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官论道

廉洁奉公，惠政砺己、不求私欲的为官本色，乃是国盛之基，民之洪福也。德正则官道廉，德沦则官道腐。腐败之为，祸国殃民，人所痛之，清廉之官，乃人所爱戴，赞益千秋。从古到今，清明廉洁者有之，腐败奢靡者也云云。

在官场上，一个官员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拥护，主要因素在于；其在经济上是否清白，其的作为是否真正的在“为人民服务”。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官员的考核准则是德重于才干。孔子曾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孔子主张以德取人，让有德之人官居高位。《尚书•咸有一德》言；“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自古以来，“德才兼备”成为人们用人的理想标尺。如果一个官员才能虽然平庸，但是其有道德的操守，即便造福不了国与民，可也不会祸国殃民。而一个智能之官，一旦怀才不德，便是国与民的灾难，他们乱用职权，欺上瞒下、贪图享乐、追名逐利、谋取私欲，以非法的手段侵害老百姓的正当权益，甚至打压欺压百姓，让百姓有冤无处审，有苦没地方诉。如果对于这样的吏治腐败现象，得不到及时的整治和处理，这个政党就会因为这些“地方官老爷”而伤民心、失民心。顺之，社会就会引发动荡不安的因素，甚至直接危机到了政党江山的根基，哲言曾说，水亦能载舟，也能覆舟。历史证明，一切政权的更迭，都源于吏治的腐败。

道德——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种自我行为约束的底线。这种底线对于官员来说，又多出了一层意义，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是社会道德的建设者，是政风、民风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在以身作则，恪守其职，这种作为，从而潜移默化地教化和感化着周围的干部和老百姓。被誉为“青天”的宋代包拯，他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在这个凡尘之世，每个人要生活下去，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是，欲望多了大了，就要生贪心。一旦成为贪求私欲者，就会变成财欲、物欲、色欲、权欲的俘虏，越是贪，心就变得越大越狠，最终会因为欲壑难填，攫求无已，造成纵欲成灾。新中国成立后的胡长清，再后来的陈克杰，不就是两个鲜活的版本，终在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中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腐败的下场，并没有完全惊醒后人，到目前为止，中国竟有多少大小贪官落了马，又有多少贪官，侥幸遁形法网，依然以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模样，欺骗着宪政，欺骗着人民。熟知，正义在人间，公理在天下，犯下人民的罪，总会被法网而捞捕，总会得到人民的审判。民俗曾说；“若有不报，时候未到”，只不过来迟与来早罢了。

一个人官职的高不等于其高贵，一个人生活的贫穷不等于其卑贱，而是重在他的人品与职业道德的恪守方面。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将别人赠送的贵重玉璧退还之后，教育其女说；“壁贵在无暇，人也应如此”。明朝的监察御使于谦，拒绝幕僚劝他向上司赠礼后，亦秉笔赋诗明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碍阎罗话短长”。清代知县郑板桥恤民之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人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讲述了其为政的用心良苦。我们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总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事迹，被著名作家，人民日报前副总编梁衡的那篇名作《大无大有的周恩来》，将周总理高贵的品格剖析的淋漓至尽；文章写出周总理惊人的六无。一死不留灰，二生而无后，三官而不显，四党而不私，五劳而无怨，六去不留言。诠释了周恩来总理之所以这样感人至深，感人之久，正是他的这“六无”却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六有”，这“六有”似如汹涌澎湃的大浪，撞击和翻搅着人们的灵魂与思想。古人曾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做一个清官不容易，对于手握权力的人来说，各种诱惑不会擦肩而过，而是常常会迎面而来，不期而至。但是，为官之道，立身之要，重在修身从善、洁身自好、守身无沾，君应熟知，“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一个官员的道德之高，主要体现在；一捍卫在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中，二行动在人民的事无小事中，三思考在民之忧民之想民之急中，四私而不公，公而不私。一个政党的官员能永葆这样的官德，这个政党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才能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与时俱进。

吏治清正，乃国运之昌，反之，吏治腐败，国运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