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速记（四）

搁笔已有两日，绝非心甘情愿，也并非有意为之。生活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意外发生，谈不上措手不及，但亦足以隔断你一心极愿保持的亘古。如同L老师笑着谈道，“在发表文章方面，你们学生是拥有时间和文章，但却发不出来；而我们老师呢？总会因各种事情而打断写作的计划。”此刻，不得不感叹——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仅仅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它的完成需要时间、需要机缘，需要天意的成全。古语云，“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何尝可以独一而存在呢？

清晨走出宿舍楼，忽感这一周即将烟消云散，进而不禁因这时间的过度消耗而倍感伤逝。再想一想两三个月之后，这研究生生活已然走过一半了！耳畔边，竟响起二〇一三年国哥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时间感慨道；“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我们的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一半了啊！”刹那间，我似乎能听懂那时的国哥、当下的自己那一声声时而失落时而期盼的弦外之音——时间都去哪儿了？

远去的时间不敢追忆，我选择了对刚刚逝去的五天的追思。在这一周的结点上，我慢慢地盘剥着周一、周二、周三……，念想着鲍世安的《明代王学研究》、余英时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思忖着这五日走来的浪潮奔涌、思絮纷纭……

最值得铭记的，应属L老师的课堂——一个近现代史的课堂。或许，正如J老师有意无意地暗示，“一个古代史的学生去听近现代的课程，或多或少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吧！”而像我这类所谓的“广博读之”理应是江老师常念叨的“不务正业”吧！诚然，不一样的老师拥有不一样的学风和治学理念，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当目睹到学生是真真地喜欢听这种褒贬现实的课程时，暗自揣度，J老师应该不会怪罪于我！可是，这一切禁不住反思像我这种从工商管理跨入历史学的跨专业学生学习的弊端。古文的功底、经典的掌握、历史地图的认知、历史脉络的梳理……这一切，在本科历史专业的学生中，早已是如数家珍，可重踏史海的自己又不得不在他人跃跃欲试的后面慢慢地捡起，而这捡起的速度可真是蜗牛在爬金字塔啊！此外，更重要的是——兴趣——之所以谈此，是因为当年考研时自己的迷茫。源于本专业的数学受限，但又不甘于自己的一个本科学历，因此，当看见W君在学历史的时候，我竟想起自己也可以像W君这样跨一个专业，比如历史。而当真正地选择历史时，又突感压力与迷茫的双重袭击。因为压力，所以从未奢望一所“211”、“985”；因为迷茫，所以慌慌张张地随意报考——中国古代史。那时候，自己只是一门心思地考上研究生，同样也尝试着用这研究生的学历安慰自己的选择，但考上以后，却突然发现，这一切，远远不及自己想象的简单与明了，因为自己遗忘了重要的一点——这研究生学历只是一张轻薄的纸张，而支撑这三年学习生涯的只有两个字——兴趣。在此，我不是在强调跨专业的弊病，毕竟，学理通透，不然“学术中国”中怎能无中生有出一则“文科生跨专业考取理工科博士”的惊天动地呢？而是在莹莹地警示自己在未来的选择中，一定要慎重地考虑，尤其考虑自己，如同中国文化系统均在强调要从自身延伸到社会、直至世界，只有做好自己的前提下，方能成就自己进而成就身边的所有。

言归正传，我还是依旧喜欢这类针砭时弊的课堂。昨天下午，与同学两人在岛国会议室聆听L老师的精彩讲评，讲的是中国乡村权威的变化。历史本是与时间相融相生，“演变”、“流变”……穿梭在一个皆一个的时代之间。与之同时，时代的背景虽各异，但总会有些神似，如乡村权威……在专制时代的中古，即在乡村权威演变的第一阶段，中国乡村权威极为重视的是血缘，而血缘源于宗族。毕竟，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组织便是宗族组织，基本原则便是宗法制度。但传统社会的乡村权威必须具有如下四点：

第一，“大姓”原则；即在一个乡村中，像族长这类的乡村权威必须出自这一村庄中的大姓宗族，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时至今日，这一原则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当下乡村选举和法治进程。

