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生活

感谢生活

程伍梅

我出生于50后，当我能吃能走的时候，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当我能读书能写字的时候，赶上了“史无前例”的运动；当我可以用歌用文章来表现生活，享受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学校不唱歌，学生不写文章，只抄写张贴大字报。我没有天真烂漫的童年，没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也没有颐指气使的中青年，更没有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我还要深情的说：感谢生活！

我的童年，是在大人们唉声叹气中度过的：正值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吃饱，没有吃好，讨饭、捋野菜 、捡麦穗、拾稻穗、抽羁縻、挖蒿子根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人生阅历。甚至，荒年豺狼多，父母把我们锁在家里，自己含泪去挣口粮——细糊一碗：无食果腹，无衣暖身，无学可上。任凭饥饿的折腾。我这幼小的心灵，蚊虫肆虐着我那瘦小身躯。更残忍的是，眼见着豺狼虎豹撕开我同伴柔弱的胸腔，——，我们可是孤立无援，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父母一次次地推开我们那小竹枝似的小手，含泪上工而离去。

而当可以读书时，又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教育荒芜的岁月。老师打倒了；学校书籍焚烧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愚昧在吞噬着人类文明，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沧海横流，何处是岸？没有亲切悦耳的读书声，没有催人奋进的歌声。运动泯灭了人的良知，连天性也得到了挑战。什么亲情、友情、爱情，一夜之间，往往被风吹雨打折磨得面目全非。人们痛心疾首，可于事无补。一直让我们眼涔涔的失去读书的最佳时间。

教育的荒芜；紧接着就是科技荒废、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教育经济持续滑坡，国力每况愈下。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但是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盲目的急功近利，带来了盲目的发展乡镇企业。开放了，国门打开了。外国好的东西来了，外国的垃圾也来了。正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不经过加过专家考察论证，一哄而起，各地轰轰烈烈的办工厂，开公司，耗费了国家有限的资金，浪费了国家有限资源，让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乘虚而入，让国家背起了沉重的负担。

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可我在泥巴田里摸爬滚打了好几个几个年头了，所学知识已所剩无几了。当我使出浑身解数，搞来几本残缺不全的所谓的复习资料，手不释卷的攻读时，大队书记看到后，很不高兴地说：“伍梅，你开机子又看书，一心无二用啊，你把我柴油炸掉了一千多块钱，你一生都赔不起啊！”我吓死了，从此再不敢在大队里看书了。高考报名还是瞒瞒碌碌的，生怕大队干部知道了。怎么报考自己不知道，更不敢问其他人，真像个无头苍蝇，到处乱蹦，结果毫无章法。第一年考什么文科；第二次考理科；实际上，要是有人指点，审时度势，第一次考中专、中师，我恐怕比那时境况好得多；要么第一次考理科，第二次再考理科，那结果肯定很乐观。考试上，我太吃亏了。

1978年上半年，怀宁县水泥厂在独秀山岭头上兴建起来了，从各大队抽一些青年当工人。大队同情我没考取大学，这个名额给了我。经过体检，这年九月我挑着被子箱子到厂里去了。沿路的人朝我微笑。一到厂，那环境自不待言；开会时程英厂长和陈副厂长都说，我们是合同工，合同是三年。期满回家，没任何补助。听了这话，我百感交集。怎么办？三年一过，我的光阴白白流失。到时我还找到什么事呢？晚上那些领导都到我们宿舍里，与工人聊天。我就没有一点心思，吃饭没味；喝茶没味。第二天一早，我又挑着被子离开了。我回到家，向父亲说明了我心思。父亲很不高兴，我是理解的。要是他一定要我去，我已没办法的。随后，父亲在外面听了人家说，在县水泥厂，工人每月有五十多元。而我在初中班教书只有19.5元。想起这事，父亲心里老大不高兴。那是家里正等用钱。

父亲还是为计儿子前程的，等我回来几天后。我对他说，能在水泥厂那样吃苦。我情愿教书，我边教书边看书，我还想考学校的。父亲没有责怪我，连烟也没一根，还到公社硬着头皮找程起斌干事，程干事在医院住院，他发了我父亲一根烟。还说，你等着，有机会我通知你。结果，那年9月11日，就为我开出了调令：到杉林初中班当代课教师。

我于1978年秋加入了民师队伍，每月19.5元的工资，五个民师住学校以大门被封而无门无锁的房间。学校虽有一个伙食团，那打饭的饭头，却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校长最高行政长官，一两饭票打半斤的饭，主任二两饭票打半斤，总务三两饭票打半斤，国家教师三四辆饭票打半斤饭，我们民师半斤饭票也仅能打半斤饭；可我呢，半斤饭还吃不饱啊！由于我欠了伙食团几十斤米，校长程庭节还在厨房门口写了一个所谓的通告：程伍梅老师与今天中午停伙。一九八零年四月十七日。那天上午，我上完四节课，望着厨房门口的通告，含着泪离开了学校。我家离学校有十几华里路，当我到家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他说：你妈外出讨饭了，锅里还有一点剩粥，你自己热一下。我狼吞虎咽的处理好肚子，把家里要紧的事做了一下，就到外面去望妈妈。夕阳西下时分，妈妈回家了，很是劳累。妈妈把讨来的饭热给我吃了，她知道我在学校欠了米，是下狠心到外面去讨米给我带到学校缴米账的。妈妈把讨来的米用袋装好，我把它带到学校伙食团。这有这样，第二天才可以正常上课，到食堂打饭。

