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的出生地不在新郑

我在《“有熊国”就是“青丘国”》一文中谈到，晋代，“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而“目不存教，心不入道”，⑴到患上了半身不遂重病后才立志著述的皇甫谧，其所著之《帝王工世纪》充满了穿凿附会和主观臆度。于今，河南新郑县为利用古史事发展旅游经济，就是依据了皇甫谧附会的河南新郑为有熊氏之墟、轩辕之丘，说新郑为“黄帝的出生地”，“黄帝故里”的。若究其实，则是百分之百的杜撰，而非史实。

一、“黄帝出生于河南新郑”是百分之百的杜撰

由河南省新郑县地方志主编刘文学先生编撰的《黄帝故里文献录》，在《黄帝生（居）于轩辕之丘》一节中，列举了76条所谓黄帝生于河南新郑的“历史证据”。这些所谓的“历史证据”能不能证明轩辕黄帝出生于河南省的新郑县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典籍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所谓“黄帝生于河南新郑”是百分之百的凭空杜撰。作者所列的这76条共分四类：

第一类，是与黄帝“出生于河南新郑”毫无关系的史料。如其所录：“春秋，左丘明著《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此引录多出了一个“女”子，且未言黄帝出生于何处，这是一类为凑数的无效之证；

第二类，是经过篡改了的所谓史料。如其所引：“战国，《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居有熊。’”

《竹书纪年》的原文为：“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生而能言……元年帝即位，居有熊。” 作者所编，目的专一，就是专谈黄帝的出生地，在专谈黄帝出生地的书中，引用历史典籍，却对黄帝出生地的历史记载进行故意删除，这就是公然造假、贩假，而不是做学问的老实态度了。

第三类，是当代官员视察新郑，按新郑县宣传口径的谈话。

严格地说，当代官员视察旅游工作，按地方宣传口径的谈话，作为历史证据，来为“黄帝出生于新郑”作证，很滑稽;

第四类，所引大量依据晋代皇甫谧无根附会的地方志书所载“黄帝故里”说。其实，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的附会，也还未把话说死。他是这么说的：

“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嬌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以上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龙颜，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都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今上谷有涿鹿县及蚩尤城、阪泉地，又有黄帝祠，皆黄帝战蚩尤之处也。……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或言：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

皇甫谧的一连串说法，是杂相连缀各种附会之说，加以自己编造，所以就出现了一连串的错误：

“寿丘”之说，是取自汉代神仙家言，自西汉方士公孙卿言黄帝成仙不死，神仙家们就以黄帝长寿而将黄帝的出生地“青丘”变称“寿丘”，又因山东有“寿丘”之邑，后人便按图索骥地将黄帝的出生地指向山东。这些附会产生较晚，就连早期的《河图稽命征》之说，虽已有神秘色彩，但也还没有将黄帝的出生地说成是寿丘，而是说：“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丘”；

“长于姬水”说，是采自《国语·晋语》所载晋大夫胥臣臼季为劝晋文公纳其侄之遗妻为目的的一种不懂古代从母得姓以别婚姻的曲说。

皇甫谧言黄帝“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是从自己肚肠中搜刮出来的无知之说。“轩辕”，是因规定造车之制而得称。车之始造是并不分类的。黄帝定制分其为二：其一，是小车以供坐人，舆中竖一直木撑起遮阳光的如伞之物，称曰华盖⑵。其制，用一根独木连接于舆下之轴的中央为牵引，延伸出舆前而高扬，以搭于马背，此取其牵引木高扬之状而称“轩”；其二，是载物之大车，用两根直木做牵引，谓之“辕”，“轩辕”就是车的规制特点之总称。以“轩辕”而为名，具有特殊性的纪念意义。“黄帝”之“黄”是死后按其生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敬天，爱地，亲民⑶之德所上的谥号：土色黄，故谥称“黄帝”。“黄”为谥号，“帝”是职称，“黄帝”联称便为庙号。

“位在中央，故曰黄帝”，是以周代郊祀之载而做的曲说，历史知识可怜的皇甫谧，竟然连黄帝因重视农业生产，土地为黄色，而谥称“黄帝”这样的历史常都不知道。

至于“有熊为新郑”说，则毫无一个字的历史根据。

二、黄帝的出生地是青丘

黄帝的出生地为青丘。青丘与轩辕之丘是一座古城，其遗址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城东南30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此以

《山海经》、《归藏》、《周书》等记载，以证“青丘”地理位置之所在。在引证《山海经》之前，先对此书的性质、用途、可靠性、读法等，略谈一点我们的认识，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山海经》记载古史事的真实性问题。

《山海经》一书，在宋代以前被认为是古代地理著作；清

《四库全书》将其划作小说类；鲁迅以为其是古之巫书；茅盾定其为神话书。然而，这些各种各样的认识都不确切，因为此都并非从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研究中所得，而是一种猜测性的说法。

