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家

我的舅家很特别一村横跨两个行政地区，说是一个普通的渭北农村，却有着不寻常的故事。身居漆水河畔的一个黄土崖上，背靠一架黄土高坡，从南到北一字排开有几十户人家，可谓风水这边独好。北头人家姓闫是我的舅家，南头人姓徐。村子名叫徐家崖，显然徐姓在此要早些。有趣的是一条街道闫徐两姓，房连脊、地连畔，不知啥时候被划分为两个村、两个乡、两个县、两个行政专区。北头闫姓属咸阳地区，南头徐姓属宝鸡地区。儿时我到舅家很少去南头，对这个一分为二的分界线感到神秘，偷偷看了几次也并无别样，平常人家一家挨一家，不知怎么就分属两重天了。历史上两姓一直和平相处，七十年代却为地畔翻了脸，不知是地方政府能力有限，还是小官员处理不了这个跨地区的大矛盾，最后只得省城来人亲自解决，方才平息了纷争恩怨，八十年代行政区划调整才并为一个地区，但仍分属乾县和武功两县。

舅家在我心中老是跟黄土高坡联系在一起，要去舅家首先得走很长一段坡路。坡叫吴家坡很偏僻很少有人走，儿时我常常想一个人去舅家，只因怕走吴家坡未曾实现，只能盼着妈妈带我去了。好在妈妈每年都要看忙口、看忙罢、逢年过节，加上舅家人多事也多，这样算下来一年总有好几次机会。回来的时候要上吴家坡，我怕爬坡总是躲起来不愿回去。有一次，妈妈跟同嫁我村的姑娘一路，两人说要把这架坡挖平，人家开玩笑我却当成真了，盼望有这么一天。不过这一天还真来了，那就是不久修建的宝鸡峡引渭渠从半坡穿过，把一个长坡一分为二，爬坡省了不少事。

舅家村子其实就是在一个土崖上住着，田地都在崖下的漆水河畔，一出门就要下坡，坡也很长、很陡。从土崖到河边还很远，崖边有一颗皂角树很茂盛，在树下能望见清澈的漆水河。我们常在树下玩游戏、打皂角。冬天在树下跳房子、斗鸡，夏天抓石子、走十窑、弹老碗。玩累了就上树上远望一下漆水河，天热了背着大人结伴下河摸鱼、戏水、打水仗，好不痛快！

舅家村子中央还有一颗大槐树又粗又大，也很有些年头了，我在树下显得十分渺小，树上挂着生产队的上工铃，树下是人们乘凉、聊天、喝茶和老碗会好地方，是村子的政治文化信息交流中心。大槐树对我来说高大威严，想爬上去可惜太粗抱不住。大槐树在文革后期被砍掉了，每户都分到了可以烧半年的树枝树干，足见其大了。现在想起真可惜呀，要是今天还在，我一定要给它申请一个身份证，说不定还能多活几百年。

我爱这个大槐树，还因为每逢过年，村子都要在树旁边架起大木头做秋千，我很少玩这个游戏，所以老感觉荡秋千很危险。我的那些老表们争着玩一点都不怕，我只能在一旁当看客，看着人家男的女的荡的很高，老是怕有啥闪失，暗暗替人家担心。有一次有个老表提议叫我也玩，在我推辞中硬是把我连拉带扯到秋千板上。我坐在板上由另外一个人来单独荡，那个家伙看我害怕，故意捉弄我，把秋千荡的跟树叶都碰上了，我天旋地转，不敢睁开眼，吓得脸色煞白直哭，老表们却在一边开心的笑我是胆小鬼，从秋千上下来，我好久缓不过神。

小时候我去舅家，从没去过南头的徐姓人家，好像那是另外一个国家。南头徐家崖下的土窑里住着一个河南人，以磨刀为生计，常来我村子招揽生意。虽说是我舅家南头的却从没见过。他工作时坐在木凳上，手摇着砂轮磨起剪子来，火花四溅，孩子们感到非常有趣。大家都想搞一个砂轮玩玩，又不知从哪儿弄这么个玩意来。听说这人是我舅家的，大伙都把希望投向了我，我为此感到很神气。不知哪来的编剧天赋，竟然给人家吹牛说我舅家门上到处都是砂轮，玩伴一听乐的开了花，都巴结我拾一块送给他们，至今都没有兑现我的许诺。

舅家门上，也曾给我幼小的心灵蒙上过阴影。那是文革时期，来了一群’五类分子‘串村游街，带着高帽子挂着胸牌，被人押着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最后面的一个老头很艰难的跛着走路，脖子上的胸牌压得抬不起头，累的满头是汗。我们一群瓜娃不知好歹，跟在后面凑热闹。学着跛老头走路的样子，发出阵阵笑声。回到家见妈妈和几个妗子在难过，原来那跛老头是妈妈的舅舅，我联想到我的舅舅，似乎感到妈妈心如刀绞。还有一次，妈妈给我剃头，我怕疼哭闹不休，几个妗子帮忙摆弄闹得更凶了，不小心把我的小胳膊叫剃头刀子给划了一条口子，现在还留着一条大伤疤呢。

有一年妈妈病的很厉害，整一年都没有去舅家了，倒是舅家有人不时来看她。第二年正月初五，正是舅家待客的日子，妈妈不能去舅家，我去舅家后晚上没有回去，谁知这却成了永远的离别。妈妈去世的时候正当英年，我还不足十岁。想妈妈的时候就想去舅家，一个人又不敢走吴家坡。从此后就很少去舅家了，去了也只是一些礼节性的走动。再后来出门在外身不由己就更少去了，偶然去一次也是开着车，没有儿时去舅家路上的乐趣。再也寻不到好玩的皂角树和大槐树，表姐妹都出嫁了，表兄弟都为家所累，无法找回儿时的乐趣。只有那黄土高坡和黄土崖依然还在，还有那漆水河静静的从舅家门前流过，昼夜不息的奔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