我还有三次因为少一分钱而窘相百出：

一次是到邮电局寄信，邮票八分钱，我只有七分钱？怎么办？买不到邮票，怎么寄信？我在邮电局门口等了很有一阵子。结果，一个比较熟悉人来了，我向他要了一分钱，把邮票买了，终于把信寄出了。那个熟人叫郑龙生，脸无颜色的走了。

第二次是，家里请工匠做事，需要买一包大红叶的香烟，28分钱；我一摸，袋里只有27分钱？那店家虽说也有的是熟人，叫他少收1分钱，店家是不可能这么慷慨的，我当时急的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也还是找人要了一分钱，才把烟买回来。

第三次是家里请瓦匠做事，要买一斤肉。那时一斤肉73分钱。我袋里只有72分钱。肉是到食品站里买。买肉得先开榧子，只有72分钱就开不到榧子。这可把我难坏了，最后也是找熟人要一分钱，把肉买回来的。

还有一次，那是1980年冬季，公社考虑到我们民师十几块钱工资太少，期末公社给补助一点。公社教育干事程起斌说，这事已经搞好了，正叫胡积和造表、发放。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所说的胡积和。他说，表造好了，明天发。我第二天又去找胡积和，他说：你那么就那样要钱？当时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我当时25岁，他胡积和40多岁，况且是个国家教师！那待遇就和我们不是一个档次了。谁知道，那年下半年，我家在修理房子，找了一些木瓦匠，花了材料费，花了伙食费，还有人工费。这到过年，他们都找我要钱。而况且，那年我妈妈还生病，花了一些医药费。我每月只有那十几元工资，既然，公社里讲补我们一点，那不高兴么？有一个就指望一个。

1982年上春，我参加了全县民师进修考试，我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通过了体检，面试，获得了一份难得的录取通知书，到枞阳县师范学校学习的机会。同事们纷纷向我祝贺，要我请客。我哪有条件请客？我哪有心思请客？我哪能请客？这一点小进步算得了什么？我已是27岁的人了。同龄人都已成家立业，孩子都有了，况且，我的学费还没着落呢！幸好未婚妻也是民师，每月14元收入。她答应每月给我寄5元小用（其实，她每月给我还不只这5元）。再说家父身体不好，父母都已年迈，家兄还未成家，妹妹休学在家务农。虽然考取了师范，尴尬的事还不少呢！国家发给我们师范生每月16.8元，考虑到农忙时节要回家，我们还得节省一点做来回的路费，这样，每月那16.8元钱就得算成葫芦挖成子，一分也不能多花。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青壮年时期。

国家企业改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举国上下，下岗、失业，我们仍在挨饿、我们无处呼吁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

当我正式分配工作时，社会生活水平还是相当低的。正是这艰苦的生活，是我倍感着生活有韵味。

不是嘛，我从小就爱惜粮食，生怕糟蹋一粒米，以致我现在，从不把剩饭倒掉。

因为一分钱的尴尬，浪费一分钱；从不赌博，不喝酒，不抽烟。

因为妻子那每月5元钱，我的工资，每月精打细算。但对穷学生，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我就便表显出极大的大方，出资资助成为我人生一大快事。因为我不能让他们遇到像我一样的尴尬。妻子当年的那5元资助，我尊崇妻子的辛苦和劳动，我关爱妻子；我们夫妻生活很满足。尤其她后来也转正成为正式的国家教师，甚至还是个优秀共产党员，一个出色的教师。

也因为我的工作来之不易，我不敢懈怠工作。以致我当教导主任|副校长时，也不到学生家长家喝酒，打麻将。我小心信奉：学浅自知能事少；礼疏当觉慢人多。别人到学生家吃饭喝酒，我就借故给他们看堂。工作上尽可能多做一点，因为我很满足。我有个正式工作，拿稳定的薪水。

也是这样，我在工作中，能和同事们推诚相见，对领导工作上安排，绝对服从。渐渐的我成了一个合格的教师，无论在哪里，我的人缘还好；再加上由于自学不断，工作卖力，教学成绩还好。我的教学得到同行认可，得到社会上认可。与此，我由于工作上的成就，我觉得生活很充实。事业使生命常绿。

因此，尽管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我要说，我要感谢生活！

2012年10月5日

作者：程伍梅，男，57岁，大专学历，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黄墩镇初中，中学高级教师。从1993年起，陆续在黄山日报、安庆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

家庭住址：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黄墩镇拱桥储蓄所——邮编：246113

联系电话：15856520918

编辑老师：

您好！今年双节假日，偶写一些文字，打发时间，充实自我。文字粗糙，敬请拨冗斧正。若能报用，那将是我莫大的安慰；如果还能以此为契机，得到你们的指教，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顺祝

编安

笔者：程伍梅

201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