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概论》的一些粗浅想法

读完《国学概论》，趁印象新鲜写一点。

正文前、由整理着曹聚仁先生写的的“小识”一篇序文，甚为赞同，尤为赞同者一点：以国学研究、还国学的本来面目来来反抗社会上的旧、恶势力。——“那旧的也不过借国学做护符——军阀和老顽固都把孔老夫子来撑门面——国学经过他们手里，已变成‘糟粕形式呆板教条’了。我们如不把国学的真面目抬出，他们决不敛形息声的；”

这个观点我第一次看到，深心赞许。曹聚仁先生的序文写于1922年，和他同样身处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国近代史年代里的鲁迅先生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我们民族遭受的创痛全是本民族的文化造成的，他把本民族的历经几千年的文化断定为“吃人的礼教”。不过，就算鲁迅先生的认识有未到之处，他也是出于真切的良知，其实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还是很深的，《中国小说史略》堪称元典。关键是鲁迅先生的批判被靠着造反起家的GCD拿来大力鼓吹、大肆利用，出于一己政党利益之居心，对中华文明大加屠戮。在GCD的笔下，杀人如麻的李自成、张献忠成了民族英雄，延至建国后的读书无用论、白卷英雄、文化大革命、批儒批孔、烧书、拆建筑、破四旧……钱锺书先生钻进锅炉房烧锅炉去了，沈从文先生自建国后一字不写，有位老学者（以前记成熊十力，后来发现记错了，是谁忘了）疯了、破衣烂袄在垃圾堆上徘徊、哭道：中华文化亡了……这些，不能怪罪鲁迅先生，但倘若鲁迅先生还魂回世，相信他会扑上去拉住红卫兵挥舞皮鞭要砸碎文物的手。

究其实，将中国近代史的创痛归责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错了。现在社会上不读书的人有多少，不读书的大学生有多少（不读人文历史、不懂人文价值、没有人文精神的再读多少专业书籍也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欲要强国，必先重振人文精神，重振人文，必要重拾国学。我们走的弯路够多了。

大的话题不说了，也说不准。《国学概论》给我印象新鲜深刻的有几点。

章太炎先生说西方哲学——他只笼统提了唯心论——是“猢狲离树，全无伎俩”。看到这里，我真是“龙心大畅”o（∩_∩）o。我不赞同他的说法，当然太炎先生也只是笼统说了几句，大致为没有证道于心，别的不说，古希腊哲人的逻辑学和佛学的唯识论难道不相通么？太炎先生自己也说古希腊的诡辩论和中国的公孙龙子本质上很接近。尽管如此，我看了这句话还是很舒服，毕竟被所谓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的论调压得太久了，此话令我大为解气。其实一个学者只要凭着真功夫去做学问，凭着真良知来讲话，何必在乎那么多。这句话让我从性格上对太炎先生产生景仰。

太炎先生推断《诗经》在经过删削之前很可能真有《史记》记载的“三千篇”那么多，并且删诗的很可能不是孔子，或者说删节整理的不止孔子一人，应该有个漫长的整理过程。这个推测倒让我想起了胡适先生的一个推测，就是孔子以前就有儒家学派。以此来看，太炎先生对“赋、比、兴、风、雅、颂”的解释也迥异寻常。中国历史漫长，经过秦火后，典籍散失的太多，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理论上很有必要。这些推测是否正确暂且不论，都是很有启发的。

对太炎先生对“经书”的“经”字的解释我有看法，按照他的说法，孔子看书“韦编三绝”怎么不说成“经编三绝”？

太炎先生说儒家道家互入互见，尤其庄子与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尤其是中国的禅宗有很多相同，我赞同，我当初读《庄子》，尤其是内篇的很多东西，曾记下笔记，感觉很多都很像禅宗语。

还有，说《尚书》、子书里的很多话都是白语直录，我也要相同的感觉。

太多的就不说了，也都是只有感觉，说不好，免得被人抓住把柄。大体上太炎先生开列的治国学的方法和国学求进步之点，真是活现了朴学大师的风范。对我有帮助，但我也只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天分拣合适的去做了。

