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写在父亲逝世三周年

余太炎

我的父亲余良绪，生于1917年农历十月二十日，于2008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早晨七点二十分去世，享年92岁。今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是我父亲去世三周年的日子，这三年来每当想起父亲躺在病床上的痛苦表情，一脸憔悴无奈的样子……我就像掉进了逃不出的心罚。

我的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县湖村乡的一个偏远小山村里，祖上历代都是农民，从小受苦受难，没有上过一天学。十一岁就帮人做童工、干苦力。1932年5月，年仅十四岁的父亲就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1934年10月中央军委电令红十军和中央红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遗队向安徽皖南行动，我父亲随红十军主力于十月底到达皖南，同年十二月在安徽黄山一次激烈的阻击战中受伤，隐蔽在大山深

处老乡家养伤2个多月。1935年1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北上抗日先遗队失败，父亲与红军部队失去了联系，伤好之后沿途乞讨五个多月，于1935年8月回到家乡。全国解放后，红军失散人员检验伤残，县民政部门确定我父亲为三等乙级伤残军人，享受民政优抚补助。

我的父亲吃苦耐劳、勤俭顾家、勇于担当。1935年10月，父亲十七岁时又出去当学徒，学做手工裁缝，学成后就走家串户挣工钱养家糊口，到六十年代初期又学会了使用缝纫机，每天早、晚要挑上八九十斤重的缝纫机担子到几公里以外的农户家做裁缝，靠他勤劳的双手，勉强维持着一家九口人的生计。记得小时候家里自留地农活多，经常天不亮就随父亲下地干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改革，落实生产责任制，农户分到了责任田，自留山，父亲七十多岁每天下田干活，上地种菜，农闲季节又天天挖山恳复油茶，他坚持体力劳动一直干到八十八岁。

我的父亲性情耿直、坦坦荡荡、大公无私。1958年，我还是四周岁，人民公社搞大食堂，生产队几十户一百多号人在一口锅里吃大锅饭。父亲按照队上的通知，第一个把家里所有的几百斤粮食全部上交，我母亲怕我以后在大食堂吃不饱，就偷偷在自家灶坑里藏了一斗五升（大约7。5市斤）大米，这事被父亲知道了，他不仅报告了队长，还亲手从灶坑里扒出大米上交生产队。而生产队长兄弟俩却在食堂旁边开了小灶，他们两家人天天吃大米饭，他们家的小孩还把米饭端到大饭厅来炫耀，嘲笑我们这些餐餐吃乔麦果、红薯杂粮的小孩，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至今历历在目。父亲是爱孩子的，我们永远也体会不到他当时的心情。

我的父亲为人厚道、诚实守信、心地善良。一生没有半点不良嗜好。他虽然一字不识，但处处明礼诚信，父亲从来不轻易麻烦人，按农村的习惯，家里请了工匠都是记账到年终支付工钱，而父亲只要自己收到工钱，就会马上给自家请的工匠师父送去。父亲的家规很严，经常在桌上吃饭的时候，用最朴实的话语教育我们走正道、行善事，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我们七个子女都一直都按照父亲的要求做人做事，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的优秀品质是留给子孙后代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没有觉得父亲是多么重要的人，没有在他身上费太多心思，以为给父亲几百元钱，经常回家看看，买点吃的东西，买两件穿的衣服就是孝顺，现在想起来，自己是多么的愚蠢。父亲卧病在床的四十多天，最后的弥留之际，都是姐姐和妹妹在床前尽孝，我虽然隔天回去一次或在老家住几个晚上，但没有尽到床前尽孝、临终关怀的责任。十二月初一早上父亲离世的时候，我们七个子女只有一个妹妹在场，当我早上八点十分匆匆赶到老家握住父亲的手、抱着父亲的头痛哭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到生离死别、撕心裂肺的伤痛。回想起来，我深深地感到遗憾和愧疚。如今失去父亲的痛和内心的拷问，沉得就像一座永远搬不走的大山压在我的心头。三年来，每当我回到老家看见空荡的房子，站在父亲的墓地前，就会忍不住流泪。“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只有心中默默思念，父亲，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