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印痕》第一辑——湖南

说在前面

某日间，自觉活了很久，又似觉譬如昨天——记忆库中的存贮几乎为O，心下一惊，猛一回头，竟犯了狐疑：我的生命凭什么支撑到今天？

金钱乎？

疑似——虽常常囊中羞涩倒也能一日三餐正常。

地位乎？

疑似——虽没能权势显赫倒也能出入有人罩住。

或者，还有这种那种的“疑似”。但，此种种充其量只能让生命苟且，能让生命血脉涌动、喷发的东东是什么呢？

精神乎？

疑似——虽未能将那七情六欲修成一统倒也能感到那乐是乐、那痛是痛、那福是福、那悲是悲......，而“那那”也会不经意间在人世间留下点点印痕——属于自己的印痕！

然，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印痕就快被抹平了，为了赶快留住属于自己的东东——较金钱和地位更能支撑我生命的东东。于几年前，我开始行为了——寻觅过往留下的不太明显却确实存在过的脚印......于平坦的大道和小道中、于泥泞中、于乱石中、于草荆中！而较之生活杂感更能自成系统的莫过于旅游的脚印了，为此，我决定从这里开始说起......于世人虽不怎么样却能解读自己的印痕！

东方的圣地

（一九九四年）

何谓圣地？在人们看来，能够产生伟人的地方就是圣地！何谓伟人？能够实施朝代更换的人就是伟人！正如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就是一个“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人。倘若要问，伟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是环境、机遇的造就？还是知识、智慧的造就？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希冀能从毛泽东少年时期生活的韶山冲，寻觅到一些端倪……

地灵人杰

在我看来，自然属性的地貌环境是造就伟人的前提条件！即所谓的“地灵人杰”，而这二者之中，得先“地灵”，然后才有“人杰”可言。

譬如湘地，因为它南面有五岳之秀的衡山，西面有举世闻名的武陵源，所以才能产生屈原、毛泽东等一大批伟人志士。

倘若要问，地貌环境真能主宰人的命运，人们只须择地而居就行了，还用得着花大气力作后天的努力吗？反之，如果地貌环境与人的命运不关联，为什么此地能出名人，彼地却不能？又，同处一个地貌环境，为什么出类拔萃的只是少数人，普通平凡的却是大多数？再又，为什么只能于某一时段出名人，却于大多数时段沉寂平凡？

诸如此类的，均回归一点……人与环境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联系？如何去区分它们之间联系程度的深浅？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有心解读自然法则之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我试着对湖南的地貌环境作一番表面的探究，这也算是机缘所至无法回避的课题吧……

湖南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北部低平，就象一个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而开着的口子又正对着中国第二大湖——洞庭湖。湖南境内海拔的最高点为2100多米，最低点为21米。联系起来看，整个地貌环境就象一个倾斜着的盆子在等待着盛洞庭湖之水。而这个盆子之所以能成为盆子，完全是靠那圈盆壁——三面环山起作用，而山系之中，又靠海拔最高、最雄壮的南岳起顶梁柱作用。如此这般的度量开来，南岳就非同一般了，实属湖南地貌的重心，起着牵一发十的核心作用。现在让我们转头看看眼前的韶山峰……

韶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是南岳最重要的一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的头顶有一圈诸山无法比拟的光环：五千年前，舜南巡时，来到韶山，宿营于韶峰嘴。他对着韶山的绮丽风光，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命随行的侍从“箫韶九成”。这优美动听的音乐之声，竟招致“凤凰来仪”的奇观。此后，韶山成了凤凰栖息之地。韶山峰也就成了大有来头的“龙山凤山”，并以“韶山八景”闻名于世。有古诗为证：

绕岫凤光疑欲滴，长风轻鸟云烟侧。

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

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湖南第一龙。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推出，南岳是湖南的重点，韶峰是南岳的重点，龙脉顺着延绵起伏的南岳沉甸在韶峰嘴——一个重中之重的地方，而韶峰嘴对面就是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同时蜿蜒而来的韶山还象一道屏障似的保护着山冲里的人家免受外界的侵扰！

