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

2017-09-18 17:56 | 作者:江北乔木 | 散文吧首发

今天是9月18日,1931年的今天,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暴发了九一八事变,不由激起了我的胸中怒火。怒火中烧之际,我联想到了我的家族,真堪称是一个红色家族。抗战时期,出了两个区委书记(不在一个区),而且是叔伯兄弟,他们不是别人,我祖父一个,再就是堂祖父;出了三位烈士,我那当区委书记的堂祖父后来成为烈士,我五服内的两位伯父也是烈士。在这样的红色家族里,我一直既感到骄傲和自豪,又感到悲壮和惨烈。抗战时期先辈们用鲜血没有写完的家族史,我今天饱蘸着怒火和泪水把它续写出来。

要写红色家族,绕不开我的祖父,虽说我的祖父是战争的幸存者,但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一点都不少。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采取“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耳闻日寇的残酷暴行,祖父怒火中烧。1937年10月,祖父忿然从大连辞职回家,一心要加入共产党,与日寇血战到底。祖父历经了抗战的考验,到了第二年10月份,老家乔家村和窝洛子、正涧、七里河、朱家井、桃源洞、寨子、荆家等村发展了16名党员,祖父成为第一批党员。1939年8月,平度县委在我老家北山“石胡同”的山洞中,秘密成立了“中共平度县委第一区委员会”,祖父被任命为区委书记。

祖父临危受命,出生入死,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怎样,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组织抗日,他担任一区区委书记,责任重大,不仅要动员群众加入党组织,组织一个区的党员参加抗战,还要保护组织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护县委、南海地委领导的安全。那时,县委几乎所有的抗战会议都在一区所在地的村庄、山洞里召开,祖父就带领党员、游击队员舍命保会议召开。不止是这些,南海地委领导也经常到一区所在地,向县委领导传达上级抗战指示精神,并常驻在一区,这更要舍命保护,这些时刻都命悬一线,枪子可不长眼,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祖父曾跟我说过:“在危急关头,宁肯自己这条小命不要了,也要保住大领导的生命。”祖父那阵子白天提心吊胆,晚上也睡不安稳,他担忧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区委、县委和地委的安全。现在想来,祖父抗战时真不容易啊,他后来的一切都是用命换来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县委、区委大都在深山的山坳里开会,有时还在山洞里,洞外站岗放哨,十分保密,并且开会时间、地点也不固定,遇到紧急情况,常常间躲到山里秘密开会,老家的山上有个叫“先生地”的山坳,就是祖父他们经常秘密召开会议的地方,在这里研究抗战策略。有时带足干粮在“石胡同”的两个大山洞里住上几天几夜,与日、伪军周旋,有利的地形也就成了战争的必争之地,时间久了也不安全。曾听祖父说过:一次在“先生地”正在开会,被叛徒告密,又马上撤退,翻山越岭转移到山后上回村的一个山坳里,可正开着会,日、伪军又追上来了,把祖父他们从四面紧紧包围了,情况十分危急,突围也是死,不突围更是死,反正一个死,豁出去了,他们在当地民兵、群众的掩护下,好不容易才突围出去,只造成了少数伤亡。我祖父就是在这次突围中腿部受了伤,肿得老粗。过去,祖母常常提起祖父受伤的事。

还有一次,祖父和平度抗日武装负责人乔天华、罗竹风等正在村里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日寇的突然袭击,结果日、伪军就真来了个突然袭击。怎么办?危急关头,祖父安排一名党员随乔天华的警卫员小陶往西山跑,把日、伪军引开,祖父保护着乔天华等迅速向老家的北山撤,撤到半路时,就听到小陶他们在西山方向打了几枪,听到枪声,急追的日、伪军调头就往西西山方向追去,祖父他们这才躲过了大难一场,又捡了一条命。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内战时期,区委书记、区长都是日、伪军捕捉、枪杀的重点目标,曾有郑典荣、乔乐农等许多区委书记、区长惨死在敌人的枪口、屠刀之下,面对九死一生的严峻考验,祖父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冲出了日、伪军的一个个包围圈。1940年2月,县委在一区所在地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又被日、伪军包围,在群众的掩护下,才安全转移。

也许是在战争风中经受的多了,祖父在讲这些惊心动魄故事时候,镇定自若,感到很平常,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而我这个听故事的孙子却听得心惊胆战,我不由得对祖父更肃然起敬起来,打心眼里佩服祖父这种英勇抗战的精神。

