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学旅记

09年六月，妈妈将我大二一年的生活费提前转到我的银行卡上，我给妈妈的承诺是：那以后不再让她给我生活费。我对妈妈说的每一句话，她都深信不疑，倒不是因为她一贯将我娇生惯养，只因为我一直是她的骄傲，我从不让她失望，从不对她食言，我是她深明大义、独立自强的孩子。 之前我在家属院住了一学期，我不否认我在外独居是因为内心的骄傲和悲伤，但也确有为了方便在德克士兼职而与两位师姐合租的。那阵子我每天早上5点40就得起床，洗漱，把饭煮在锅里，然后下楼，登上自行车一路飙到一操场参加升旗仪式，或到二教对面的篮球场做早操。然后回去吃饭，拿了课本上课。协会开会通常选在中午，我常常必须在20分钟内去看通知栏、回去弄饭、再折回学校开会。回到家里，饭熟了，我却已经没有了一点食欲。放学时间与上班时间一直只有10分钟之隔，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套着工作服去上下午的课，一放学便跑下楼骑上自行车飞奔。我每天最清闲的时间是十一点半以后。走出德克士，虽是半夜，但我并不介意自己慢悠悠的骑车。仅仅一年，我已忘了那条街的名字，但我永远无法忘记那条在午夜伸延，半睡半醒的路，和路上我的心情，有几次入夜下起了大雨，我浑身湿透。到熄灯睡觉，总是亘古不变的凌晨1点左右。那时候，每个下雨的清晨对我而言都是天堂一样的美好，我可以安心的睡到上课前半小时甚至二十分钟。

我上了一月余的班，后来生了一月的病，便没再上班，静静地到学期末。在放假之前我联系了两份家教。一份在峰高镇，大家都嫌远，又觉得太便宜,笑我犯傻。我确实常常犯傻。比如住宿舍那阵子，我动不动就跑到四楼顶上去坐栏杆，看脚下的河水，看水中的灯影，看远处夜幕遮不尽的山，看得哭了，哭得累了，才悄悄地回去睡觉。有一次肖红找到楼上，我便问她，为什么活人可以死，死人却不能活？我哭得忘了自己已经不再是十七岁的孩子，十七岁那年，我父亲不幸病逝。那时我已开始抽烟喝酒，并且企图人死后他的魂魄还保留着生前的嗜好和回忆，就会遁着回忆找到我，哄我不再难过。后来我生病了，却依旧难改晚睡的习惯，每天晚上怂恿自己跑到小滩桥去躺着，听忧伤的音乐，看流水虫鸣，渔火孤灯。我给他们说，那个女孩父母离异，一直宠她的父亲前不久刚去世，她马上就要中考了……我再次被奇怪的目光袭击。另一份家教是一对姐妹，小学生，峰高顺路，父母是普通的打工族，我和她们很合得来，便答应了。

我搬出家属院那个小山头，和另一个同学在后校门就近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套房，约定租期为三年，预付了一年的租金，我出了3000块，那原本是我大二一年的生活费。

对于大学，我什么都预计过，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会恋爱，我甚至觉得我不属于爱情，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思考和面对，奋斗或沉沦，把灵魂藏在躯壳里。但我却真实而深刻的和一个被我称之为“薯薯”的男孩轰轰烈烈的走了一年。我提他并不是想要炫耀和他在一起的幸福，尽管幸福很多，但无法用数字来统计；也不是为了晾晒我们带给彼此的悲伤，因为悲伤很深，却无法用尺寸来丈量。

暑假之前，我拒绝了薯薯要在成都为我寻一份工作的美意。尽管我们相爱，但爱不应该成为同居的名义，在我习惯孤独的时候，他的出现和占有，使我在最终深爱他的过程中，淡淡而又长久的怀恨。他又来过一次重庆，没有说服我和他同去成都，不久他便去了“绵阳”，电话中说“月薪2000”，但是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清闲自由，关心我的电话能够从早上起床马拉松到晚上睡觉。我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考试，但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是我写日记和等薯薯电话的时间。电话铃响我以为是薯薯，赶紧接听，却是他爸爸，为了学费5000的事儿来“向我求证”，我至今仍觉他此举荒诞之极。我说大学快毕业了，学校才下学费清单已经仁至义尽，是理所当然的……老两口放不下疑惑，但最终还是给薯薯打了“学费5000”。