这就是说，位置处得好，即使在上面盖一座茅屋也非同小可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故居，就是一座茅屋式的居所——“一担式”结构的泥砖房。如果说故居没有粉刷、褐黄色的外墙给人带来的是灰头土脸的感觉，那末房顶上一半盖瓦、一半盖茅草的布局则能让人触摸到它不甘于“土”的脾性！

再放眼于故居门前二口毗连着的水塘和后面那座犹如一把高背椅子的弧形小山及侍伴在水塘边上的“南岸私塾”——毛泽东当年受启蒙教育的地方，就更觉得它一点都不“土”，而是极具古风了！

说它极具古风，乃是因为韶山冲的整体布局迎合了江南人传统的风水理念：村子大都依山傍水，农舍大都坐北朝南。

旧时人家，总认为山聚气，水聚财，故而总喜欢依山傍水而居。即使原来没有水塘的地方，也要挖出一口水塘来，造成佳局。后来我在刘少奇和任弼时故居门前都看到具有这样功用价值的水塘。想想看，天底下那来哪么多的水塘？肯定是人为的结果！

在我看来，不管水聚财之说有没有科学成分，但家门前有一口水塘，确实能给家居生活带来许多便利。西方人，总喜欢在家门前建一个花园，借此显示其的悠闲与高雅。在我看来，外国人的悠闲文化无法与中国人相比，不仅比不上中国有钱人家的“庭院深深”，如苏州狮子林等，连一般的江南农民都比不上。精于计算的农民，虽然凡事都将经济与实用放在第一位，但在实施经济目标的同时，也就不经意地美化了环境，而这种美也就成了最具自然内涵的美了。

看看眼前这一切，就知此话不假了。依山而居，山色美丽，空气清新，又可以解决做饭的柴火；傍塘而居，鱼和荷花既可观赏又可拿到市场交易。同时，洗刷物件、浸谷种、给牛洗澡等等也有了好去处。还有，水塘更是乡村孩子们游泳健身和嘻戏玩耍的天地。我想，毛泽东横渡长江的本领就是从这个水塘起步的吧！说到水塘，我想起在一篇文章看到过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10岁那年，大热的天，他趁私塾先生不在书馆，逐邀同学下水塘游泳。老先生转回后看见学生们赤裸裸地在游泳，认为有伤风化，大不雅，要惩罚他们。毛泽东不服气，说孔夫子也提倡洗冷水澡，并把《论语》打开，将孔子的原话念给老师听。老先生一时下不了台，马上赶去向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告状。于是，毛顺生火爆爆地拿着一根腕粗的楠竹赶到私墪，不问情由，劈头盖脸地向毛泽东打去，声言要打死他！吓得毛泽东掉头就跑，跑到山上躲藏了3天才被人发现送回家。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很有个性了——敢于反抗先生，要知道那是一个“师道尊严”的年代啊！也由此得知毛顺生性情暴躁的话一点不假，他一定是常常打骂儿子，所以儿子才那么害怕他，弄到要离家出走。

话说回来，建国前，这里没有铁路、公路，也没有通船的河道，人们要到90里开外的湘潭县城，就要从天亮走到天黑。由此可见，这里实属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如果硬要说优点，就是民风淳朴了。少见世面，视野狭窄，自然少了许多勾心斗角的恶习，多了许多真诚与执着的脾性，但这份执着，如果没有文化为其修饰、提炼，就会变成人们所说的“蛮”了。而很多时候，对着一个蛮人，会让人有理说不清的，这样一来，这执着又不是什么好脾性了。

按当时环境来说，韶山冲就是这样一个消息闭塞，知识文化结构很低的小地方。对伟人的成长来说，不见得是理想的生活环境。但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环境奠定了伟人毛泽东独特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伟人的光辉业绩！当然，这“成就”是指底蕴的功用价值，而不是对后天努力的否定。

