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社戏

无霸

和鲁迅家乡一样陕西农村也有社戏，陕西不叫社戏叫会戏，由入会的各村轮流在农闲时侯演出。会是旧时农村基层管理的民间组织，会戏就是组织活动的主要内容。陕西会戏剧目大多是古装秦腔戏，内容多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姑娘相公之类。每逢会戏，台上唱戏的是疯子，台下看戏的是傻子。台上唱戏的一本正经，台下看戏的啥人都有。小吃摊贩、聚众赌博、提亲说媒、亲朋相聚、货郎担、捏面人、吹糖人、玩把戏应有尽有，是名副其实的庙会。会戏轮流到哪个村演出，哪个村就好不热闹。前一天远近的亲戚、好歹的朋友、邀五邀六的都来了，晚上客人路不熟，主人家就要挂灯迎客，演出前一天就叫挂灯。挂灯那天主人割肉买菜、杀鸡宰羊、好吃好喝的伺候，不为看戏为热闹。村里的三老四少、善男信女还要烧香拜佛敬神告庙，感谢老天赐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家户户都要烧香祭祖，以示敬意。

这种文化现象在南北方都有，究其渊源在农耕古代，其实是一种庆丰收祈风雨的心理，也是农闲时候的娱乐。旧时农村最隆重的文化活动就是戏剧，因此会员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会戏。由于方言的差别各地戏剧唱腔差别很大，秦腔就是活跃在关中地区的一个古老剧种，陕西的社戏理所当然的就是秦腔。秦腔音乐唱腔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很能激发陕西人的激情。上帝把我降生在陕西，我就与秦腔有了不解之缘，从我有了听力和记忆，耳畔总是回荡着秦腔旋律，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我的社戏也是在秦腔舞台下度过，虽没有鲁迅社戏那么有趣，但我比鲁迅更爱好社戏。

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打到牛鬼蛇神，古装剧被禁演了。烧掉了戏装剧本，砸碎了道具乐器，演员脱掉戏装当社员。广播耳机（自制收音机）再也听不到那古老的旋律了，社戏也就随之消失了。从我出生就没有社戏了，关于社戏都是听老人说的。农村文化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文艺宣传队，演出的都是革命样板戏。

文革时候的文艺方针是：农村这个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占领。古装戏不能上演，还得推陈出新。于是在全国走红的京剧八大现代戏出台了，迫于形势的需要全国上下看八部，陕西也不例外。陕西人不爱听京剧那拖得很长的啊啊啊，就把它移植成现代秦腔。戏剧是舞台表演，全场演出叫本戏，需要动用的演员、乐队和道具比较复杂，农村的戏剧演出只能是折子戏，就是只取其中一场来演。经常演的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深山问苦，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沙家浜中的斗智。我们村子也排演过，在我记忆里好像比较早，等你我有些记忆了，都是在外村看演出。那时候是人民公社编制，各大队都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是寒寨大队，大队每年都要排演那几部现代戏，在农闲和节日的时候演出，防止农村文化阵地被资产阶级占领。这样我经常可以看到秦腔，时间长了看到的内容老是雷同。于是顺口溜就来了：寒寨的戏不敢去，一去就是红灯记，前面堵的滔淑杆，后面吊的烂门帘。虽说是演出雷同，台下看的人还是不少，因为公社社员必须接受教育，而且记有工分不看白不看。那时侯我看演出总是挤在舞台边角上，也看不懂什么内容，老是看谁要出场了，谁要开唱了之类。偷空还可以看看文武场面的神奇演奏。看到台下人头熙熙攘攘争相观看，我的表演欲望就来劲了，时不时就想从台下一个鹞子翻到台上，让大家好看我表演，说明我从小就有表演欲，只可惜没有伯乐，贻误了我的千里马生涯。

和鲁迅看社戏一样，我看的也很挑剔，老想看李玉和、杨志荣、郭建光这些英雄人物，因为他们在舞台上很阳刚。后来才知道男人在戏剧里面叫须生，就是有胡须的人。也喜欢看反面人物，诸如鸠山、座山雕、滦平、李连举这些坏人物，而且还记住了不少反面人物的台词，有时还在众人面前学着比划几下。最不爱看的就是沙奶奶、李奶奶之类，这些老奶奶戏剧叫老旦。老旦说话啰嗦唱腔又多，一坐下来就没完没了的又说又唱，我老盼着新人物出场。

和鲁迅看社戏不一样，鲁迅很不喜欢戏剧，看社戏纯粹是为吃罗汉豆。大师来过一次西安，被人安排在易俗社看了一次秦腔，中途退场临别题词：古调重弹。我和大师不一样，很爱听那被外地人称作噪音的秦腔。也很喜欢看舞台表演，老想模仿演员在舞台上那神气的样子。受家庭和环境影响，也了解舞台的一些表演技巧，对古典戏曲内容略知一二。现代戏也就常看那么几部，内容很清楚，但是受年龄影响理解有限。

后来流行了电影，戏剧也很少看了，我的社戏也就变成了电影。农村露天电影刚刚兴起，看起来很新鲜，地道战、地雷战。每逢那个村子演出，三五成群的结伴、有远没近的赶夜场。

改革开放后古装戏解放了，农村生活一天天变好，秦腔社戏又再次兴起。可惜我上中学，很少有机会再看到社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