薯薯说“终于有了几天的假”要来看我，正是我回家那天，他便在成都停下来等我。当他走到我面前拥抱我那一刻，我差点出手打了他一拳。几乎完全陌生的打扮，他理了寸头，穿了件我不认识的衬衫，劈头便问我他看起来是不是“比以前更精神”了。瘦了，黑了，似乎确实强壮了一些。但兴奋之余，我感到淡淡的忧郁，并被这种感觉冲得发晕。

他异于从前的温柔体贴，做饭、洗碗、拖地、洗衣，陪我散步、聊天、玩，买那辆双屏电动车时他流露出不易察觉的难色，被我的心看见了。他又主动帮我分担了一份家教，使我轻松了不少。对于他笑容背后藏着的心事，我装做不知，与他配合着。

那天下午他接我回家，说：“今晚我们不出去玩了……早点吃饭睡觉吧……我，我有事想和你商量，想了很久了。”

对于疾病，如果没有疗效，我宁愿什么药也不吃。荣华富贵固然重要，我却只愿平安、快乐即使平淡。我再次告诉他“明天陪你去看看”，我面容的柔和、语气的平静，使他疑惑甚至惶恐，坍塌了他一直以来所有精心准备的“方案x”。和学生那边要了一周的假，第三天一大早我们踏上了去“绵阳”的火车。

这一切，我妈妈是不知道的。我知道她并不在意我自作主张，因为总有一天我会长大。她的怕，是怕我离她太远，使她无法保护，在她心里，我永远是个需要她保护的孩子。

我就那样去了西安，那个一直以来让我像对情人一样幻想和期待的城市。灯火辉煌里半影半透的古城墙、沉甸甸的柿子、粗狂而细腻的秦腔、半坡博物馆、大雁塔音乐喷泉、香饽饽……好景太多，使我不堪记忆。

尽管我的灵魂沉迷于过去的伤悲无法苏醒，但我的躯壳却是爱笑的，自由、乐观、无公害、任性、孩子气。在那里以后我知道了“销”氏一族沦落的“民间遗珠”，原来也可以貌似“雪花神剑”。我经历了它昙花一现的祥和，近乎于开元盛世的太平。它前世的艰辛是听团队里老前辈们声情并茂描述的，而至于末世之央，他们后来告诉我，“潘总”的妈妈打工为她还债，我“儿子”刘三毛跟着他爸妈被逼得无家可归，现在大概也已经妻离子散。他们和我说这些是异常的难过或愤怒，而我只剩淡淡的忧伤。我给张思涛戴的那朵鹅黄的芍花，我怂恿他们陪我堆雪人玩雪仗，薯薯偷偷带我去铁路散步；那些三楼高或四楼远的楼梯，总得有人背我下楼，我才去“上课”，背我上楼，我才愿意回“家”；我央讲义气的大哥帮我打柿子，守着主人问为什么家家户户连破茅房还上锁，听见秦腔便不愿意迈步子；我坐在房顶的栏杆上看街灯……

我也哭过也闹过，在我不愿意听重复的课的时候，不愿意吃大碗的饭的时候，想极度安静周围却喋喋不休的时候，疯玩儿了或打电话太久挨骂的时候。我习惯了每天必须独处，不喜欢群居群聚，嚷了好几次要回重庆。第一回合我说看过了，很友好，很和善很放心该走了，薯薯说你不是告了一周的假么！第二回合我说假期到了，薯薯说难道他对我几年的情谊在我心目中竟不及那两份家教重要！后来他问我为什么不加入，和他一起创业是多么的美好！可是荣华富贵固然重要，我却只愿平安、快乐即使平淡。薯薯空有爱我之心赤如鲜血，理解上和我却是两个世界的人。他常说他是为爱而生，而我最终只是静静地留了下来，我看起来依旧开心任性，可内心却夜夜流泪。我伤心极了，直到那天薯薯终于决定带我逃走，不再留恋淘金梦。折回空巢，我们开心得像两个孩子，在他常常背我的楼梯口，我们情不自禁的拥吻，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吻是甜的，就像他每次吻我时所说。

疯玩了一周。我们骑车去螺罐山摘紫攒子做沙拉，去广顺找菜市场，去路孔古镇钓鱼、抓水螺，去早上打五折的游泳池游泳；和粽子他们俩相约去偷嫩玉米野炊，漫山遍野的找，天快黑的时候他老婆掰了一个老掉牙的。