知识、智慧许多人都拥有，如学者之类。但具有独特性格和高度觉悟又能将知识、智慧服务于现实和改造社会的人却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成功人士往往都是靠性格取胜的！而磨炼性格的环境，条件越恶劣就越好！例如毛泽东性格中的执着、倔强成份就与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有关。从这点看，韶山冲是具备这方面潜能的。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赋予了毛泽东聪明、睿哲的特质。当然，也有山民的执着，而他的这份执着，是经过文化修饰、提炼过的，因而也就成了他性格中的美好一面。

诚然，上述只是对自然环境的分析。同样地，社会环境对伟人的成长也很重要。虽然我们不能尽信“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但生得逢时，确是一个有助于主观发挥的客观事实。当然，这个逢时，不是指生辰，重要的是指当时的社会环境……

清朝倒台了，新文化运动来了，中国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大转折，而毛泽东恰巧就处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应运而生，顺势而立！以新文化运动为土壤，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有着力点，中国革命事业才能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例如明帝朱元璋，他就是因为生得逢时，才能以一个身无长物的和尚跃身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朱元璋是生于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年代，能成大气候么？显然，对于一个伟人来说，所处的社会环境较自然环境更为重要！

传统氛围

湖南境内有四水：湘、资、沅、澧，故而湘地水源充足，空气潮湿。为了驱湿驱寒，湘人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并由此生成了一副火辣辣的脾性：嫉恶如仇，雷厉风行，义无反顾，宁折不弯。如湘军在历史上就占有很重要位置，在清代，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

湘人的骁勇和胆色，可追索到楚国时期。秦灭楚之后，楚人牢记亡国之恨，高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仅过了10余年，楚人陈胜故装狐吠“大楚兴，陈胜王”，在中国率先揭起农民起义的大旗；3年后，楚人刘邦、项羽终于实现了先祖遗愿，火烧咸阳宫，完成了灭秦大业；清代中兴名将曾国藩率领湘军屡败屡战，毫不气馁，硬以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不畏强大的俄国，抬棺明志，收复新疆；谭嗣同以死唤醒民众；陈天华为激励人们“共讲救国”，不惜蹈海殉难；黄兴百败不堕其志，多次发动起义，成为清廷掘墓人之一。

毛泽东更是将这种湘人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他说，“不吃辣椒就不是革命者”，立志“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与毛泽东同时期的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发扬了湘人的这种风格。后来的胡耀邦、朱熔基等更是继承了湘人先哲的遗传基因，成为湘人的杰出代表。

话说回来，在毛泽东未成为伟人之前，他在少年时代是通过何种途径去接受这种历史氛围陶冶的呢？要知道，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除了始祖毛太华曾当过朱元璋的兵之外，余者都是缺少文化质素的农民。到了祖父毛恩普这一代，家境更是窘迫，连祖传的一些田产也典当给了别人。这样一个家族发展史，很难让人将之与伟人联系在一起的。

就象世人所说“富不过三代”那样，穷也不会是世世代代的。可不，毛家的转机来了！而这转机应在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身上……

因为家里穷，毛顺生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军人作风感染了他，军队生活也使他长了不少见识。后来，他怀揣着节约下来的饷银，以军人的思维方式回乡务农了……

第一个目标——守住根本。农民以种田为主，没了土地的农民，犹如上战场没有枪的士兵……死定了！于是，他赎回了毛恩普典出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了一些，前后加起来，就有了22亩土地，每年能收入80担谷了。

第二个目标——以农养商。他做起了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同时，他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第三个目标——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而且还要提升一个档次——让儿子成为一个有实际经验又有文化的农民！

他之所以下此决心，乃是基于一椿柴山公案的警醒：明明自己有理却说不出来，让对方引经据典，乃至被告成了原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柴山断给了人家，这口气确实很难咽得下去！所以他发誓要培养儿子读书，凡事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一口气！现在想来，真多亏毛顺生下了这番决心，才有了毛泽东后来的博大精深。

毛泽东从六岁起除了学做家务和农活之外，年纪稍长，就被父亲送到距家200米外的“南岸私塾”去念“四书五经”了。刚会了点字，父亲就让他学记帐。忙时，父亲则让毛泽东停学回家与雇工一道干农活，劳累了一天，晚上回来还有记帐、干家务，活得比雇工们还要累。

