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药碾子

我家的药碾子（散文）

小时候，我家开着中药店。店堂里摆个药碾子，长约3尺，宽不足半尺，中间宽，两头窄，像一只小船。每逢背集，父亲双脚踏在碾轮上，轻松地滚动着，他一边碾药还一边哼着豫剧。中药被碾得粉碎，店堂内外弥漫着中药的香味。父亲将碾成粉末状的药粉放在药筛里过筛，然后混合蜂蜜做成药丸子，药丸子有豌豆大小。父亲做药丸时聚精会神，不让我在旁边玩耍，也不让我在旁边说话打岔，母亲喊他去吃饭都不乐意，一个劲地把“一料药”做完。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吃过父亲做的中成药。

父亲对药碾子很珍惜，每次做完药后，总是习惯地将药碾子擦干净，上面盖上一块白布，一是防止落灰，二是防止我乱摆弄碰破手指。

1955年，实行公私联营时，我们家的中药店也合并到“联合诊所”去了，药橱子、柜台，连同中药都搬走了，唯有药碾子母亲不让搬，她说那是她娘家花钱买的，父亲依了她。

母亲曾向我讲过这个药碾子的来历。父亲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到县城一家姓王的大药店当学徒。学徒期满时，药店失火。店老板将失火的原因归罪为学徒吸烟引起。准备将几个徒弟吊起来拷打。父亲闻讯后连夜逃走，逃到淮河边上一家姓马的开的药店帮工。店老板脾气躁，好骂人，工钱又少。父亲的工钱养活不起一家人（那时父亲已经和母亲结婚，刚有我姐姐）。有一次，父亲陪母亲走娘家。姥爷问我父亲有啥难处，父亲向我姥爷述说了过日子的艰难，提出想自己做生意，但苦于没有本钱。我姥爷将仅有的两块银圆送给了父亲。凭这两块银圆做不了大生意，父亲就买了一个药碾子，又买来肉桂、草果、丁香、小回香、良姜、砂仁、花椒、胡椒、陈皮等做香料的中药，在街上卖起了“八大味”，父亲边碾边卖，碾碎的中药满街飘香，如同活广告，小摊前挤满了来买香料的人，结果十来天的功夫，将成本赚了回来。父亲用滚雪球的办法，逐步扩大经营，后来就在街上开起了中药店，请来三名中医先生坐堂行医，既有中医内科，又有中医外科，四村八乡的病人纷纷前来就诊，我家的中药店在淮河两岸的名气越来越大。

1958年，大炼钢铁。淮北平原，一马平川，哪有炼钢用的铁矿？只好发动群众，搜集铁制的家具：做饭用的铁锅、灶前的铁香炉、烤火用的铁火盆，连锁门用的铁门鼻子都拆下来上交……。我家的药碾子自然成了被搜的对象。父亲胆子小，准备主动上交。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家里又无处可藏，想来想去只有沉到村外的水塘里比较安全。那天晚上是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父亲不在家，我只有十来岁，搬不动药碾子，只好和母亲抬到水塘边。由于天黑路滑，母亲的脚又小（旧社会缠足造成），娘儿俩全步三滑地将药碾子抬到水塘边扔了下去。我在水塘边做了记号，为着日后打捞。 我们刚从水塘边回来，搜锅的就来了。生产队长带着两个民兵。生产队长手里提着杀猪用的铁挺杆。他们东瞅瞅西瞅瞅，质问道：“你家的药碾子呢？”“叫我当废铁卖了。”母亲说。“我不信，前两天我从你门前过，还看见呢，怎么说卖了？”生产队长不信，用挺杆这儿捣捣，那儿捣捣，没有找着，结果将我家的铁锅从灶上拎走了，刚拎到门口，“呯”的一声将铁锅捽得四分五裂，气呼呼地说：“我明明看他家有个药碾子，怎么说卖了。”

大炼钢铁之风刮过之后，大食堂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有时一连几天不开伙，最后食堂解散了。家家户户各想各的办法。母亲挪着一双小脚和我一道到处挖野菜，刨草根，捋稻稗（形如稻子的一种野草）的种子。人民公社刚成立时，石磨、石碾等都交公了，有的被烧成石灰用于垒炼铁炉了。现在想把草根、树皮磨碎，十分困难。我想起被扔在水塘里的药碾子，赶紧打捞上来。榆树皮、小娘子根、富里苗根、野荸荠、茅草根……凡是能挡点饿的东西，都放在药碾子里碾，碾碎后掺上各种野菜，熬成菜汤，一碗又一碗地往肚里灌。当小麦刚黄芒时，我和大多数社员一样，背着草筐，装着割草，到生产队里的地里“偷”麦穗，回来用锅炒熟，揉出麦粒，然后放在药碾子里碾。碾麦粒的时候，母亲在屋里碾，让我在门口放哨，一但发现生产队干部来了，赶紧躲起来，像做贼似的。碾好后，放在洗脸盆里熬成糊，每人喝一碗。我们娘儿仨（当时父亲不在家，哥哥在外地上学）就是这样度过三年大饥荒。母亲常常庆幸地说：“幸亏没把药碾子交上去，要是交上去了，拿啥碾粮食呢？”

   （阜阳市清河路阜阳日报社闫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