲的一次意志，就是八岁那年父亲让我上学，我非但不去，而且大着胆子喊了他的名字。于是他顺手捞起一根竹扫棍，没头没脑地狠命地抽下来，我哭喊着：“妈呀——妈呀……”卷起书包跑着上学去了。

这可要怪邻家的叔叔，他说：“学校的姓寇的老师可歪（严的意思）了，说不定就教你。”我说：“我怕！”

“怕就不去学校了，你还小。”

“可我爸让我去！”

“那有啥难的，他硬叫你去，你就喊他的名字，他就不让你去了。”

结果害我挨了顿揍，我好几天都没理他。

好在有几个同学逃学，父亲也知道这情况。加上我不会写字，让哥哥写，结果不满意，我便以老师的话当“挡箭牌”，滚到炕角冲家里人喊到：“老师让星期日的作业，写的和书上印的一模一样。要不，就不让去学校。我不念了，祥子人家都不念了。”父亲无法，苦笑着，便不再勉强我去学校了。一晃到了第二年九月一日，我背着书包，屁颠屁颠地上学去了。母亲笑着对父亲说：“你看到了年龄，不用你说，人家就知道上学时咋回事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逃过学，从小学一直念到中学，念到师范，再工作，再进修，一直到今天的研究生，我还在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呆子”。可父亲在前几年已经去世，不知他还赞不赞同我这不同流俗的拗劲？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的威望在方圆是极高的。他善良淳朴，好急人所难，排纷解难，主持公道。谁家有个不接不到处，只要他知道，就会想法设法帮助人家；谁家邻里兄弟发生矛盾，连村干部都“清官难断家务事”，只要找他，他一句“豇豆一行，茄子一行，行行清”，就给裁决下来，当事双方就瞪着眼睛来，眯着眼睛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夏天，耀州的一个小伙子找他，说是要认母。父亲已不再喂牛，因为在城边修路，负了工伤，被提拔为副队长。但，大家还习惯叫他“未哥”或“未叔”。“未”，是爷爷给他取的小名，大概是时辰吧，三爸叫“乾”，四爸叫“老福”，而五爸却叫了“虎”；在大家里，大伯没有“出五服”，再老哥几个中为长，父亲排行老二，他的孩子管父亲叫二爸，因此我们堂兄妹就顺着叫下来了。

父亲便给这那小伙子走了。到晚间才回来，他对我们啥也没说。后来从母亲口中才得知，那个小伙是陈家的玉兰姨早年生在耀州娘家的儿子。陈家的老掌柜过去在国民党手里当过镇上的保长，规矩多，就不许媳妇把孙子带进门，于是玉兰姨娘家人就只好把孩子送了人。世事无常，其时老太爷已经去世，玉兰姨的丈夫在儿子出生不久，到九里坡放羊，帮人到破窑洞里挖白垩土给塌死了。玉兰姨从此寡妇抓（养的意思）娃，生活艰难，好在陈家人护群，邻里也不遗余力地帮助，才总算能维持生计。

如今，长大成人的长子来认母，玉兰姨当然乐意。但她拿不住大家族的事，父亲便去找陈家的老二——新宝叔。新宝叔和父亲年龄一般，小时候有昏厥症，一次他在野坡里昏倒，父亲救了他，从那以后，他们的关系就很正，他家富有，交往广，但有什么好的总带给父亲吃。父亲说明来意，并介绍小伙给他二爸行礼，新宝叔看父亲同意这事，也不好反驳说：“是这样，只要我妈同意认，我就答应他们母子相认。”陈家的老太，个子挺大，胖乎乎的，整天不干活，每每经过她家门口，就会发现她老人家拄着拐棍，蹲在大门墩上晒太阳。她家法严，动不动就罚媳妇孙子的跪，村院中人送她一个最相称不过的外号——佘太君。你说，厉害吧！

去问，她怎会同意呢？玉兰姨拗不过，母子只好哭哭啼啼，做骨肉分割，那场面叫人揪心。父亲无法，只得打圆场：“俗话说‘生母没有养母亲’，小伙子，你先回去，待给你二老养老送终了再来相认吧。以后，走到村里，到叔家喝茶！”

但父亲的文化也不低，他常对母亲说：“娃们能念书，尽管让念，念到哪里，我就把他们供到哪里！”

母亲有时也对我们讲：“你爸虽是村小文化，但却是念书年的最好的。当年，延安来人到村小要人，先生让他和你天学伯写字，人家就选中了你爸。可你爷爷抽大烟，家里孩子多，缺劳力，你爸是老大，结果他留了下来，你伯就去了。”我们便好奇地追问：“我天学伯是哪个？”“就是二队咱的本家，逆天英伯他兄弟，过去在外地当兵，如今转业回来在咱淳化县当县长的那个。”母亲回答。

由此，我们便对父亲肃然起敬。读了许多的书，却更加孝敬他和母亲，没有丝毫小瞧他们的意思。

大概是一九八六年吧，那年夏天麦子大丰收，当时农业机械化程度还很低，干活主要靠人力。一大早，父亲啃了个馒头，喝了些茶水（这是他早起的必修课），就到地里用大链把麦子删（割）倒；随后，我们跟着母亲在他后边，边刨、边捆，然后分摊把麦个子蹲在地理，准备第二天再拉。累了一整天，回到家里，粗略地吃了晚饭，我们姐弟几个便倒头就睡。一觉醒来，不见了父母亲，以为他们早起上场去了，就没在意。不一会，母亲推门走了进来，喊我们：“快起来，快出来啦，弄嘎子到地里拾麦去，我和你爸爸麦子都拉完了。”

啊，原来他们是连夜晚，套着牛拉架子车，就着月光，一车子，一车子，硬是把三四亩地水田的麦子拉完了。我们姐弟几个只有沉默着，赶紧穿上衣服，潦草地吃了些东西，就上地捡麦子去了。

前多年，家里有一个苹果园，在母亲去世后，这是父亲唯一的劳动场地，他钻进去几乎整天都不知道出来。每当别人奉劝他；歇着吧，儿女都能过得去，只要人家把好吃的给你背回来，你还图啥哩？他自豪地说：“你看，我的果园比有的小伙子管的长得还要好！歇着会生病，轻来轻去扳倒山，再说这也是个玩弄。农民吗，不种田，干什么去？”

直到他去世那年秋天，他在雨地里把苹果下完，装袋放在哥哥的院子里。后来，哥哥卖了苹果，他也没计较什么，我又能计较什么呢？他的宽厚遗传给了我，但愿他的勤劳坚韧也能遗传给我——我想，这是我从他那里继承来的唯一可贵的精神财富，会支持我读过所有的艰难困苦！

中秋节本打算回家一趟，但，假期短暂，故园荒弃。寂静的夜里，忙着写作，猛然想起，父亲当年用过的黄油布伞如今还在窑口上挂着吧。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林，它该破旧不堪了吧。但伞的竹柄杆上，已被父亲生前摩挲得光滑无比，那上面的斑斑点点耀眼夺目。那是哪种竹子做的呢？我没有去过南方竹海，觉得它应该叫“斑竹”或者“湘妃竹”吧。斑斑点点的，是我思念父亲的眼泪吧，永远流淌在岁月的风里。

我会永远告诫自己：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是农民，我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我会在自己的田地上不停地耕耘一辈子，挥洒血汗，相信在某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定能收获太阳饱满最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