父亲的苛求、严厉，让后来当了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无法忘怀。但也正是基于此，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湖南人精明强干，火辣辣脾性的形象教育。毛顺生，实属一个较具湘人性格特征的代表人物。

他曾对美国朋友斯诺提到父亲：“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用勤恳、仔细来对付父亲的苛刻、粗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与父亲处在对抗的位置上。当然，这是一种超越个体对事物质的抗衡……对暴力的反抗，至于后来发展到与父亲暴力行径的公开对抗，乃是高一个层次的觉悟了。

说句实话，如果毛泽东当初只是一味地去适应父亲的教育模式，到头来，他也只能成为毛顺生第二。这样一来，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由此可见，一个人最可悲的不是身受压迫，而是不认识这是压迫，无意去改变这压迫！反之，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能认识到这是压迫，并锐志去改变这压迫，毛泽东属于后者！

再往深层次想想，父亲对儿子尚且用压迫的手段，对那没有血缘关系的雇农，态度又能好到哪里？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最初的阶级觉悟源于父亲对僱工的态度，最初的反抗精神则源于以“慈悲为怀”母亲的教诲了。当然，并不是说母亲教唆儿子去对抗父亲，而是说，通过母亲“柔”的教育，毛泽东明辨了事与非、善与恶，当善与恶矛盾激化的时候，他能站出来伸张正义而已，这是一种以善为动机的反抗！

桐油灯

大概是有解放军把守的缘故吧，上屋场突破了农舍的概念而上升为殿堂般的庄严肃穆了，故而当我们步进去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朝圣的感觉……

屋内的泥地黑乎乎的——年代久远的印痕，里面的陈设与一般的农家没有两样：堂屋设有神位，厨房的大灶台是用泥砖垒起的，偏屋装有加工稻谷的木对子和装稻谷的大木桶……。

毛泽东的卧室在他父母房间的隔壁。房内光线不好，于昏暗之中浏览里面的摆设，总觉得这些桌子、木床、低矮的楼阁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不是说，毛泽东的故居曾一度被国民党没收了吗？果真如此，那末屋内的物件一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的这些是原物吗？

我真迂！真与假又有什么关系？能说明问题就行了。譬如：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就是在这窄狭的房间里主持了韶山第一批农民入党的宣誓仪式，亲手建立了韶山党支部；毛泽东在这张陈旧的小书桌上伏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拟定了中国农民运动发展的方向。

而这一切又都是在眼前这盏被烟火薰黑了的竹络桐油灯下进行的。此灯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伟大的领袖灯前坐，铺开祖国的锦绣前程……”。

当然啦！彼灯不是此灯，彼灯是井岗山的灯、延安的灯、西柏坡的灯、中南海的灯。但不管后来的灯是多么的明亮耀眼，它都是源于此灯——毛泽东窗前最早点燃的灯。事实证明，没有此灯，也就没了后来一路燃烧下去的彼灯！没了彼灯，祖国的锦绣前程就无法铺开！故而此灯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此灯犹如阿拉丁手中的神灯，它成功地帮助少年毛泽东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对知识、理想的追求！

多少个寂静的夜晚，在此盏忽明忽暗的桐油灯下，他追踪着孙悟空降龙伏虎、除妖灭怪的全过程，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理念下奠定了“枪杆子时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基础；从108个梁山好汉的人生坎坷中，他洞悉了冲破黑暗走向光明途径的定律就是——“造反有理”！那些《盛世危言》等书藉，则让他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除此之外，此灯还见证了他与父亲的较量：每逢深夜，父亲总要过来检查、干涉，父亲心疼那点桐油，一发现灯光，就骂人。毛泽东只好用一条蓝色的粗布被单遮住窗户，挡住外泄的灯光。这情形真有趣：父亲吝啬，儿子机智。但联想到现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不怎么有趣了……