《山海经》实为古代帝王遍封山川大地的实用书，由掌封禅之事的巫礼记录，而代代增加新的内容以成其书。封禁山川始于轩辕黄帝⑷。“封”是封禁自然资源，制止人为乱加开采造成资源浪费；“禅”，是起土为坛，举行祭礼为正式封禁仪式，置官吏以守，以示庄严而不可犯禁。后世又将祭祀历代帝王、先圣的发迹、死葬之地也增加进去。到夏代神道设教，推行愚民政治，就逐渐演变成了显示皇权正统的一种遍祭名山大川、历代帝王、先圣、鬼神之举了。如此，巫礼们为了标注全国各地所祭对象，就以山脉走向为经纬，绘之以图，记之以文，分别记清古史发生之地，古代帝王所葬、古迹所在、祭祀方式、祭礼等级、独特物产、特殊民风、以及距离里程等。由于其为实用、实记之书，故其所记事物准确；由于是为巫礼所记，所以就有了一定的神秘色彩；由于历代都记，就有所增删，文字就出现了重复与残缺并存的现象；至于今人读之难懂，还有着古今植物、动物，存灭不同，事物称谓不同等各方面的历史隔膜所致…… 因而，我们读《山海经》，不能以经典之“经”理解其文，而应以“经过”、“途经”之经去理解“经”义；其所记史事、人名、历史先后相混，要细加区分；其中的“东、西、南、北”经之分，不能按地理方位去作理解，而是应以“1、2、3、4”先后章节去读，不然就会出现重大的理解错误；古代计程之“里”，其制很小，加之又不是以直线距离而计，而是按行经之途的路径绕行计算，所以，我们现在以其计程做参考，则其4里亦不足现在的1公里；同时，其“国”之所用，又多以“域”解，有的一处住宅就称之为“国”，如记舜之故居，就以娥皇、女英所居而称曰“女子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其中的“巫咸”是承前记，以此而代指“灵山”。因此，对《山海经》一书所载古史事，不加研究而用，十有八九会出现错说。但是，只要你下它个十年八年的研究工夫，或许就会掌握到一把打开中国上古这座历史神秘殿堂的金钥匙。例如，《山海经》记载，轩辕之国北，有白民国：“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这样的记载今人读之很难置信，因为事涉“怪迂”。那么，当你结合上古历史、地理、物产、民族等仔细研究过这部《山海经》后，对此奇怪而又神秘的记载，就会不感到有什么奇怪之处：“白民”，是指黄帝后裔所形成的一个北方古代族群，以其全身穿白衣，身后披发不挽而作称，亦即“白氐”。此族后世迁徙向东北地方；“龙鱼”是“龙鱼陵”的省称。其“陵”实指山，其山周围环水，水中产似鲤而非鲤的特产鱼类，叫做“龙鱼”，于是就称此山为“龙鱼陵”，“龙鱼陵”实即熊耳山，亦即“帝都之山”；“龙鱼”，即今古人类学家们所说的“泥河湾多刺鲤鱼”；“乘黄”即可以骑乘的黄色动物，今称“骆驼”；“背上有角”指的是驼峰；“乘之寿两千岁”是以黄帝长寿而作的一种臆度之词。后世不知古史者，依其奇异，以为是骐骥，称曰 “飞黄”。如应劭言其“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之类的解释，就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对“青丘”、“轩辕之丘”略作考证：

(一)“青丘”地理位置考

《河图稽命征》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丘。”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

丘、邱无别。此两书所说之“青丘”，即《山海经》所载之“青丘”。其《海外东经》言：“朝阳之谷……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引《山海经》之文曰：“青丘国，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其狐九尾。”今本《山海经》中“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变成了郭璞的注释。袁珂以为此“确是正文而误作注者”是正确的。《山海经·大荒东经》记：“大荒中……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

青丘国，即以青丘为都的古国别称，实即“有熊国”；其国之人“食五谷”、“黍食”，是指其国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此中之“黍”与《楚辞·天问》中的“秬”是同一类北方耐旱农作物。“衣丝帛”者，是记其养蚕业发达，衣服很好，这同“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为一史事的不同角度之述。“白民”，史书也记作“白氐”、白狄，古居山西、河北北部，到了战国之际，白狄中的一支曾在河北北部建立过中山国。也有史籍载其曰“鲜虞”。“使四鸟”中之“鸟”字非指鸟，而实指以兽名为族称的族群，即“虎、豹、熊、罴”四族。如《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就与此同义，是指族称而非指兽类。

《山海经·南山经》云：“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

箕尾之山指燕山，“东海”非指今之东海，而实指燕山之东的渤海。此中所谓“其尾踆于东海”者，言斯山西为头，东为尾，尾如脚而踩着“东海”。箕尾之山非以实际名称而记，而是以星土分野作指称。《周礼·春官·保章氏》言：“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史记·天官书》：“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箕、尾，幽州。”《春秋元命苞》：“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淮南子·天文训》：“尾箕，燕。”

