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
七月二日晚八点，我在树木蓊郁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暴走了一个小时，全身汗湿透了，在这梅雨天，汗出透了倒让人觉得特别轻松。
我连忙打过去，爸妈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风烛残年，需要我们小心呵护。可是，他们住在千里之外的西昌，我无法日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所谓的孝心也就是每周打一两个问侯的电话而已。
电话一通，听筒里迅即传来妈妈哭腔哭调的声音。妈妈告诉我姨妈从西雅图打电话给她，说舅舅在当地时间早上六点多钟去世了，舅舅的遗愿是骨灰不留存，随便撒在哪个公园的一棵树下。希望在他七七时，我们能在西昌泸山上的庙里为他做一场法事，超度他。他唯一的儿子在美国哪个城市打工，联系上没有也不知道。真可怜呀。
我怕妈妈哭，决然打断她的哀叹，理性而冷酷地告诉她：不要哭，更不要多想。死是每一个人从出生就注定的结局。对舅舅而言，死未必不是一种解脱。住养老院，糖尿病、肾衰竭，透析都做了两年，又老又病又孤苦，死也许不是最坏的事。一个人一个命。自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快乐每一天。
收了线，我自己却是泪流满面：我一生漂泊的舅舅，最终也无处安放自己。
一九七四年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舅舅、外公、外婆和姨妈。别人家亲戚来来往往的，我们家总是安安静静地门可罗雀。偶尔一两次兴高彩业向爸妈报告邻居小胡英家外公或者小雪梅的外婆来了，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必然遭到大人的喝叱。那时太小，妈妈的眼里是否有泪，从来没有注意到。
突然一天，妈妈拿着一个长长的、淡绿色的、很异样的信封回来，完全不管不顾我们这群在筒子楼走廊上玩耍的孩子，进了自家屋，关了门躺在床上嚎啕大哭，哭声淒砺不似人声，吓得我们这群疯玩的孩子如鸟兽散掉。四十年后想起来，那天傍晚天特别蓝，夕阳特别温暖。
舅舅、外公、外婆和姨妈就从那封信里走出来，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不过，他们只是一张张的照片，色彩艳丽、衣容整洁，对着他们最小的妹妹和全然陌生的我们无声微笑。
信和照片很快就收起来了。爸妈警告我们几个孩子照片上看到什么在外不许声张。但是我心里暗暗高兴。我和同学小胡英小雪梅一样，有外公外婆、姨妈和舅舅。我们住在西昌，姨妈一家住在美国，外公外婆和舅舅一家住在台湾。姨妈离我们很远，而外公外婆和舅舅一家离我们很近，中间只隔着一个浅浅的台湾海峡。我们住在这头，他们住在那头。爸爸说如果我们住在福建，隔海都可以看见他们呢。
慢慢地，书信往来越来越多。纸上外公外婆和姨妈几乎两三个月就要来我家一次。舅舅只有照片。好像他对我们无话可说。
信是和照片都是姨妈寄过来的，浅浅的海峡两岸的通信必须要靠姨妈在太平洋东海岸来来回回地接转。
八十年代中期我来武汉读大学后，姨妈和外公就开始和我通信了。外公的信竖写的，蝇头小楷，一行行笔直的，象他照片上挺直的脊梁。我考上武汉大学，外公很开心，上武汉大学也是他十七、八岁时的梦想，只是时局动荡，家境贫寒，他投笔从戎，从北伐开始，一路血与火的洗礼，滇沛流离，走到台湾。他的武大梦再也无法实现。我们祖孙一年数封信，相谈甚欢，不知道姨妈在太平洋东海岸兜兜转转的接转有多辛苦。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舅舅完全隐形，连照片都很少见到。
其实，舅舅一家已于一九七五年迁到美国。舅舅这个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毕业生，中华国民政府海关的官员，中年之后仓惶跑到美国，没有体面的工作，钱越来越少，最后是妻离子散。后来舅舅是一家餐馆打工，无房无车，象流浪汉一样。我也就是听听，心无波澜。比起妈妈，他这一点苦算什么呢？他起码上了大学，曾经有过很好很舒适的工作，有娇妻美儿。被外公遗落在大陆的他最小的女儿我的妈妈，却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初中只读了一年就工作了，因为出生不好，历次运动她懂都不懂，还是要陪着挨批挨斗。
外公没有等到我毕业就去世了。脑癌。其实他早已得病多年，但他是被限制出台人员，直到病入膏肓，经过反复申请，才得准携八十老妻到西雅图治病。头一年十月份到的西雅图，第二年五月份就去世了。六月份骨灰归葬湖北汉川。扶灵而归的是外婆和姨妈。我们陪妈妈去汉口王家墩机场接外公，她和外婆同时在机场哭得晕倒送医院抢救。