现代的父母们唯恐孩子不愿学习，不独要提供最佳的学习环境，购买最新款的防近视台灯，还痴痴的呆在身边陪读，象奴仆一样服侍着孩子，资料、茶水什么的一应俱全。孩子碰到难题，唯恐他想坏了脑袋，急急地冲上前救驾：“来，让我帮你算！”即使这样的呕心沥血，效果也不见得怎么好，即使是好，也是“高分低能”，或者“低分低能”。

毛顺生用“高压手段”压出了一个世界伟人，讲民主的现代家长为什么就这么失败？我们应该怎样当家长？向毛顺生学吗？想都没门！君不见，只为考试成绩偶然失利，只为家长或老师偶然责罚几句，从高楼跳下去，从河堤跳下去的例子还少吗？不要说对孩子“高压”，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来点“低压”，说上几句带点火药味的话，也得诚惶诚恐，生怕激怒了“小皇帝”。算起来，这是中国的第三代，物质条件比上两代好多了，为什么孩子们的心理素质却走向了滑坡？不要说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就是淋点小雨，也得大病一场。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毛泽东16岁那年外出求学，他写下了铿锵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就这样单人匹马地闯荡世界去了，怎不见现代的孩子有这样的豪气？即使有那等聪明的孩子，也只是在父母的保护伞下才能聪明起来，离开了保护伞，则难成气候。有那等家长，为了陪读，工作也辞了，跟着孩子到处转，从国内陪到国外，节衣缩食，牺牲自我，满世界的扑腾只为一桩：“望子成龙”。

龙真的是陪伴出来的么？缺少“志”的龙，就象没了脊梁骨的软体动物，还能是龙么？

看来，现代的家长们，当前最要紧的是如何给龙子龙孙们装上脊梁骨，而不是考虑其的躯体是否丰满圆润了。故而我决定，今后一定要让两个儿子到韶山看看，吸纳一点“桐油灯精神”，即使当不成伟人，也要学点做人的道理！

刚与柔的碰撞

后院右厢房是毛泽东父母的卧室。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就降生在这里。 墙上挂着毛泽东二老的半身照，乍看之下，尚以为搞错了性别：母亲那宽脸盘，高额头，大眼睛的样貌很像男子的面相，而父亲那瘦削的双颊，窄额，小眼睛，尖下巴的样貌却很像女人的面相。俗语说，“相由心生”，即使是不懂得相面的人，对着这两副绝然不同的脸谱，也能很快地猜出他们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母亲宽厚、慈祥，父亲有点奸，酷似旧时的“师爷”或“帐房先生”之类。

与毛顺生不信佛的态度相反，毛泽东的母亲则是一个如来佛的信徒。之所以说毛顺生不信佛，不是凭他的军人作风下的结论，而是依据相关文字的记载：“毛泽东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可见，那时的毛顺生还没有信佛，后来之所以转念信起佛来，则是基于那一次他死里逃生的经历。那次，他在山上遇到了一个老虎，以为死定了。岂料老虎在看到他之后，竟往回跑。逃出生天的毛顺生，认为这是得到了神灵庇佑，从此之后才信起佛来。

这真是一对有意思的夫妻搭档：父亲信奉的是“棍头出孝子”，母亲信奉的是“积德行善”，一刚一柔，象拉锯一样，影响着少年时期的毛泽东。

母亲为什么会成为佛的信徒？这固然关系到当时的生活环境：在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宗教信仰是农民的精神支柱！但对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来说，是人生的坎坷让她走上这条路的。本来，她出生于一个家境不错的农家，按常理，应归属于毛顺生之类的行列，夫唱妇随去了。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却能超越自身环境，在洁身自好的同时，还将目光投注到民间疾苦。之所以这样，则完全归功于佛教禅宗思想对她的影响。

文七妹信仰佛教，是偶然，也是必然。她生毛泽东之前，先前的二个儿子都在襁褓中夭折了。对此，她没能从生育环境中去找原因……落后的乡村缺医少药，而是归结于自己做得不好，不够“积德行善”，得到了“因果报应”。所以当毛泽东诞生之后，她决定向神灵求助！抱着出生不久的三儿子回到10里外娘家的石观音庙上香许愿，让三儿子拜石观音为干娘，乳名为“石三伢子”。