星土分野，是以四象二十八宿之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与地上的地理位置相对应，用星名代指地理区域，以解决传承史事，经漫长历史时空，保证所述地理位置不误的一项措施。到了后世特别是汉代，这种以天文学研究成果标注地望的科学方法，就被方士们用以作天命吉凶之说的迷信活动服务了。箕、尾，指东方苍龙七宿中角、亢、氐、房、心、尾、箕的尾箕两宿。其中尾宿有星九颗，即天蝎座九星，古以天蝎座λ星为距星；箕宿有星四颗，即人马座四星，古以人马座γ为距星。

《山海经》关于青丘有九尾狐之特产，也是真实的历史记载。《竹书纪年》记：“（成王）七年，周公复政于王…… 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周书·王会解》载“成周之会”时，诸侯来朝，外台西面正北方所陈列的贡物中，有“青丘狐九尾”。因此，晋代的郭璞有《九尾狐赞》，曰：“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摽灵符。”

青丘之地，古代除了产九尾之狐外，还有飞狐、白狐。青丘之西的飞狐口就因地产飞狐而得名，是古太行八陉之一，汉代前后的著名雄关。飞狐口之北就是古之代国。春秋之际，齐桓公欲取代地，管仲献计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一见。公贵买之，代人记忘其难得，喜其贵卖……代民必去其本（耕种）而居山林（狩猎）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代必归之于齐。”于是齐桓公使人载金钱赴代谷之上，重金求购白狐皮。代王闻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离枝者，以无金钱也。今齐乃以金钱求白狐之皮，是代之福也。子即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齐之币……”结果，民不耕种而国失其本，离枝乘机入侵，代王不得已只好降齐⑸。

为了说明轩辕黄帝的出生处，在此，我们以《归藏》、《山海经》、《周书》、《竹书纪年》、《史记》、《淮南子》、《春秋元命苞》、《河图稽命征》、《太平御览》等古籍之载互证，证明黄帝的出生地同杀蚩尤的地点在一处，即古籍所记之青丘，青丘在幽州而非豫州，是涿鹿而非新郑。

（二）“轩辕之丘”今所在

正因为青丘是有熊古国之都，所以，古籍才记载青丘为黄帝之出生地，也是杀蚩尤之处。“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足证青丘在涿鹿。《春秋命历序》的记载，是又一确证：

轩辕，有熊之子也。有熊，少典之国号。子，其裔也。兴于穷山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穷山之西南。

《春秋命历序》此载，在代代转抄中可能是抄错了一个字：轩辕之丘在穷山东南10公里，而非“西”南。青丘与轩辕之丘是一个古城遗址，在今河北涿鹿县城东南30多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法进行验证。首先，我们可以从地名学研究的角度，依历代历史地理著作的记载进行对照，这种办法虽然琐碎，也很笨，但却实在，它比巧说有用。

首先，我们看《山海经》的记载。《山海经》的记载，对轩辕之丘亦称作“轩辕之台”我们可依《大荒西经》、《海外东经》互证。此处，我们还须说明一个问题：《山海经》中的《山经》是以山脉走向为经纬而行记载。但《荒经》就不再是依山脉而记，而是按大地（大荒）用颇类于今天经纬线式的方式以记，是补以山为经而不能全载的一些缺漏事物。《大荒西经》的记载，是从青海湖以北，经内蒙古草原向东北的大兴安岭记述，在记述了轩辕黄帝后裔形成的“北狄之国”后，回笔南下。再经辽西山地，记载帝颛顼后代所居。然后过今北京市西北而达北京正西之灵山，由灵山向北，记载了“有沃之野”的物产、轩辕之国、穷山之南的“轩辕之台”，尔后再继续向西记述而回归青海。我们说明此情况后，就节省一点文字，从记述大兴安岭的“北狄之国”开始引录其文。其错、别、缺字用括号标出：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虻）山，有桂（子）山，有榣（瑶）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瑶）山，始作乐风……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有西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民之国，沃民是处。（有）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有）沃之野……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有女子国……有轩辕之国，江（穷）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下面，我们再引《海外西经》的记载，以与上引《大荒西经》之载对照：

巫咸之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北”字应为“东”），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射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此）诸夭（沃）之野，（沃民是处，）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貍（鲤）。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一曰“虌鱼”，在夭（沃）野北，其状如鲤；白民之国，在龙鱼（陵）北，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

这里，我们对此两经之记，分别进行一点分析和说明：

第一，关于黄帝之孙生“北狄”的问题。

黄帝之孙生北狄，现代考古证明其为历史事实。《魏书·帝纪·序》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这便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鲜卑族的由来。因为黄帝以爱地重土之德而谥曰“黄帝”，北人呼土为“拓”，谓后曰“跋”，故以“拓跋”为姓。这说明了古鲜卑族的姓“拓跋”，其意义就是标明为“黄帝的后代”，这是典型的纪事为姓。《魏书·帝纪·序》中，不仅载明了“始均”曾在尧时入仕，还记明了世代之数。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先生等，根据《魏书·礼志》所载“魏之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的史料，历经调查，终于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麓，找到了古鲜卑族的祖庙，并发现了北魏祭祖庙时的石刻祝文。其祝文“与《魏书》记载的内容基本相符，只是字句稍有出入。石刻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作用”⑹。