其二，知识文化，包括经过一定传统的教育和具有礼仪规范；这一点，在中古时期，尤为明显。所谓“告老还乡”的高官勋贵们便是这类知识人的代表；同时，具有礼仪规范意味着乡村权威必须熟知本村的礼仪规范，如《白鹿原》中的乡约。而今，由于人们普遍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化的加速，知识文化在当下的乡村权威中已不再显著。此外，在古代传统社会，村庄权威必须有儿子，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应该可以诠释其原因吧！演变成今日，便是重视其子女后代的身份，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移民，均代表着一种身份资本。如若乡村权威的子女具有这种身份资本，必然会提升乡村权威的认可度与知名度。

其三，中上层的富裕阶层；在普遍盈利性经济学中，官方与村庄上层达成共识共同治理乡村是普遍而常见的方式，因此，这就决定了村庄中上层因其充裕的资本可上下活动，进而贯通了乡村的自组织。而底层往往其生存便成为问题，何来游说官方与民间！自然，在社会动荡、秩序紊乱的社会环境中，也就是在对抗性农民经济环境中，乡村亦会常常出现地痞、流氓为乡村权威的现象，究其原因，是乡村将这批人视为对抗外部侵入的急先锋，因为在动荡的时代环境中，对付“流氓”、“无赖”最好的方式便是利用“流氓”“无赖”。

其四，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即对公共建设，乡人的婚丧嫁娶的重视；诚如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特别热心的人皆是有所图谋。虽然这一论调携有一丝丝马基雅维利的功利色彩，但不可置否，“对乡村事务的热心”代表着这类人的提前布局，提前笼络和收买人心。（这一点可延伸至人生的提前布局和规划，L老师提醒我们用从远至今的眼光看问题，将自己的人生规划提前谋布在一个月、一周、乃至一天）

这四点，无疑在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时代走至近世，建国之后，在乡村权威的第二阶段，国家威权体制彻底打碎了基层宗族组织，体现在官方直接介入乡村管理；改革开放后，在乡村权威的第三阶段，村庄内生乡村权威成为普遍现象，意味着村庄权威的多元化与治理的多元化。其中，一部分来自原有的共产党干部，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身份证明上仍旧存在着“富农”、“中下贫农”、“右派”的划分，在考学、从政方面，“富农”、“右派”的概率往往为零，可谓“出身决定一切”；一部分来自自身致富的权威，适应了市场改革的节奏。需要强调的是，在九十年代，乡村出现了宗教权威与对抗性权威：前者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渗透到乡村社会中，诸如宗教的教理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融合，精华与糟粕俱下；后者是借助弱者的武器来对抗政府，最为显著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上访。

如今，中国乡村正处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的时期。可以预知的是，这一长时间内令政府时时掂量的乡村权威问题会在城市化面前自行消极，也便是城市化赶在了乡村权威消解之前，亦意味着中国乡村研究存活的时间指日可数。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这是一件绝对性的喜事，而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是二十年，也可能是五十年，村庄势必消失，大量“出走”的村民纷纷涌入城市；在未来，应该说可能是“九零后”这一代步入中老年之际，“贫民窟”、“流民”有可能重现历史的悲剧，请勿忘——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灾难或反抗往往因流民而起，因流民而生。而这一悲剧出现的结果往往导致……

或许，结论注定是危言耸听，但一堂课下来，早已是大汗淋漓，忍不住赞叹，“痛快、痛快……”不是因未来而悲观，而是因此刻这一片精彩的哲思而叹喟。正如自己时常思考，“这么多年的校园学习究竟会带给人什么呢？”物质！遥不可及，在这个仙人掌式的时代，终极比拼的标准已然不是一纸淡薄的学历，而是一个人实实在在的能力；认识，也就是罗振宇所说的“认知”，可其间蕴含的预测，也许并不是每一个学生能够掌握的！

我想，认识自己，定位自己；认识自己在社会之中，定位自己在人生的归属；这应该是沉溺在校园这么多年的本质吧！

2016-10-22，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