民间一直都认为，在众多菩萨之中，男儿身女儿相的观世音最为慈悲，是一个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菩萨，深得民众的敬仰、信赖！文七妹在诸神中选择了观世音菩萨作为毛泽东的庇护神，真可谓用心良苦了。

说来有点玄，毛泽东推翻三座大山，为天下穷人谋幸福的思想情怀与观世音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慈悲为怀竟是那么的类同，不同的只是语言表达方式罢了。想想吧！毛泽东离开韶山冲之际，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可他却能以圣斗士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上了：先是加入湖南起义的新军，后是导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再后，又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斗士的功夫是一夜之间能练成的吗？可见，16年的韶山冲生活，是形成他性格特征和人生观的底蕴，是他猎取斗志和力量的源泉！

虽然不尽信什么“三岁定终生”的说法，但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性格的形成绝对与童年生活有很大关系，至于知识面的大小，则属后天努力的范畴。故而母亲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这从他为死去母亲作的《祭母文》中可以看得出来：“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由此可见，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损己而利人的人”，她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则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之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们。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少年毛泽东也成了信佛的人，具有同情弱势救助弱势的品行。我曾在电视剧《长征》看到这样一个片断：红军过草地之前，毛泽东与一个喇嘛进行过一场对话。当喇嘛问到毛泽东的信仰时，他说：“我小时候信佛，长大之后信马克思主义。”喇嘛细心地瞧了瞧毛泽东的面相：“施主本身就是佛，故而不用进佛堂。”喇嘛的说话虽然有点玄，但借此可以证实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确实是信佛的。当然，不是深入研究的那种，只是一种矇眬的感观，一种从善如流的行为方式罢了。

其实，什么是佛？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混淆了的概念。按佛理的观念，佛即是觉者和智者，具有悲德和智德。说白一点，就是能自利和利他，在认识自己的同时改造自己，在认识别人的同时改造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有佛性，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修心就是要研习佛性的问题。

由此可见，佛学实质上是一门讲究道德修养的学问……人类精神领域里的一个重大课题，人世间那一尊尊虚无飘渺的神像只是飘浮在佛学上面的东西，绝不是它的全部！人世间之所以出现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人们只注重它玄的表象而不在乎它教化的实质，乃是因为佛教长时期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佛法无边”的神秘色彩，这色彩误导了人们只是向它仰望和索取，却不懂得如何去开启自身的佛性，埋没了佛学的本来面目。本来，通过人人“积德行善”去净化社会环境，提高人类整体的生活质素，实属无可厚非之事，但将积德行善的目的圈定在个体的“因果报应”上，就显得狭隘和局限了。我想，毛泽东后来反对信佛，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在当时的环境下，少年毛泽东不可能从深处去根究佛理，他幼小的心灵，只认同佛是善良的代名词，只要父亲善良了，就不会打骂他了，也不会逼他干自己不愿干的事了。故而他小小年纪就懂得想办法去改造不信佛的父亲，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地、虔诚地信佛，总要于每月农历的初一、十五日，对着自家堂屋的神台烧香拜神。15岁那年，母亲病了，他将解救母亲苦难的希冀寄托在神灵的身上，跑到老远的南岳衡山进香许愿。他认为，这样做才够虔诚，才能治好母亲的病。总之，在母亲和佛文化的影响下，毛泽东也积德行善了……

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这不是一句“退掉了”就完了的事，以毛顺生的脾气，眼见到手的便宜没了，能对毛泽东不动粗吗？顶着挨一顿打的风险，也要行善，成人之美，可见，毛泽东的佛缘不谓不深了。倘若诸君仍有疑问，不防再举一例：

毛泽东11岁那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一致反对，都认为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而不是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视母子俩的反对。这事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国后，他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了。

可见，对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毛泽东是深恶痛绝的，竟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去记忆这件事。很多资料都提到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与父亲常有冲突，他甚至公开与父亲对着干。这种现象发生在凡事以人为善的毛泽东身上，有点不可思议。对此，只有一解释：就是毛顺生不能与人为善，逼他采取了以恶制恶的办法。他希望能通过这种负负为正的办法，迫使父亲也象母亲那样善待他和弟弟，善待一切穷苦人，而不是对他和弟弟动辄就打骂，对别人也尖酸刻薄。