然而薯薯却最终放不下那“良机”，“我不甘心！”他说。我说“我陪你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内心有多苍凉，因为他感觉到的是安慰和力量，于是将我深深的搂进怀里。我们再次踏上列车，不是去“绵阳”，而是去：西——安——

在后来的半年里，我加入了，他爸妈加入了，我妈妈为了救我迷途的心也加入了，半月后我的“无公害”使她放心的回家，走时再三叮嘱“一定要回来过年”。不久他妈妈以自己惯有的强势先后让薯薯回成都完成最后一学期的课，他爸爸则回去打工，阿姨走的时候劝我离开，我笑，说：“觉得很好玩，玩儿够了就回去！”我知道她无法理解。只是我还没有想清楚所谓“为爱而生”和“不顾一切”。留在一个糟糕的地方，用糟糕的心情，伪装糟糕的快乐，难说不好。于是我留在那里，白天开心地笑，夜里伤心的哭。

还记得我的久久“不上路”以及伙伴们的催促使薯薯近乎崩溃。那天下课后他说不回“家”了，拉我去铁路散心。一路上他抱怨了很多，说到主题时，他再次责备我“变了”，变得任性、无理、娇气、吃不得苦，问我整天像个孩子不思前程有什么意思……我只是越发的沉默不语，我在听，我在伤心，我在思考在回忆，直到他说分手，又和我说分手。我突然回头问他：“你不是一直想了解我，想走进我内心吗？请问你了解了多少了？”“很少，对吧？越来越少，现在已经无法理解我了，不是吗？”“也许这样反倒是一件好事，你也不用再费尽心思了解我，我也不用再折腾你。大家分手快乐。”我冲他淡然微笑，转身便走。我知道我伤透了心，但我不喜欢让人看到我脆弱流泪，越是疼痛凄厉，我越是要洒脱淡然。然而转身我的泪便决堤了，我走到荒郊，天黑了，我看到远处的城市越来越亮，越来越模糊。我茫然，我害怕，更伤心，我止不住泪，跪在铁路边拼命的砸着鹅卵石，手上起了泡，涔着血，我在内心呼喊我的父亲，如果可以，我求他带我离开，我堆着一方小小而深重的坟墓，直到发现薯薯坐在我身后的堡坎下发慌的抽烟，正望着我。

薯薯回学校后，刚开始还“意志”坚定，但后来她母亲凯旋回家，我妈妈又忍不住在电话中责问他为什么食言，把我一个人留在西安，他一有时间就上网查相关的资料，“意志”逐渐消退，电话里便含蓄的示意我“也回吧，大概那真的没有出路”。我没有回答，我在等。等他兑现信誓旦旦的“为爱而生”；尽管我对他说西安之行“只是一场大梦，梦醒了，继续认认真真的生活”。但我却在留恋，留恋镌刻在那场梦里幸福和伤心的点点滴滴。我还是伤心的，我知道我为了“一场经历”失去了什么。

十月底西安下了一场大雪，我患了重感冒，感觉快要死掉，终于决定回成都。灵儿姐在电话里哭着劝我“别回，大家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时我握着票挤在候车室里，泪水奔涌。我虽然不明白“为爱而生”，但我随爱而来，爱走了，我自然也该离开。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追求畸形的荣华富贵。电话里我们痛快的大哭着告别并祝福。

我拖着病的快死的身体回到成都，然而无处可去，也没有更多的金钱支撑，不想回家，便没有告诉薯薯，只和周晓说我的列车终点站是成都。薯薯联系不上我，从西安的朋友那里得到我已离开的消息，以为我回了家，便打电话到我家，闹的鸡犬不宁了好一阵子。

古城西安，我和她就那样，就那样相遇，长长的爱，长长的恨。在那里我们似乎都丢失了太多，尽管我似乎每天都开心的样子。对于薯薯，我不否定我至今爱他，以后也依然爱并祝福他，和他分手后他去了河南当兵。周晓因为我的打扰，暂时告别了流浪歌手的生涯，开了“自由指尖吉他坊”。西安一行，只是一场大梦，伤心了，却快乐过，梦醒了，我们扬起帆，开始新的生活。

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失去的，曾经也得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