正文后附录有邵力子、裘可桴的文章，驳论章太炎文中关于《大学》里的“欲治其国先治其家”的说法。大学者辩论，我不敢插嘴，他们虽未吵架，但也真像章太炎文中说的“但悻悻之气，已现于词句间”。我为之一大笑。这里又提到了，《大学》里的话，就例如那句话是孔子之前就有的，不是孔子的发明，又牵涉到孔子之前是否有儒家学派的问题。这是我联想起的。就说争论本身，我也认为“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这句话是有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状况做根据的，裘先生的意见很大程度上相同于太炎先生的意见，亦即治国学方法之四：知古今人情变迁。只不过两位先生大可不必激动，太炎先生的看法只是为了佐证古今人情变迁，他也没有说要废掉这句话里包含的精神意义的。

我想多说一点的是曹聚仁本着“我爱先生，我更爱真理”而发表的关于章太炎对白话诗看法的驳论。

首先，我承认，章太炎在说了有韵即为诗以至梗着脖子（我想象他的形状）强认百家姓也是诗，真是执拗的可爱可笑。我也有疑惑，白话诗是有韵的啊，就拿我学的文学教材也讲到“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等白话诗的音尺、韵律，难道淹博的太炎先生竟会不知道？难道他说的有韵就是指简单的在句尾那个字的韵母上是否押韵？不会吧？存疑。

太炎先生的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说法确实不能说对。诗与文的区分，我也不能说很对，但靠谱的一点的说，从艺术上讲，意境是不同的，当然散文也有意境，但绝不同于诗的意境。至于曹聚仁说的功用不同说，诗言志、文述事，也可聊备一说，不能说就是全对，否则，中国西方都有叙事诗，该怎么解释？

但是我觉得太炎先生的说法还是有一定意思的，或者说意图，这个或许是我揣测杜撰。就是，太炎先生并不见得就是反对白话文，有韵为诗、无韵为文，是为了规范诗与文的边界，尤其是保证中国传统诗的形态纯净、不走样。

不可否认，文体的外部形态对内容的意境有着确定的作用。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果换做白话文或白话诗“大漠里一根笔直冲天的烟柱子，长河上的落日又红又圆”，这算什么玩意儿？我见过的一大笑话就是，现在书店里卖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的《绝妙好词》，书是古书，但是每篇词后都有现代白话译文。如果曹聚仁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这个不伦不类的玩意儿，估计就理解了太炎先生的苦心了。章曹两先生的时代是白话文勃兴的时代，曹先生的担心是出于那个时代的需要，太炎先生的担心则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

看看现在，我们不需担心白话文是否被压制，我们写的都是白话文，但中国人真该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学艺术的纯洁与独立了。

我能感受到徐志摩《再别康桥》的美，但是说实话，或许是我的偏见吧，这几乎是我喜欢的唯一一首中国人写的白话诗，别的要么没味道要么我就看不懂。戴望舒《雨巷》，以至建国后的北岛、顾城、海子、汪国真，又是朦胧派又是抽象派又是感觉派，说包含了艺术包含了哲理包含了多少多少表现手法，你不懂只说明你愚钝，“不足为外人道也”。难道诗应该是这样？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只有写诗的才能看懂诗了，就像《围城》里赵辛楣的刻薄话：苏小姐的诗有曹元朗看，曹元朗的诗有苏小姐看，真是天生一对儿。偏偏作者钱锺书先生的传统诗做得很好的，不信的人可以看看《槐聚诗存》。宋代诗人做哲理诗，被历代人骂的臭绝，现代白话诗，我不骂它，它是中国的诗吗？那些写白话诗的有多少国学修养？又有几个留在中国？

有韵为诗、无韵为文或许可笑，但这可笑里包含着苦心和无奈。

不写了，再写又被抓住把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