毛泽东13岁那年的冬至，毛顺生设酒席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毛泽东招待客人。毛泽东讨厌这些虚伪的，总在算计别人的商人，不愿意搭理他们。父亲生气了，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于是，他也生气了，当着客人反驳：“‘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泽东针锋相对的话让毛顺生下不了台。于是他老羞成怒了，举手扑向毛泽东。无法用武力与父亲抗衡的毛泽东只好掉头跑向门外，余怒未息的父亲也随后赶来了。当毛泽东跑到家门前的水塘边时，他立定脚转回头向父亲宣称，倘若父亲再向前逼近，他就跳塘自尽。大冷的天，跳下水去，不死也会冻伤。父亲犹豫之际，母亲赶来调解，这场风波才得以偃旗息鼓。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的对与错。从表面看，毛泽东有三错，先是错在不听话，不去招呼客人；其次错在顶撞父亲，让父亲在客人面前丢脸；最后错在以死要胁父亲，而这三错的核心问题就是“犯上、不孝”。但从内里看，却是一次正与邪的较量。首先，站在佛家与人为善的立场看，父亲这些朋友都是一些与人为恶的奸商，让他招待奸商，就是妥协于他们，这样做有违佛陀的意愿，所以他不能干。其次，当父亲提到他“不孝”时，一下子就让他想起父亲平日不够慈悲、不够善良的种种现象。所以他要借此机会点醒父亲，通过对慈与孝的比较，解说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再次，投塘之举，则是对自己反抗有理的助威！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了，毛泽东的反抗，不是单纯的撒泼，而是对“善”的维护、张扬。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就绝不含糊，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坚持到底！红军长征之前，毛泽东受到国际共产李德和博古的排挤打击，正因为他具备了这种倔强、执着、不服输的性格，才支撑着他不倒下去，才有了遵义会议的重大胜利！

同时，我们还明白到，毛泽东这种有理不让人的倔强、执着，有时还很暴躁的性格是从父亲粗暴吝啬的性格之中提练出来的，他的博爱、热烈、细腻、温柔的气质则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诚然，即使毛泽东不认可父亲为人处世的态势，但并不防碍他尽为人子的孝道。后来，他的生活刚有了一点安定，就将父亲接到长沙与自己一起生活了。毛泽东不仅在少年时代是博爱、善感的，长大之后，乃至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也是这样的脾性……

1976年伊始，毛泽东的病势日见沉重，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饭量很少，行走更是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在北京病逝了。病中的毛泽东知道后，难受得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流泪。及后，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着听着，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像小孩子那样“失声痛哭”起来……。事后，他不顾医生的劝阻，不顾自己颤抖的双手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任性地要工作人员帮他举起书本“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他要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仅此一事，就可窥到伟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和善良呀！

总括之，父亲的刚与母亲的柔在毛泽东身上碰撞的结果，形成了他非凡的气质，极具魅力的独特性格。而这种独特性格则在于能将各种尖锐对立的性格特征揉合为一体。刚与柔的结合，让他特具了一种从善而流、有错必纠的秉性。同时，也特坚毅、执着！每当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转折关头，他这种秉性就突现出来，既让他成功也让他受挫。

独特的性格

最能说明他这种独特性格的例子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了。长达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很艰苦，也很出色。他的爱子毛岸英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但他也打赢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因此历史的结论很公正：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摘自《毛泽东传》）。

让我们对此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他是如何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呢？首先，这是一场以中朝人民利益为基本点的正义之战——得道多助！故而他超人的智慧、胆色、气魄才有了最佳的着力点！其次，是他的执着、坚毅、义无反顾的独特性格保证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正如他在拟《抗美援朝总结》提纲时写的那样：“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脾性涵盖了其生命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都是凭藉着这种脾性，将每一件事都做好！做到底！

