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八代”说的胡诌二评央视纪录片《中华三祖堂》

2017-10-25 09:43 | 作者:曲辰 | 散文吧首发

“炎帝八代”说的胡诌

二评央视纪录片《中华三祖堂》

曲辰

李学勤先生在央视纪录片《中华三祖堂》中,竟然重复皇甫谧的胡诌,以“炎帝八代”说解说黄帝史事,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先生如此信口,实在是对自己声名的一种不惜!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皇甫的“炎帝八代说”,在此稍作分析:

一、“炎帝八代”说的荒谬性

查遍汉代以前的古史记载,在古代学者描述原始社会历史分期的名称中,根本就没有“炎帝”的一点影子。虽然,汉代刘歆为了配合王莽篡位,班固为了彰显自己而贬低太史公,将“炎帝”这一具体的历史人物,与史前时代依社会经济生产发展到农耕为主要特点而命称的历史时代名“神农”合户,称曰“炎帝神农氏”,但汉代大多数的人们是并不相信的。因为,稍早一些的司马迁、贾谊等很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记述。更不用说孔子对黄帝、炎帝的历史论述,《归藏》、《周书》等古典对于黄帝、炎帝史事的记载,也都摆在那里。所以,皇甫谧的“炎帝八代”说,则是个非驴非马的笑话:

其一,时间上的谬误

在先秦历史上,学者追溯中国原始社会的人类发展史,对史前时代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将人类发展进化的历史,依其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按其时生产、生活的主要社会形态特点,形象地命定一个名称,以表述那种历史时代:依次为人猿揖别之初的“兽处群居”时代;发展到到树上筑巢以避猛兽之害、居山洞以避风的“有巢氏”时代;稍后,是发明了人工取火、变生食为熟食,以去腥毒的“燧人氏”时代;社会发展到了降服野兽,进行人工饲养,以备猎获无物时杀而食之免受饥饿的“伏牺氏”时代;对进入了学会耕种谷物为普遍社会经济生产之后、至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历史,就被称作“神农氏”时代。

虽然,亦有对史前历史时代做时间上的估计的,但只是对距进入文明时代最近的“神农氏”历史时代作估计。因为,在还没有文字使用、不能记载历史事实的历史上,人们是很难详知千年以上的历史的,如说“神农氏”历史时代有“七十世”(1) 之久者,但却绝对没有说这“七十世”都是什么帝王名号的。因为,“七十世”只是一个历史时期长上的估计。现在,我们依考古学研究所证,就全国进入农耕经济生产的时间,距今为七千多年。也就是说,自中国进入到以农业经济生产为社会生产、生活主要历史特点的时代,至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文明时代为止,大体上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这就说明,这种对于“神农氏”历史时代所经历的时间估计,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皇甫谧的“炎帝八代”说,则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历史的、非常荒谬的说法:依其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生产进入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特点之后至进入文明历史时代之前的这一段历史,其“八代”之说,在时间上是远远不够长的;而依其解说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则根本不会发生一位“帝”王而有八个不同的名称,并延续五百多年的古怪事情!

其二,表述上的错误

虽然,“神农氏”这一个历史时代名称中有一个“氏”字,这同历史记载中谈到具体的历史人物亦称“氏”,如“轩辕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等,但却绝非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后,无知之人所理解的姓氏之“氏”。因此,古人遇到“神农”这一历史时代名称与文明时代具体历史人物同时提及的时候,都是区别清楚的。这就是,言“神农氏”多用“世”字,说具体的历史人物则言“时”。如《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种表述,就是为了使历史时代名称不与具体的历史人名相混,表明“神农”是一个历史时代名称,非为具体的历史人名。

而皇甫谧既将炎帝视作具体的历史人物,言其“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又说“炎帝,都于陈,作五弦之琴,凡八世”(2)。这就发生了“时”、“世”不分之谬。

其三,称谓上的荒唐

炎帝,是一种俗称,最准确的称谓应当是“赤后”或“炎后”。因为,他初为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其职称曰“后”,其兄轩辕是军事领袖,其职称曰“帝”。在部落方国时代,其政治体制是“帝”“后”共同执政的“双头领导体制”,“后”与“帝”地位平行,都相当于后世的“国君”。而黄帝战蚩尤、败炎帝,经东西南北四方征战,合符釜山,定都涿鹿,建立起中华一统的文明国家制度之后,实行的就是与后世相同的帝王一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领导制度了,不再有“后”职。炎帝因于战蚩尤之后,在阪泉之野向黄帝发动了争权性质的战争,早已“亡”其“后”职,虽黄帝复又使其主政于南方,但其受“缙云”封号,事实上降为“臣”属地位,不在“帝”职之列。这就是古代国家举行的五年之“禘”、三年之“袷”、一年之“祭”的祭祖大典中,都无“炎帝”之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姜榆罔与黄帝的历史关系,谈历史常与其兄“黄帝”同时说到,故古籍始载之为“赤帝”(3),或与黄帝并称“二后”(4)、“二帝”,其后,约定俗成地称其为“炎帝”。但这“炎帝”历史上却不是一个祭祖中的“庙号”,而为俗称。

