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西屋

走在如今这个繁华的街市，看着身边鳞次栉比的的豪华大厦，这边是米黄色的教育局，那边是银白色的医院，前边是红褐色的市政府，后边又是蓝白相间的公安局……我的四周都是由琉璃色的外观充斥着现代文明的印记。看着这些，我的心总会产生莫名的惊慌，不由地加快了前行的脚步。每当此时，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故乡那个破破破烂烂的小庭院和庭院西边的小土屋。矮矮的，旧旧的，用土坯垒成的墙，上面是旧木头搭建起来的屋顶，丝毫没有一点儿现代的意味。虽然它没有现代楼房的牢固挺拔，宽敞明亮，但它却带着淳厚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人文情怀。；；那种安逸恬静的色彩是世间最好的画家也难以描摹出来的，那种情人心脾情怀，是我没法用笨拙的笔头写出来的，它仅仅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儿时那段美好而艰苦的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家的西屋早就消散在历史的氤氲里，取而代之的则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厅堂。但是儿时的记忆，儿时对西屋的依恋情怀，依旧缭绕在我的心头。

我的家乡被称作“西部旱码头”，历史上曾是有名的茶马互市。我家就坐落在紧靠茶马互市的小土塬上。开眼望去，天朗气清，几朵白云在天空中轻轻地漂浮着，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田野尽头，几十间农家院落稀稀散散地排列着，看起来有点荒凉。从村头往里走，第二家院落便是我家。庭院很大，几间低矮的小屋散落地分布在庭院周围，看起来比村内其他庭院更为破烂，更为荒芜。在这个庭院当中，最为“起眼”的建筑靠近西面院墙的那间屋子，这便是我家的西屋。里面载满了我儿时的记忆，载满了我求学的身影，载满了我生活的辛酸，直到现在，过去的时光如电影镜头般，一帧一帧地回放在我的心头。

我家的西屋，我们尚且把它称之为“建筑”吧，可它一点也没有任何现代建筑的意义可言，充其量只不过是能遮风避雨的土坯屋！只能在某些人看来，还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建筑”罢了。土坯块垒成的墙，上面裹着一层大草泥（在我家乡，人们往往把切碎了的麦秸秆加到和成的稀泥中，为的是砌成的墙更牢固一些）。用十几根烂木头搭建起来的屋顶，先是在上面稀稀拉拉地放上用烂木头劈成的钎子，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大草泥，再用抹子抹平，就成了屋顶。经过时间的雕琢，上面长满了杂草，像是在给我们诉说着时间的沧桑，同样也在向我们诉说着年华的老去。小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外边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总以为自己的家就是最好的，自己家的房子也是最好的。随着年龄的增大，也随着家乡经济的发展，我渐渐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由于父亲身体的缘故，我家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劳动力。尽管田间地头，屋里屋外，母亲带着两个姐姐操持着，但家中终究缺少一个能“搞副业”，能赚钱的顶梁柱。正因为如此，当别人家都盖起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或盖起二层小洋楼时，我家还蜷缩在几间七八十年代的土坯房子里。俗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更何况我们这个穷家远离了闹市，门前的冷落完全可以用“门可落雀”来形容。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左邻右舍很少来我家串门，当他们经过我家门前时总是自觉地加快了脚步，眼中流露出的则是鄙视和不屑。亲朋好友由于路程的限制，更是不想“千里迢迢”来我家做客，就连每年春节的拜年都像“历行公式”一样，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根本没有留在我家吃饭的意思。好像在他们眼里，我家给他们的视觉感受就是落后和贫穷，仿佛一踏入我家，就会粘上悔气和不幸。这就是我在儿时对家的影响，对西屋的记忆。

记忆中的西屋是由三小间组成的一个大间屋，一个双扇门，两边各是一扇可装十二块玻璃的小窗。门窗都是橘黄色的，只是日久天长，上面留下了很多时光的脚印，早已显示不出昔日的辉煌。屋子并不小，只是一盘通间的大炕占去了三分之一。炕的西头是被填实了的“实台子”，烧炕时烧不热，于是，父母就把他们当年结婚时的大红箱子放在了上面。炕的东头，是父母的酣睡之地。在正对房门的地方，在挨着房子的后墙摆着一个暗红色的写字台，写字台的两边各摆着一把暗黄色椅子，一样的暗色，一样的油漆斑驳，一样的沧桑。在写字台头顶的那片墙壁上，是一副用行书写成的条幅，白底黑字。直到现在，我还能很流利的的吟诵上面的内容：“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来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写字台的左边是一个很大的板柜，由三个隔室组成的。农村的朋友可能都见过板柜，它是一种比较大的家具，兼有“粮仓”和“家具”双重功能。直到秋收时节，农民们便把大把大把的粮食装进去。装得慢慢地，然后盖上板柜盖儿，平平整整的，看得让人舒服。因为板柜盖上盖儿之后就显得很是平整，上面可以放一些琐碎的东西。我家的板柜比较特别——可能是当年没来得及刷上油漆，直到现在显现给人们的是一种暗白的灰色。和别人一样，我家也喜欢在板柜上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板柜的东头，靠近写字台的这边放着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褐色的壳、银色的屏，一家人都是靠它来了解外边的世界的。电视机的左边，是一台小型的录音机，兼有收音机的功能。这台录音机还是我移居远方的大姑送给我父亲的纪念品呢。板柜很大，从靠近写字台那头一直延伸到西屋最南边的山墙。在靠近板柜南头的东手地方，摆着一架和写字台一样颜色的暗红色的柜子，柜子很高，从地上一直伸到屋顶。柜子分为上下两个门，每个门都有三隔，在上面的三隔中，我们通常将一些比较常用的东西放在里面。柜子下面的三隔中，父母通常将一些对我们而言比较重要的东西放在里面。在柜子的前面——靠近南面窗子地方，摆着一口乌黑色的生铁烤箱，一到冬天，全家人就靠这个炉子取暖。在烤箱和板柜之间的空地上，放着一张暗红色的圆桌，以便我们姐弟三人吃饭和学习。暗红色的圆桌，暗红色的大柜子，暗红色的写字台，给西屋增添了几丝忧郁的色调。一年四季，西屋中缩放的物事就只有这些，只是在冬天，屋子里多了些瓶瓶罐罐罢了。