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了《山海经》述史记事不虚。鲁迅说《山海经》属“古之巫书”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灵山”地理位置之记的准确性。

灵山，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上，曾经起到过类似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那样对科技文化促进的作用，然由于历史的久远，古籍的佚亡，便不被世人所知。而后世的仙家、佛家们则以历史传闻争相附会到灵鹫山、蓬莱山等。实际上它就是今北京市西的灵山。灵山有东、西两个高峰：东峰海拔2303公尺，现为河北省涿鹿县与北京市的界山，名东灵山；西峰海拔2420公尺，称西灵山，是灵山主峰。其峰顶有古代不知名的建筑物，今登之只见其遗迹。依屈原在《离骚》中多次提到巫

咸“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以及《九章》中“夫何

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万变其情岂可盖兮，孰虚伪之可长”等句意，都讲的是灵山十巫之事，大约与研究古典哲学、制定法律、礼仪有关。古之巫者，掌礼、述史、为医、作乐、研究天文、制定历法、以易而研阴阳之辨。《山海经》所记轩辕之丘正南之灵山为十巫所居之处，大约为黄帝之际的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

（三）关于“轩辕之丘”的史料之证

《山海经》所记载的轩辕之丘、“女子国”都在灵山以北，穷山在轩辕之丘以北，“诸沃之野”在轩辕之丘及穷山之北，这都与现存历史遗址相符。现在，我们对读者容易犯疑、难解的几个问题作一解释：

书中所记之“巫咸国”、“女子国”、“轩辕之国”，都不能以国家之“国”义理解，而是以“域”——也就是特定的地域，甚至更小的范围理解。其中的“巫咸国”是以灵山有巫咸等十巫而记，故以“巫咸”为代名词而指“灵山”；“女子国”是指虞舜帝的家庭住址；“轩辕之国”是指以轩辕之丘为国都的国都所在地；“四蛇相绕”，是指轩辕之丘在其为国都之时的城池防卫情况——四周有崇拜龙、打着龙旗的军队所守卫。我们已经说过，《山海经》原是有图画内容的，图画产生很早，而文字的注释则较晚，这类似于《易》经中文字对六十四幅图案画的注释。从现存《山海经》中的文字看，有很多地方，注文作者对其图所画表示的是什么内容，已经不太了解，而只能按图的表象作释。如：“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两女子居，水周之”；“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其丘方，四蛇相绕”；“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都属此类。此中我们对“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虽有所识、但无证据而不敢做确说；“两女子居，水周之”画的是舜都潘城中妫水环绕之舜家，即“妫汭”，“两女子”是为尧下嫁与舜为妻的二女娥皇、女英；“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是表示轩辕之国人都崇拜“龙”。如汉代人将伏牺、女娲画成人首蛇身一样；“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是表现“有沃之野”（即后世所称的涿鹿之野）物产丰富，特别是水鸟极多，人可顺鸟之于地行走而寻其卵，取之而食。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桑干河与洋河的汇合处，仍为大片湿地，水草丛生，百鸟聚集，鸟卵可成筐拾捡，笔者也曾在此制造、试验五铧犂，“三年困难时期”去那“诸沃之野”捕鱼、捞虾、拾鸟卵……

青丘与轩辕之丘为一城，还可以从历代典籍中得到证明：《易坤灵图》：“蚩尤出自芋（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⑺《归藏》之载与此同。

《前汉书·地理志》于上谷郡涿鹿县条下注云：“莽曰抪陆，

应劭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后汉书·郡国志》于上谷郡涿鹿县条下注曰：“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黄帝祠。”

《水经注·水》：“水又东迳无乡城北……今改宜乡也。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魏土地记》曰： ‘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汤，汤其下炎凉代序。是水灼焉无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水。”

“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抪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

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水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涿水又东，迳平原郡南……又东北，迳祚亭北，而东北入水。”

按：郦氏《水经注》对桥山、阪泉等地名之记有一定的疏失：

其一，对桥山之记，郦氏不知此即《山海经》所记之“穷山”，更受班固笔移桥山于陕北阳周县南之误，于《河水·奢延水》中误指“走马水”出于“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而对涿鹿故城之北，水之南的真正桥山，则作了模糊处理，对《魏土地记》所载桥山下温泉上“雕檐华宇”之祭堂为祭何人所建而不作解释，对桥山上的黄帝冢、黄帝庙亦不作记载了。

其二，对阪泉之记，则又受《魏土地记》将黄帝泉误记为“阪泉”的影响，反将阪泉莫名其妙地指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张公泉”。

《隋书·地理志》在涿郡怀戎县条下注：“后齐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后周去‘北’字；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乔（桥）山、历（山、黄）阳山……涿水、阪泉水。”

《旧唐书·地理志·妫州》：“隋涿郡之怀戎县。武德七年讨平高开道，置北燕州，复北齐旧名。贞观八年改名妫州，取妫水为名；长安二年，移治（于）旧清夷军城，天宝元年改名妫州郡。乾元元年，复为妫州。旧领县一。”

《括地志》：“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涿鹿，（古）山名，已见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

