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捐”与“裸官”的启示

“裸捐”与“裸官”的启示

本文所说的“裸捐”是指，近日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投资家沃伦*巴菲特为代表的，美国40位亿万富翁联合发起的向慈善事业捐献个人过半财产的“捐赠承诺”行动。捐赠可以在参与者生前完成，也可等到他们身后再实施，这一承诺虽无法律效力，但绝对是一个言而必行的“道德承诺”。据《福布斯》杂志称，美国前４００名富豪名下财产合计大约１．２万亿美元，若能捐出一半，善款总额可望达到６０００亿美元。尽管“捐赠承诺”行动才刚刚开始，但他们已收到很多响应者的回应。对此，中国新华网驻华盛顿记者，也以《亿万富翁玩“裸捐”承诺捐出过半财产》为题予以报道。消息一出，世界为之震惊，世人为之称道。

无独有偶。美国有盖茨、巴菲特等以“裸捐”义举履行“道德承诺”的亿万富翁，中国也有像他们那样体恤穷人，热衷于慈善事业，为回报社会捐献巨款甚至倾其所有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上海退休教师沈翠英在赈灾义拍会上，将其唯一一套三室两厅的个人房产拍得的450万元，全部捐赠给地震灾区，用于在都江堰市建造一所能抵抗强震的学校。这套被捐赠的房产是沈翠英用于养老的最大一笔资产。再比如玉树大地震后，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我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著名民营企业家曹德旺，慷慨解囊向地震灾区捐款2亿元人民币。嗣后，又以他儿子的名义，继续为西南旱区灾民捐款2亿元人民币。有人问曹先生，为什么捐这么多钱？他的回答是：“希望为改革开放30年来涌现的一批富豪们带个头。当前面临金融危机，穷人的日子更不好过，我们有钱人应该主动站出来，把钱分给穷人。”沈翠英、曹德旺的“裸捐”同样令人敬佩，同样是履行了世人称道，感动中国的“道德承诺”。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为富不仁”的警世通言，可此说未免有偏见之嫌。其实，一个人是否有仁爱之心，岂能以贫富划分？盖茨、巴菲特、沈翠英、曹德旺“裸捐”的事实表明，即便是富人中的“巨无霸”，也未必都是嗜钱如命的吝啬鬼和不仁不义的“冷血动物”。如果一个人全无仁爱之心，即便他们是亿万富翁或社会名流，也绝不会去体恤穷人，更不会拿出一分钱捐给慈善事业去救济穷人和灾民。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幸遭遇对于他们而言，是无关痛痒，视而不见的。他们所关心和维护的，就是他们自己和所有富豪的利益。君不闻，我国一位身价过亿、声名显赫的房地产巨头曾说，“穷人有没有住房是政府的事，我就是为富人造房子赚钱的商人，而不是为穷人造房子的慈善家”。还有一位专为富人说话的“资深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说，“仇视富人是穷人贫困的根本原因。我就是要为维护富人的利益说话，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此等冷若冰霜的恶言恶语，曾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上述两类亿万富翁对待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同态度，却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无论是身价几何的富豪，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亿万富翁，只要他们能践行回报社会的“道德承诺”，承担一份扶贫帮困的社会责任，就应该受到民众的仰慕和尊敬。他们的仁爱之心体现了人类的良知和美德！

然而，更具有鲜明对照和辛辣讽刺意味的一个巧合是，由中外人士的“裸捐”不禁使我们联想到眼下我国公职人员中的“裸官”。

众所周知，所谓“裸官”，主要是指那些私自将配偶和子女转移至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而自己则独身留在国内公职人员队伍中，享受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和俸禄，继续为打造“富二代”、“富N代”以权谋私，见机行事的单身官员。国家监察部发布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要点》，之所以将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的工作重点，正因为“裸官”是比党政机关中一般贪官更加隐蔽的危险分子。这些人早就为谋求一己私利而放弃了原先的革命信仰。他们“人在曹营心在汉”，同党和人民离心离德，随时都有可能蜕变成贪污腐败叛国投敌的“逃官”。这绝非笔者想当然的主观推断，而确确实实是不乏其人。诸如，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党组书记蒋基芳，于2002年携百万巨款出逃美国；原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的贪官程三昌逃往新西兰；原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贪官周金伙，于2006年出逃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原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这些人，不都是由“裸官”演变成“逃官”的吗？！

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的活动规律，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一裸、二贪、三败露、四出逃、直至成为千古罪人，这是所有“裸官”腐败堕落、蜕化变质的的轨迹，他们也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裸捐”与“裸官”虽一字之差，但却泾渭分明地凸显了有着天壤之别的两类人物的不同形象。在那些乐于助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满怀仁爱之心的“裸捐”人士面前，所有利欲熏心，嗜钱如命，不仁不义，为人不齿的“裸官”，则显得何等的卑劣、无耻和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