我这个红色家族里,堂祖父是最“红”的一个,他也是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的。抗战时期,祖父和堂祖父同住在村子有名的大胡同里,是墙东邻西的,这么集中的两位区委书记更易引起日、伪军的重视,日、伪军对他俩恨之入骨,摸清了底细就想来狠毒的,瞅准时机把他俩一窝端。叫嚣着:抓着就杀,抓不着就烧房子。疯狂地采取了偷袭、暗杀行动,先后几次偷袭到大胡同口,都被胡同口那两扇巨大的门阻挡住,吃了“闭门羹”。等到撬开大门,他俩已跑得无影无踪,派人几次暗杀都未得逞。气急败坏的日、伪军恨得咬牙切齿,气极了就烧房子,把我家和堂祖父家的房子烧过两次。祖父和堂祖父所幸逃过了一难又一难,堂祖父却在后来的一次参加紧急会议的路上遭遇了不幸。

1944年的一天,堂祖父突然接到县委紧急通知,说让他火速参加反日寇扫荡会议,情况非常危急。因当时日寇在往西去的北台村设了据点,戒备森严,很难通过,沿着往南的小路走,虽没设据点,却在一溜公沙村层层设了暗哨,秘密盯防。这可怎么办?危急关头,容不得自己过多的考虑,性急的堂祖父豁出去了。他化妆成一个拾粪的,撅着粪篓子往外走,走出村子是安全的,因村子是抗战根据地,大多群众都是“保护伞”。可出了村子的境况就不同了,刚走到东公沙村的时候,就被三个日、伪兵盯上了,可能怀疑哪有这么早出门拾粪的?就追了上来,堂祖父一看情况不妙,丢下粪篓子拔腿就跑,但他怎奈三个日、伪兵追堵,跑着跑着就没劲了,跑到一个叫沙窝村的地方,就拔不动腿了,被日、伪兵抓住,盘问他是不是八路、地下党?大清早出来是不是开会、送情报?堂祖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态度坚决,拒不回答。日、伪兵一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刺刀威逼,堂祖父还是不从,日、伪兵气愤至极,当场就用刺刀挑开了堂祖父的胸膛,直到临死也没泄露组织的一点秘密,被杀害时年仅39岁,为抗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敬仰堂祖父大义凛然的不屈精神。

我在和父亲、弟弟交谈时惋惜地说:“如果再等一年,日本鬼子就投降了,堂祖父就会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看到日本侵略者举手投降的狼狈嘴脸;假若再等5年,全国就解放了,堂祖父就会看到新中国胜利的曙光,那时的堂爷爷就不会是一名烈士,也许会是一位威武雄壮的共和国骄将。”在一次从老家返回小城时,我特意绕路走在堂祖父被害的路上,我在寻觅、思索日、伪军的罪恶行径;我在顺着堂祖父行走的脚印,探寻他为抗日救国所走过的道路,探寻他为党、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探寻他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探寻这条洒下堂祖父鲜血的路,缅怀这位可敬、可的英雄先辈。

在这个红色家族里,我参加抗战牺牲的两个堂伯都在一个家庭里,每每想起来,我都感到心在绞,一个家庭里出了两位烈士,谁听了都会感到悲惨。我的二堂伯最悲惨,他在与敌人血肉相搏的拼杀中,不幸被敌人捅开了腹腔,流出了肠子,还继续战斗。直到把敌人杀了,他才吃力地走着、爬着、用手往肚子里掖着肠子往家门口赶,想临死也要赶进家门。快到家时,有人见他在那里艰难地爬行,就叫着他的小名问道:“堂,你这是怎么了?”这时,他已说不出话来了,那人急忙上去扶起他,可往前走了几步,就不行了,没能迈进家门,倒在血泊中。

我的大堂伯牺牲时已辨不清模样,在烈士陵园里连名字也没有。前些年,堂兄托我到民政局打听一下,他牺牲的这个叔叔在《平度县志》上有记载,怎么在平度烈士陵园里没有墓碑?我找了许多人,费了许多周折,也没能问出个名堂来,我心里顿感到悲凉。

在我这个红色家族里,还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儿,因此刻悲伤的心已让我不愿再往下写了,让它驻留在心,化为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怒火。

乔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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