明《一统志》：“轩辕城在（保安州）东南四十里，今名‘古城’。其中旧有轩辕庙基。”

《大清一统志》：“今保安州东南四十里，有土城遗址，制甚宏阔，中有黄帝庙，明志谓之轩辕城，即涿鹿故城也。”

清《读史方舆纪要》：“涿鹿城在（保安）州西南，汉县，属上谷郡。应劭曰：‘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即此。《帝王世纪》云：‘黄帝所都也’。汉置县，后汉因之。晋属广宁郡……《魏土地记》：‘下洛县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又轩辕城在州东南四十里，相传黄帝所筑，今名‘古城’。”

按：上述三书所记保安州城至轩辕城的距离，都误作40里。准确的距离是60里，方向东南。《读史方舆纪要》误作“西”南，距离又少20里，遂以为轩辕城与涿鹿城为两城，实则一城。

清《天府广记·建置》：“今保安州东南四十里（应为六十里）有轩辕城。《史记》：‘颛顼都于帝丘，其地北到幽州’，即幽都涿鹿。”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涿鹿县，汉置，后魏末省。故城在今直隶涿鹿县南。《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今县东南四（六）十里，有土城遗址，中有黄帝庙，明志谓之轩辕城，即涿鹿城也。”

按：古籍所记上古遗址、地名的地理方位，多有不甚精确之处，这是因为多是依据古籍之载而传抄，不能做到实测之故。唯《括地志》所记涿鹿诸遗址，不仅地理方位极准确，而且所记距离在里程上亦一里不差，这极有可能是经过实测后而作的实录。

虽然，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所致，在黄帝战蚩尤、战炎帝、建都等史事遗址上有一些附会之说流行，但古今绝大多数史、地学者们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就连一些文学作品的作者，认识也如此。如：“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⑻；“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生黄埃”⑼；“我瞻涿鹿郡，古来战蚩尤。轩辕此立极，玉帛朝诸侯”⑽；“箕尾分星野，轩辕肇帝墟”⑾；“粤若稽古，帝轩都涿”⑿……

（四）“女子国”与“诸沃之野”的印证

《水经注·水》：“水又东迳潘县故城北，东合协阳关水，水出协溪。《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其水东北流，历笄头山。阚駰曰：‘笄头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迳潘县故城，左会潘泉故渎，渎旧上承潘泉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其泉从广十数步，东出城，注协阳关水，雨盛则通注，阳旱则不流，惟洴泉而已。”

潘城为尧、舜时都城，舜之故乡，其西北三里之历山即舜之为民时耕耘处，斯山不仅有舜庙，而且有尧庙及瞽叟祠，唐尧、虞舜庙在一处，以尧庙为主、居上，舜庙为次，居下；瞽叟祠另建在一处，为舜之家祠。在潘城中，潘泉处于城西南的

城墙角下，出泉之水即妫水，妫水东北流经城中拐弯处，即妫汭——《山海经》所记之“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的“女子国”。对此，郦氏不详。

按：古之尧、舜所都潘城，在前后汉置为潘县治，王莽改制，更名曰“树武”；北齐置北燕州，北周为燕州，隋更名怀戎县，唐初置州治，取妫水之名为州名，曰“妫州”，领县一，为怀戎。州、县之治都在古潘城。此城遗址在今涿鹿县城西南不足15公里处。唐初李世民之子李泰命门客所撰之《括地志》一书，就是以此妫州及怀戎县治所在之古潘城为释地坐标，指示黄帝都、阪泉水等历史地名和遗址的；到了武则天执政的长安二年（702年），将妫州及怀戎县治一齐迁移到潘城正东100里的唐之旧清夷军城，州、县之名不变。到了唐末，将妫州所辖的怀戎一县之地划为三州、四县的七个行政区域之治。此后的历史上，怀戎这一置治于唐初清夷军城、且划小了的县，就演变为“怀来县”。加之其后又有石敬瑭为做个儿皇帝，将幽蓟一十六州之地为礼，送给了契丹，至此之后直到宋末也未收复此地，当辽圣宗于统和十三年（995年）八月下诏重修奉圣州（古涿鹿）桥山、历山黄帝、唐尧、虞舜庙以祭祀后，刚登上帝位的宋真宗既以“正统”帝王自居，却又不能赴辽属之土祭黄帝，就让王钦若、杨亿等撰《历代君臣事迹》（书成后命称《册府元龟》）一书附会黄帝葬地桥山于宋地，真宗心急等不到附会之书出笼建庙以祭，遂以自己做梦之法解释自己继承黄帝的“正统”地位，在皇宫设轩辕黄帝牌位进行祭祀。这，就是后世述黄帝史、释黄帝事，言黄帝史事遗址、地名，出现混乱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释妫水、妫汭、阪泉者，虽据《括地志》极准确的记载，而不知“妫州、怀戎”之坐标原以古潘城为准，反以唐初之清夷军城为坐标，这就错将“妫汭”说成是在旧怀来城中；张冠李戴地将历史上的清夷水说成是“妫水”；把阪泉笔移到了今延庆县；而“桥山”亦在历史上迁移四次之后，至明洪武四年落户到了陕西中部县…… 由此可见，述史释地，须要细心而不怕烦琐，稍不留神就会出错！