只是一湾浅浅的海水呀，妈妈住在这头，外公外婆住在那头。一回首，壮年的外公外婆一个变成了一抷土，一个变成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年少的妈妈也是年近花甲的妇人。曾经二十二年音讯全无，后来虽有通信通话，但是没有气味相袭肤肌相亲，没有同住一个屋檐下，没有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没有共同见证彼此的生命过程。浅浅的一湾海水呀，就这样让亲人疏离，亲情被割裂淹没。
按中国传统应该扶灵归来的舅舅缺席了外公的葬礼。那时我们年少，问都没有没问一下原因。因为，对我们而言，舅舅依然是一个陌生人。谁会去关心一个陌生人的生活呢？
五年后，舅舅一人回国扫墓，在武汉期间，住在我家。我和他才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他长得高高大大的，很帅气，一口台湾普通话讲得很有磁性，为人随和，有礼，很好相处。我刚刚一岁的儿子也很喜欢他。那一年，他六十一岁，我二十八岁。他和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了一周。我们一起逛街、访客、买菜做饭、喝茶、看电视。他洗了澡我给他冼洗衣服。他对我周围的一切，都是赞赏有加。当时，房改刚刚开始，正是全国都在疯狂买房的时候，我很焦虑，给先生的压力也很大。舅舅劝我们不要着急，屋不在大，生活在里面的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互理解就是幸福。他还要我，做好女人的本份，相夫教子孝敬双方的父母和自己的工作一样重要，可不能顾此失彼。撒切尔夫人回家不也一样要烧菜做饭吗。为此，我丈夫也视他视为知已。只是，关于他自己的生活，他很少谈。
然后，他回美国，过他的老年生活，我在国内，忙自己的平淡人生。
前年五月，他和姨妈一起，回到西昌在我妈妈家里住了一个月，见了很多人，重温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一个月，他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他们回美国前从成都转道武汉，我带着儿子丈夫去他们住的宾馆看他们，我丈夫和他谈汽车，儿子和他谈NBA。他很惊讶我儿子了解的球星比他还多很多。儿子嘴里的网络、伊妹儿Ipad，iphone什么的，他听起来是一头雾水的样子。我感觉到他已是一个被历史车轮甩出轨道的人。临别，他对我说，他很羡慕我的妈妈爸爸相守一辈子，住的房子很漂亮，环境美、儿女们孝顺。晚年安好，少年和青壮年时吃的苦就不算什么了。明年，他再回西昌去玩。
明年，他就住进养老院做肾透析去了，一住两年，儿子很少去看他。姨妈每周去看他两次。在他做透析时照顾一下他。刚开始还能有说有笑，有吵有闹，慢慢地姨妈发现舅舅吃饭连嘴都张不开似的。妈妈说，想着年近九十的姨妈还要去照顾年近八十的舅舅，她的心就象刀割一样难受，但离得太远了，她实在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其实，妈妈也是年纪七十又七的老人了。
想一想，舅舅不是在晚年才被历史的车轮甩出轨道的。也许从他三岁开始，他就被甩出轨道了。
他三岁时遇到日本侵略，随家人逃往四川，他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滇沛流离度过的，死神如影相随，宜昌、重庆、成都、西昌，昆明、沙市、重庆、西昌、台湾，十一年间无数次搬家，越搬离汉川越远，越搬越孤单。在汉川虽谈不上富贵，但书香人家，安稳平淡、家人和眭，乡音相通，亲戚朋友，彼此照应，生活得也是其乐融融。但是，人不出门，祸从天降。战争突然爆发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舅舅就从一个黄毛稚子长成一个青葱少年。岛内的生活也是纷纷攘攘。舅舅却顺利地读完高中上完大学服完兵役，进了海关工作，娶了美妻，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过起了富足安稳的生活。一九七四年，中美建交，他和很多台湾人一样，急急忙忙去职离乡投奔早几年移民到美国的姐姐去了。去了美国，语言不通、文凭无用，挫折连连，最后妻离子散，孤独地老死在养老院里。
也许，舅舅就和大多数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样，心很柔软，没有多大的志向，一份温饱有余，一家人相守相知的生活就足以慰他平生愿。但是，他却总是身不由已，被历史的潮流冲得东倒西歪，终生漂泊，总把异乡做故乡，无处安放自己的乡思之情，无处安放自已。
安息吧，舅舅。
愿您的灵魂在世界上某个公园的树下扎下根来，从此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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