现在，儿时记忆里的西屋早已随着历史的氤氲飞散。凭吊西屋，只能凭借着儿时点点滴滴的记忆来拼凑。拼凑儿时的记忆，描绘记忆里的西屋，来点缀这份沉甸甸的记忆。记忆中，每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母亲就悄悄地爬起床，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深怕吵醒正在她身旁熟睡的父亲，然后就利索地走出西屋，开始了她一天的忙碌。扫院、喂猪、喂羊、喂牛、烧茶……等母亲为我们姐弟三人准备好早点之后，才把我们从暖烘烘的被窝里赶起来。每当我们姐弟三人围着西屋里那张暗红色的圆桌吃早点时，母亲总是一边看着我们吃，一边忙着给父亲洗脸、刷牙，等一切收拾好之后，在把早已准备好的早点送到父亲的跟前。而她自己的早点，因为忙而很少顾得上吃。当我们姐弟三个背着书包踏出家门的时候，母亲也总会扛起农具，走向自家的农田……

等我们中午放学回来的时候，母亲还在田间地头忙碌。于是，大姐带着我和二姐开始做饭，我们姐弟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饭端到那张圆桌上时，一看时间，呀！快到点了，于是，我们几个就匆匆地扒几口饭，便慌慌张张地跑向学校。母亲总是我们快要去学校的时候，才拖着一身的疲倦回到家中，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饭，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放下工具，拍拍粘在身上的尘土，便走到了西屋，将仍旧躺在炕上的父亲（父亲由于身体的原因，自己无法独立的料理自己的生活）扶起、坐好，然后为自己和父亲盛上早已凉透在锅底里的剩饭。每当父母嚼着我们做好的饭菜时，我们却早已奔跑在去学校的路上。

吃过晚饭后，母亲也忙完了手头的活，坐在西屋的炕上，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父亲聊着天。而我们姐弟三人，就围坐在那张圆桌的周围，写着永远也写不完的家庭作业。昏黄的灯光下，父母的聊天声，我们姐弟三人的翻书声，再加上笔尖在作业本上划过的沙沙声，构成了一曲又一曲就连音乐家也无法弹奏的交响乐。

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在家境的压力下，大姐二姐相继辍学。大姐跟着村里的姑娘到外边打工，以微薄的工资补贴家用；二姐却留在家中，帮着母亲操持着家务。留在那张圆桌上做作业的也只剩下了我——一个孤独的身影。当然，父亲也不需要天天躺在炕上，通过狭窄的门和窗去张望外边的世界——县残联给父亲送来了一辆崭新的轮椅。每逢天气好的时候，我和母亲总会将父亲抬上轮椅，然后由母亲推着他到外边去转悠。当母亲忙碌在田间地头时，父亲总会坐在地头边上的荫凉处，看着母亲劳动，看着过往的行人，看着天边的群山……我不知道那时的父亲心里到底想着什么？是没能给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感到深深地歉意？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无奈？或者是对儿女无限的期待？或者……这些，我就不得而知了。

每逢周末，我便推着父亲到家里家外去折腾——他总会找到一些母亲和二姐干得很不如意的活，然后指挥着我将它们一一做完，不管我乐意不乐意。有时，我也会推着他到田间地头去看看，到我们附近的集市上去转悠。这样转得多了，我便得到了周围许多人的好评——这娃是个好娃。可是，这样的生活，随着我考入市里的高中便慢慢地结束了。上了高中，我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家，父亲再也不会要求我推着他到处去转悠。

正因为坐着轮椅，父亲可以很全面地了解外边的情况。在母亲长年累月的操劳下，在父亲高瞻远瞩地筹划下，我们家的境况有所好转——2004年，我们翻修了北边的屋子（正屋），2007年，我们又翻修了我家的西屋，一律的宽敞明亮，一律的白墙红瓦，甚是好看。

至此，我家的西屋，那个载着我求学的记忆，载着母亲操劳的背影，载着父亲深邃的眼神，载着两个姐姐美好的期待，永远的消失在时代的变迁中。却也永远地尘封在我记忆深处的相册里。

每当想家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家——那几栋白墙红瓦，宽敞明亮的厅堂。我所想起的是珍藏在我记忆深处一张张动人的画面。记忆里，父亲总是跪在西屋土炕的墙角里，一手拄着板凳，一手拄着立起来的枕头，不停地向院子里张望。记忆里，母亲总是西屋前的院子了，不停地忙着她永远也忙不完的碎琐活。记忆里，我总是趴在那张暗红色的圆桌旁，写着我永远也写不完的作业。记忆里……

任时光穿梭，我怎么也挥不去我对西屋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