上引《水经注》关于潘城的记载，确为尧、舜故都：

⑴ 《魏土地记》、《十三州记》、《前汉书·地理志》所记的潘城地理位置、妫水出于潘城等，与《山海经》所记的“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的“女子国”相符；

⑵ 地理记载与古史记载一致。《尚书·尧典》记：“（尧）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舜”。《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冀州之人也”《陈杞世家》曰：“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此与《竹书纪年》之载相同：“帝尧陶唐氏……元年丙子即帝位，居冀”。又曰：“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生舜于姚墟……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史记·正义》于《五帝本纪》引《括地志》注云：“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即尧釐降二女于妫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

⑶ 历史记载与历山尧、舜庙遗址相合。历山者，是为着在史事记述上为与炎帝、柱之所耕相区分的一个别称，本名龙门山。在潘城西北三里。史籍记载炎帝于此垦荒，则记为龙门山：“炎帝兴于熊耳、龙门等山”；述炎帝之谥号所由起，则称“烈山”如《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韦昭注云：“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炎帝之子名“柱”继父耕于龙门山，因其“能殖百谷百蔬”，后世尊为“农神”，列入国家祭典，称曰“厉山氏”。由此就有了《礼记·祭法》中误称炎帝曰“厉山氏”，误记其子“柱”曰“农”的事。历山之北是熊耳山东峰黄阳山，故《公孙尼子》说“舜牧牛于潢（黄）阳”是可信的。尧于帝都而能知一民间青年有孝行，且知其父顽、母嚚、弟傲，不告其父而能下嫁二女于其家，也足证尧都即为舜故乡。经实地调查所见，尧庙、舜庙坐落于潘城遗址西北3华里的历山东麓，尧庙在上，舜庙居下，中间所隔之土梁，当地人呼“丹墀地”，其尧庙、舜庙规模与桥山黄帝庙基址相同；历山主峰有古建筑群遗址，主峰大殿柱础保存完好。主峰东侧山坡遍积历代修葺庙宇后所弃砖瓦，堆积最厚处约60公分左右，最下层为秦汉砖瓦残块，中间为北魏砖瓦，最上层为辽金砖瓦。据《魏书·帝纪》载：道武帝于天兴三年（400年）五月己巳车驾东巡，幸涿鹿遣使以太牢祭帝尧、帝舜庙于历山。明元帝于神瑞二年（415年）壬辰幸至广宁，登历山祭尧、舜庙，泰常七年（422年）九月辛酉幸桥山祭黄帝庙后又遣使赴历山祭唐尧、虞舜庙。太武帝于神元年（482年）八月幸广宁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以及《礼志》载文成帝于和平元年（460年）正月东巡桥山、历山，祭黄帝、唐尧、虞舜庙。都是信史。

⑷《山海经》记载本身能相互印证。《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蒍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郭璞注曰：“言此国中惟有黍谷也。蒍音口伪反。”袁珂于《山海经校注》中说：“蒍国或当作妫国。妫，水名，舜之居地也……舜为庶人，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山海经》中记虞舜事与帝喾相混，都作“帝俊”，虽可据史事区别而为证，但一经“区别”必费文字，此从略。

对于轩辕之丘的考证，“穷山”是一个最为有力的佐证，穷山即自司马迁述史起所习称之“桥山”，因其为轩辕黄帝葬处，自东汉班固笔移桥山后，又有郦道元、魏收、萧德言、李吉甫、王钦若等，都又有意无意地对桥山作了笔移，这就须专题讨论，此处也从略。

轩辕黄帝的史事记载，又涉及到一个对地名“冀”的理解，此节对此略作一释，以解诸疑：

“冀”字之造，从其一开始就有着述史、名地、希望吉而免凶⒀的意义：黄帝战蚩尤，虽然黄帝大胜而蚩尤战败被杀，但那并非黄帝的意愿：一是黄帝本不主张以武称雄；二是平叛虽胜，也原非吉事。因为蚩尤本是黄帝、炎帝派往山东治理地方的“重臣”，蚩尤兴兵作乱是从山东南伐炎帝而将战火烧到都城青丘的；三是黄帝的兵力、武器远不如蚩尤。黄帝战蚩尤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时很久，战争进行得极其艰苦。黄帝以兵少而胜多，以弱而胜强，完全是靠哲理之智，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而克敌制胜的。所以黄帝战蚩尤是国家及都城附近百姓的一场空前灾难！唯其如此，战争结束后，当地百姓就戴了假面具扮作蚩尤供众人殴打以庆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戏剧的最早起源——蚩尤戏的产生。后以戴假面具的舞人之形造字，这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冀”字，用之以记事名地，称黄帝战蚩尤之地为“冀”。“冀”字的涵义为：希望今后吉而免凶，再也不要发生战乱性的灾难。所以，冀字的最原始字义只有三个：一是作铭记之记用，极深刻地铭记而不可忘之“记”称“冀”；二是作希望吉而免凶解；三是用为地名，称轩辕之丘附近地域为“冀”。到舜时始划全国为十二州行政区域，将帝都所在以最初的都城附近之地域“冀”称，扩大为州名，至禹时省作九州。降至周代始有冀国，地在今山西省河津一带，春秋时为晋国所灭，作为晋大夫郤芮的食邑，其子孙便以古“冀”国而为姓，此为“冀”姓之始。至于将河北省简称为“冀”，那就是近代的事了。唯其如此，《竹书纪年》载尧、舜所都之地曰“冀”，而不称“冀州”。周成王谈及蚩尤在青丘周围追杀炎帝曰“争于涿鹿之河”说蚩尤被杀之地称“中冀”而不用“冀州”。“中冀”者，冀地中心之谓也。