尤其当我念及：红军长征、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土地改革——农民当家作主的兴奋劲头；在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过程中，通过在上海刮起二场飓风：“银元之战”、“粮棉之战”——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嚣张气焰！心里头就痛快！就能充分感悟到这种独特性格对成就伟人业绩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并由此明晰到——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选择了人民！这是一个最佳的双向选择，而选择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的生活水平。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他毕生精力都致力于这个目标了。

对于一个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伟人，一个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领袖，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称，即使领袖有这样那样的过失，人民只会把此看成是方法的失误或者是时机的不成熟，而绝不会否定人民领袖的能力，也不会减少人民对领袖的热爱。这就为我们解释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

毛泽东从政坛上走下来之后，却以另外一种形式活跃在民间……

离开韶山冲前往滴水洞之前，我们来到了毛泽东纪念碑前。在那里，按毛泽东开国大典形象设计而成、高10.1米的铜像让我们激动不已……一种与亲人久违之后骤然相聚的情愫，尤其是关于铜像揭幕的传说，更是加深了我原本激动的心情！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传说……

为了纪念毛泽东丰功伟绩暨诞辰一百周年，党中央决定在韶山修建毛主席铜像纪念广场。铜像由南京一家工厂制作，铸成之后，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日从南京启运，路经江苏、安徽、湖北、江西到湖南。其时，当运载铜像的车队到达江西井冈山时，原计划没有在此地停留过夜，但毫无来由地，运载铜像的大卡车忽然之间熄火了，怎么也发动不起来。路两旁挤满了迎送主席铜像的群众，他们纷纷向护送主席铜像的领导请求说：“江西井冈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地方，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有感情，他老人家想在这里住一夜看一看啊!”领导答应了群众的要求，车队在江西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司机去发动汽车，没想到一打火，汽车就发动起来了。及后，车队来到与湖南交界的地方，天降大雨，车队在爬一个很陡的“人”字坡时，路面打滑，其他车子均未能顺利开上去，只有运载铜像的卡车顺利开了上去。因而人们都说这事透着玄。以至后来，许多司机都沿袭着在驾驶室内挂毛主席像的习惯了。

更有趣的是，铜像揭幕之前和当日相继发生了自然奇观。在韶山，杜鹃花以往都是春季才开放的，岂料那年的１２月，杜鹃就满山映红遍地开放了。上午１０点多钟，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为铜像揭幕，在铜像的左右两侧，天上同时出现了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还有6只鲜艳的彩蝶，环绕毛主席铜像翩翩起舞。这情景让前来观礼的人们惊叹了！于是人们说，天上出现这种奇观，是意蕴着伟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光辉思想与日月同辉!那6只蝴蝶则代表了毛泽东家里牺牲的6位亲人……他们给毛泽东拜寿来了！

杜鹃花有情，山水有情，诉说的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凡此种种，人岂能无情？

于是人们的领袖以另一种方式活在民间了，不仅是司机驾驶室悬挂着毛泽东的肖像，许多商店、人家都悬挂起毛主席像来。不少人家在动土建房子时，都要在工地插上一个“毛泽东同志”的画像。为此，我曾问过为什么？人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得到毛主席的庇佑——他老人家具有驱魔除邪的本领！有他老人家在此镇守着，生意就能兴隆，建房子也毋须择日子拣时辰那样麻烦了。真有这么神奇吗？一切都说得那么有根有据。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纯属人们的一廂情愿……将保境安民的希冀寄托在毛泽东身上，这又有何不可？西来的如来佛尚且能凭借一些在印度出产的梵文经典，成为中国人救苦救难的菩萨，得到众生敬仰，大雄宝殿越建越多，势头直盖如来佛的故乡印度。毛泽东为中国人行的是救苦救难之实，他一桩桩的光辉业绩完全有迹可查，是不是更应该得到人们的敬仰？况且，人世间又有几人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生前死后都在矢志不渝地贯彻执行自己的信条——为人民服务！

因此具有“雪亮眼睛”的人民群众，用无法解释的情怀来寄托对人民领袖的缅怀和感恩！这是人们宣泄感情的一种手段，与科学的原理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