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重要历史人物,特别是帝王,其姓、氏、名、号,都各有由来,绝非随便所称。如:黄帝依其生母附宝之姓而得姓“姬”,依其封爵“公孙”而为“氏”,“轩辕”是其“名”,死后按其发展农业生产之功,依土地之色,上谥号曰“黄”,因其君主之职得称“帝”,故“黄帝”之称,既非其“姓”,也非其“氏”,更非其生前之“名”,而是其死后受祭祀的一个“庙号”。同样,炎帝从其羌族生母女登而得姓“姜”,依其受封“缙云”之官而为“氏”,“榆罔”是其“名”,死后按其生前在龙门山焚林垦荒之功,依火色之赤,其性“炎上”,谥之曰“炎”,称其“炎帝”是与黄帝类比之所谓。

皇甫谧对于炎帝的称谓有许多谬误。称其“神农氏”,是将历史时代之称错戴在具体历史人物头上之谬;将炎帝之名“榆罔”与炎帝切割为两半,为凑“八帝”,是为无端宰割历史人物之谬;其所谓“八代”之“六”中的“承”、“临”、“明”、“直”、“来”、“哀”,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而且,除“明”、“直”、“哀”三字外,其余又不合古代谥法,实为从自家肚肠中往出搜刮,以充历史之谬。尚如斯说,其自相矛盾、不能自圆之处便比比皆是。诸如:皇甫谧言,少典之妃女登生炎帝,其“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是否亦都该称作“炎帝”?若非此,其“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又各是何人所生?各自业绩如何?各自都于何地?葬于何处?为什么都写进炎帝的传记之中?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

其四,许多撰述不合史实

皇甫谧在记述炎帝史事、事迹的短短一百七十二字中,存在着称谓不对、事涉荒诞、不合史实、说法无据、张冠李戴、分裂一事而作多说,造成于史不合、悠忽不定、移花接木、说法不确切等错误,多达十五处以上,为了行文简明,我们在此就不一一细数其误。

二、“炎帝八代”说,违背历史记载

李学勤先生重复皇甫谧《帝王世纪》中的炎帝八代说,明显地违背了古籍中记载黄帝、炎帝同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的记述,如: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贾逵注:“少典,黄帝、炎帝之先”;

虞翻、唐固注:“少典,黄帝、炎帝之父”;

《新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

而当我们将《逸周书•尝麦解》、《山海经》、《归藏》《尚书•吕刑》的记载联系在一起,则不仅能够印证古史所载黄帝、炎帝、蚩尤三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就连“涿鹿之战”的整个过程,都表述得很清楚: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西)方,司□□上天未成之庆”(5);赤帝离涿鹿而宇于太昊,筑邑空桑施治;“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姦宄夺攘矫虔。苗(黎)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6)赤帝闻之,率师北至少昊之南,筑邑空桑以监。

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7),赤帝败北逃回涿鹿,“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8)。黄帝困蚩尤于“凶黎之谷”,放赤帝驻阪泉以为侧翼,令“应龙处(其)南极,应龙蓄水”以冲“凶黎土丘(蚩尤城)”(9),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太)帝(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10)。

至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中,黄帝对于兄弟不和的痛苦,更是说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他说:“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之烈;卑而正如增,高而倚者崩。山有木,其实屯屯。虎狼为猛可楯,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伤国之神,神则不来。胡不来相教顺弟兄?兹昆弟之亲,尚何易哉?”这段饱含着复杂情感、左右为难、乃至呼唤逝去的先神,“胡不来相教顺弟兄”的痛楚之语,正是在阪泉之战后,黄帝因兄弟间不睦问题上发自心灵深处的悲愤之情。

三、“炎帝八代”说的历史危害

皇甫谧的“炎帝八代”说,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危害是很大的:

一、搞乱了中华文明史

虽然,我们通过古史研究,并参照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中国历史早在“距今5000年以前,或更早一些时候”(11)就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中国人从古至今还是依轩辕黄帝在战蚩尤、败炎帝之后,东西南北征战,合符釜山,建立了大一统的民本国家制度,视之为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之始。因此,中国人自古就将祭祀轩辕黄帝列入国家大典,称黄帝为“人文初祖”、“文明始祖”,言中国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但是,自夏禹颠覆了五帝时期的民本制度、建立起君本制度后,就“神道设教”,抵制中国古典哲学、以及五帝时期的民本政治历史流传,进行愚民统治,再加上历史典籍的历史失传,中国上古文明历史资料就极其贫乏。由是,皇甫谧将纬书之说、神话故事、说客论事、附会历史之文杂相串连的《帝王世纪》一出台,人们觉得其所说“史事”比较“充分”,就纷纷引其之说,以注释《史记》等史书,这客观上就搞乱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如唐代的司马贞不仅将炎帝视作“神农”,乱补《史记•三皇本纪》,而且据“炎帝八代”之说以驳太史公,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承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12) 自此之后,引《帝王世纪》以著述、编辑、解释古史者多如牛毛,如《史记•索隐》、《括地志》、《史记•集解》、《太平御览》、《通鉴外纪》、《路史》、《广舆记》、《竹书纪年前编》、《绎史》、《纲鉴易知录》、《古今图书集成》、《汉唐地理书钞》、《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等。

胡乱解释历史,导致了“疑古”,乃至否定中华文明史的学派产生。顾颉刚先生疑古,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打了一个‘对折’”,说中国历史“实在只有二千余年”(13),固然是走向了极端,用简单化的方法研究和评论历史。但是,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则并非是毫无道理,而其指出的“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14),则是符合实际的中肯之论。

二、搞出了很多虚假的“历史遗址”

晋代以后,由于有不少人不辨真假地援引《帝王世纪》等伪书,以之注释《史记》等正史,并据以解说历史遗址、历史地名,由此而导致滥建庙宇,这就人为地造出了许多虚假的“历史遗址”。如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就将古“有熊”这个国名,释为城邑名,并说其为帝都,瞎指其地望,言其为轩辕黄帝出生地。虽然,其与众多晋代以前古史所记载的黄帝出生地、有熊国都“青丘”南辕北辙,然而却也因此造出了什么“轩辕故里”,就是其中著名的例证。

三、极其严重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长久地起着凝聚人心,增强民族自立、自尊、自信、自豪感的,是其文明的历史与优良的文化传统。胡乱解释历史、编造虚假的历史遗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这个民族对自己民族历史真实性、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产生怀疑,由此而影响到民族的自豪感与凝聚力。皇甫谧这位“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目不存教,心不如道”的人,在其婶娘的规劝下,刚有了一点志向,就要“以著述为务”,且又用心不专。在身患风痹之疾的长期卧床岁月之中,既著史书,又著医书,其艰难困苦的劳动精神实非常人所有,是应该受到我们这些后人敬佩的。然其对古史资料、神话传说、谶纬杂谈等杂相连缀起来的《帝王世纪》,及其中的“炎帝八代”说,则坑害了中华民族,这是应当指出的。

由胡乱解释历史导了人们的“疑古”,欲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砍掉一半,这虽不能全怪一位皇甫谧,但是,皇甫谧对此历史责任也是有份的。在我们批评了“疑古”学风后,史学界则又在一定程度上走回到是古籍所载皆信的老路。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开展旅游事业,提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依《帝王世纪》中搞出的“炎帝八代”说,以及胡乱指出的黄帝出生地、黄帝都等建庙、祭祀、广为宣传,这就客观上造成了甲地、乙地、丙地,到处都建黄帝庙、炎帝祠,举行祭典,都在海内外大加宣传,说这里是黄帝、炎帝的真正出生地、真正故里、真正帝都的现存事实中,人们又对中华文明历史、文明始祖产生了怀疑,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若究其根,则是皇甫谧“以著述为务”、杂言伪史、乱指历史遗址的《帝王世纪》及其“炎帝八代说”所造成的。

我们现在的治学条件,不知比唐代的司马贞,以及身患重疾,爬的枕头上写作的皇甫谧好了多少倍,李学勤先生何以为着配合“三祖论”做宣传,硬是置众多历史记载于不顾,而偏偏去重复皇甫谧的胡谄,面对国人而乱释历史呢?无怪乎有网友“联叶横吹”先生看了《中华三祖堂》后,9月3日上午在张家口网《涿鹿论坛》上发文说:“也关注了此片,真够垃圾的了。该片的基点,给我的感觉是:幼稚可笑!”

注 释:

(1) 战国•尸佼:《尸子•卷下》:“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吕氏秋•慎世》引之,误为“十七世”。

(2) 《太平御览•卷第七十八》引。

(3)(4)《周书•尝麦解》、《孔子集语•主德》、《文子•上义》等。

(5)(8)(10)《周书•尝麦解》。

(6) 《尚书•吕刑》

(7) 《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

(9)《山海经》。

(11)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先秦史研究动态》总第28期。

(12)司马贞:《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注文。

(13)(1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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