唐尧的出生地为今河北省完县城20多华里处，受封为唐侯，唐国之邑在今河北省唐县城南8华里之处，按十二州之划也好，论九州之属也罢，这都在“冀州”地域的范围内，然古史书都不说尧为“冀州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其时尚无十二州和九州的区划出现。严格地说，《史记》等古籍记虞舜为“舜，冀州之人也”，其用词也是不当的。因为言其籍贯，是不应依其佐尧治国之际才搞出的行政区划为载的，而应记曰“冀人”。 由此而言，《山海经》记黄帝战蚩尤于“冀州之野”也有类似的毛病。

对这“冀州之野”只能理解为“有沃之野”、“涿鹿之野”。今有学者以“冀州之野”随意在古“冀州”地域内作释，就不能说是“考证”。正因为述史释地的准确性要求所致，春秋以来史籍述黄帝战蚩尤，一般都用“涿鹿之野”这一地理概念之词。

三、“轩辕之丘”的文物考古之证

考定古史事发生地，从古代文献上做追根溯源、去伪存真的研究考证是重要的，但是，文物考古研究更加重要。在我们看来，文献研究，只不过是为文物考古做先行官，以避免文物考古走弯路。而文献研究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文物考古与时

代断限，才能最后得到证实。现在，对于轩辕之丘这一事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历史遗址，还未作正式发掘。但是，其遗址表面保存较好，还是能够作一定程度上的观察与研究的，且其遗址自然出土文物很多，并有地下带文字的文物出现，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遗址的历史真实性。

第一，关于“阪泉”地理位置的出土文字之证。

涿水之源即是“阪泉”。阪，山坡之称。涿，流水下滴之称。“阪泉”与“涿水”之称的本身，就存在着因果关系，“阪泉”这一泉水之称的本身，就决定了这不是处于平野之地的一处泉水。然自《水经注》误指“阪泉”为“张公泉”，反将“黄帝泉”说成是“阪泉”以来，除了《括地志》、《怀来县志》、《涿鹿风物志》有正确的记载外，历代官修史志，多有沿袭《水经注》之误而作说者。黄帝泉不仅在平地，而且正处于黄帝所居的都城——轩辕之丘与蚩尤屯兵而筑、与黄帝对阵的“蚩尤城”（《山海经》记之为“凶黎土丘”）之间。史载黄帝、炎帝共同战蚩尤之时，炎帝屯兵驻于阪泉，因有“阪泉氏”之别称。若将处于两军对垒中间的黄帝泉说成是历史上的“阪泉”，那么，历史记载的“黄帝战蚩尤”就说不通，若按古战场遗址及地名的误释，就成了“炎帝战蚩尤”了。因为，记述和解释古战场上的具体泉水、城址等名称和地理位置，必须符合于战争中的军事部署与战争过程，不符合就是谬误。

1981年6月3日上午，涿鹿县矾山镇四堡村农民李仲祥盖新房挖地基，掘出了阪水弥勒禅寺寺主郭荣改葬墓中的文物一批，其中有“地券”一件，文字是用朱笔书于一个长37公分、宽25公分的板瓦之上，文中记述墓地地理位置以“阪水弥勒禅

寺”为坐标：“奉圣州矾山镇阪水弥勒禅寺西北之原，堪为墓地一方……”而在四堡村东南的上七旗河谷中一处当地称之为“弥勒寺”的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又曾掘出寺中铜铙、钹、铃、陶器、古钱币等文物，捡回唐代八角形‘尊胜陀罗尼’石刻经幢一件”⒁。这种石刻经幢自唐永淳盛行于各地；根据郭荣改葬墓出土“地券”的文字记载，郭荣死于金大定二年（1162年），改葬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根据阪水弥勒寺出土文物摆放整齐，钱币盛于大瓮之中，不仅数量大，而且毫无撒落于地的情况，说明此寺之毁，不是兵、匪、火所致，而是一场突然降临的自然灾害。这，就是毁于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七月己酉日奉圣州的毁灭性大地震。这就证明：至少从公元6世纪到13世纪，在阪泉之北1华里左右，存在过一座佛寺，寺名就依寺之所在阪泉水下，而称“阪水弥勒寺”。它还证明，涿鹿山北麓的阪泉水出泉后向东北流至古轩辕之丘的一段河水，当地人俗称“阪水”，而当其流过轩辕之丘城南汇入黄帝泉水后，流注于水这一段便称之为涿水。由此可证明，《山海经》及历朝历代古籍所记载的轩辕之丘在涿鹿是正确的，晋代的皇甫谧于《帝王世纪》中说河南新郑为“有熊”国都，是编造。

第二，“轩辕之丘”的出土文物之证。

轩辕之丘的历史称谓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它的大体情况是：在有熊部落方国的历史阶段称作“青丘”，其所在地域名为“诸沃之野”或“有沃之野”；五帝时期先呼为“轩辕之丘”，后亦谓之“帝丘”，其所在之地曰“冀”；约从夏代以来依山而命城，谓之“涿鹿”。其所在地域也有史籍记为“冀州之野”，但多用

“涿鹿之野”；战国时期为上谷郡属地，西汉初置县治于此城，县名从城名，为“涿鹿县”。矾山实为后世讹称，实即古“鬴山”，司马迁于《史记》记作“釜山”。

轩辕之丘城毁后，城内变为耕地，其古代建筑、生产、生活遗物在农民世代耕作、年复一年地向外拾捡、倾倒处理之中，仍然拾捡不尽，各个历史时代的陶片还俯拾即是。同时也不断有地下文物自然出土。1957年11月31日的《人民日报》有一则报道说，河北省和涿鹿县文化部门，在涿鹿县城东南约五十多里的一向传说是“黄帝城”的遗址进行调查，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有石刀、石斧、石锛、石杵、磨用器及蜯器、陶纺轮等；属于生活用具的有残陶豆、陶鬲、陶鼎、陶缸、陶盆、陶甑等。建筑遗迹除原有的残城墙基址外，又在城址内中部塌陷的地方，发现板筑墙，板筑层有的厚18公分，有的厚25公分。在城址内北部还发现了各种板瓦、桶瓦、和带鹿形等花纹的半瓦当。涿鹿县文化部门和当地群众过去就曾在这城址内发现过石斧、带巨孔的敲击器，龟钮、蛙钮铜印以及各种古代钱币等。”报道中又说，根据以往和这次发现的文物，结合古史记载推断，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古代的涿鹿城”⒂；1987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派人到涿鹿普查，在‘黄帝城’附近捡到石镞两枚，经鉴定是五千年前的遗物，正是黄帝时代的兵器”⒃；1994年至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郑光、陈星灿，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孟世凯、罗琨、王宇信等一批学者考察了轩辕之丘等遗址，安志

敏说：“从地表看，大部分文物较晚，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这说明黄帝城延用时间较长”⒄；郑光认为，黄帝城发现的石斧，是“一种重要的礼器……这是很有意义的。”⒅

第三，“轩辕之丘”的时代确定。

由于轩辕之丘在历史上延用的时代较长，城内文物从仰韶文化时期到秦汉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文化遗物都有，而城墙从外观上看则是战国时期的建筑物，这就使人们很难在其城最早建于何时的问题上下结论。如此，不经过正式的文物发掘研究，不进行科学的测定，对于轩辕之丘建筑年代的上限，也就是它始建年代，是不能凭空推断的。但是，所有对轩辕故城遗址考察过的人，都会十分肯定地说，它就是历史上有熊国都青丘、轩辕肇造文明国家之制后的中华第一个国都——轩辕之丘。

1997年，河北省社科院考古所对这一遗址再一次进行了调查，有许多新的发现；我们与郑光先生自1999年以来，又多次对城址及其周围相关遗址，以及桥山轩辕黄帝庙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地表察看。

总而言之，我们从历史记载、地名研究、遗址所在、历史沿革、考古发现、出土文物等多方面，都证明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的古城遗址，就是有熊国都青丘，轩辕黄帝的出生地，黄帝肇造华夏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之后的中华第一古都。

所谓轩辕黄帝出生于河南新郑之说，是经皇甫谧“或曰”式的无根附会，地方志依其不断炒作而搞出来的一个假遗址，它不符合轩辕黄帝的史事。

参考文献：

⑴ 《晋书·皇甫谧传》。

⑵ 崔豹：《古今注·舆服》。

⑶ 《黄帝经·十六经》。

⑷ 《管子·地数》。

⑸ 《管子·轻重》。

⑹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二期。

⑺ 《日下旧闻考》辑录。

⑻ 唐·李 白：《北风行》。

⑼ 唐·陈子昂：《蓟丘览古》。

⑽ 宋·文天祥：《涿鹿》诗。

⑾ 明·孟思诗句，见《龙川集》。

⑿ 明·黄佐：《北京赋》。

⒀ 曲辰 ：《试探地名“冀”的含义》，载《地名知识》1987年第五期。

⒁ 曲辰：《古涿鹿黄帝遗址述略》，载《炎黄文化研究》第二期。

⒂ 《人民日报》报道，题：《在“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

⒃ 谷生旺主编：《轩辕黄帝的传说·前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⒄ 1995年中共涿鹿县委、涿鹿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志敏一行来涿鹿考察的纪要》。

⒅ 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1996年第一期《先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