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星楼——故乡那些不太遥远的记忆之四

魁星楼

——故乡那些不太遥远的记忆之四

魁星楼是我村子里的标志，方圆几十里，说起我的老家，别人都会羡慕的说，哇，你们村有个很漂亮的魁星楼！

魁星楼位于村子的正中间，隔着大雅塘与祠堂正对，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据老辈的人说，从前我们村是读书风气很浓厚，仅清乾隆前二十年间，村里就有十八人考上“贡生”。十八贡生考取功名之后，为了倡导后世子弟读书入仕，使村中代代书香不绝，乃共同发起修建了这个供奉“文曲星”的建筑，作为村里的标志性的古建筑。魁星楼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修，同治四年（1865年）再修，1962年作了第三次修葺，到现在基本上还保持着初建的原貌，只是原先完整的木栏杆、牌匾消失了。

魁星楼高15米多，为方形二层翘檐楼台。底层为戏台，台基有一个成年人高，以青砖砌成，四角固以方块青石，台面用木板铺垫而成。楼阁部份为木质结构，整座楼阁由10根杉木大柱支撑，其中有4根为冲天柱直升楼的顶端。第一层楼高6米，背面有一幅砖墙，墙壁上绘有八卦图。一层的台面用一道屏风隔成前后台两部份，前部份深约6米，为戏台，戏台两旁均有齐腰栏杆；后部份深3米，为后台。屏风两侧有门，门上方各有一横匾，左书“方壶”，右书“员峤”。屏风正面有一圆形“麒麟踏云”图案，图案上方悬一大匾，上书“大观在上”四个正楷大字，旁有一幅对联，日：“坐看台前两山秀，默契羲文千古心”。

第二层楼壁均由活动方格门窗组成，高约5米、中有神龛，内祀魁星神像。神龛高3.5米，背面有上下楼梯，周围有曲廊。从第二层的天花板至楼脊还有3米的高度。整个楼剖面为“开”字型，分为上、下两层瓦背，四角皆为飞檐，上下两层共八个翘檐，每个翘檐上原先都塑有一尊神像，合为“八仙”，檐脊上塑有飞龙、仙鹤、魁星脚踩鳌鱼的塑像，楼的顶端正中有一小塔，远望雄伟壮观，近看沉稳古朴。遗憾的是，魁星和那些八仙塑像，在那个“破四旧”的年代被捣毁，只剩下翘檐了。自从有了“魁星楼”，我老家就有了闻名四乡八邻的地标，两百多年来，成为我们这个家族的印记，也成为这个村子的骄傲！

魁星楼与祠堂正对的池塘边原有参天古榕，楼前右侧还有一株很大的桂花树，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村人砍掉了。楼的右边紧挨着榕树、桂花的，是村里的小学。从民国时候，那就是一所完全小学，附近好几个村的适龄学童，都是集中到那里读书的，在文革结束后某个特殊时期，学校还设有“戴帽初中”。而我就有幸成为村子里很少能够从启蒙到初中，不用出门就在村子里度过的幸运儿童之一。我们读书时的教室就在榕树的边上，纵向而列，榕树的枝干伸到池塘的同时，也伸到了教室的屋背上。每到秋天的季节，落叶缤纷，铺满了教室的瓦面，久而久之，瓦面上生长出了成串连块的马骝姜。而伸向教室这边的树枝，叶子长得特别的茂密，绿油油，青幽幽的。我初中毕业那年，榕树的叶子特别特别绿，也特别特别多，历秋不落，直到入春了才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嫩芽芽。

那年，我顺利考上县中，同村与我一起从那所村小考上县中的一共有三个同学，那一年是县中恢复全县招生以来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届，因为那届的初中生只读了两年便参加中考，村人都说，按考试难度，我们三人可以称得上“贡生”了！那年，是隔壁族上大哥当我们的毕业班班主任。大哥在村小当了几十年的老师，从民办老师，到公办老师，到校长，最后从村小圆满的退休，现在家中悠闲的颐养天年。据他说，从我们那届以后，村小再也没有一年考上三个县中学生的记录。

小时候我们总是把魁星楼叫作“戏台楼”，因为打小时候的记忆里，魁星楼总有唱不完的戏。村子里最能体现文化底蕴的应该算是唱戏了，那时候村子里有业余戏班，都是各家各户农闲时间自组而成，唱的主要是桂剧，偶尔也有彩调。文革期间，村子里的年轻人还组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队，排的是革命现代京剧，那段时间，文艺队演出之余，我们最高兴的是抢着把玩演戏的道具，有长枪、机关枪、驳壳枪，还有一台铜的古典手摇电话机，在很少玩具的那个年代，这些道具在我们看来是多麽的宝贝！

最能说明我们村子能够唱戏的是小时候父母教我们传唱，至今都耳熟能详的一首童谣——

日头暲

暲姑归

姑撑伞

转平西

平西有戏看

看得不想归……

说的是我们村子一年四季都有戏演唱，特别是逢过年，可以从初一连续唱到十五都没有重复的剧目，惹得嫁出去的姑娘回娘家看戏都忘记返回婆家去。

父亲就是个铁粉桂剧迷,一辈子的精神寄托和娱乐爱好都在这上面，他只有初小文化，应该说没读过什么书，但对剧本却有一种自然的入迷，那些厚厚的剧本对白和唱词，他可以从头背到尾，可以凭着舞台上锣鼓和二弦的起奏声很轻松地接上对白和唱词。年轻时候父亲就是村子里业余戏班的台柱子，打从我读书记事的时候，就知道村子里排演剧目，都少不了他老人家到场。我在家里读书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始，拨乱反正的形势给文革压抑了十年的城乡带来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释放，那个时期，就算精神生活很贫乏的偏僻乡村，文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许从祖先到这南蛮荒僻之地垦荒拓边移民之始，他们从北方中原带来的厚重文化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后世子孙，一直到父亲他们这一辈，我一直认为他们身上唐宋遗民的文化影子是相当浓重的，这可以从他们的生活习俗、娱乐形式、语言特点以及礼制等等方面得到佐证。特别是村子里代代相传的桂剧艺术传承，传统剧目内容中与祖先来源和事迹十分紧扣的舞台形象，更加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村子中浓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

记忆中每逢传统年节庙会，村子里都要演出桂剧，经常演的剧目有《黄泥关》、《三气周瑜》、《六郎斩子》、《穆柯寨》、《水淹金山》、《三打白骨精》、《斩三妖》等等，父亲说我们家族自古以来就是朝廷“忠臣”，是李唐遗民、杨家将的忠仆……也许是与祖先为唐宋遗民有关的缘故，剧目的内容多与隋唐英雄、杨家将等故事有关。父亲是业余戏班的骨干，作为演员，他专演老旦角色，最成功的角色是老态龙钟的佘太君，唱腔余调有韵，龙头拐杖轻轻一扣，威震舞台，可以说在周边十村八庄，是出了名的“老太君”演员。就连县里专业剧团的演员来村子演出，都要就一些演出细节向他请教。除了角色之外，父亲还是乐队的骨干，桂剧演出配合的民族器乐，鼓、锣、钹、二弦、板鼓、唢呐，父亲是司锣好手。有演出的场次，他扮演老旦角色出场，唱叹婉转，余韵悠扬。没有戏份的时候，他充当司锣手，与其他乐队班子控制着整个舞台的节奏。父亲那一代虽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在文化传承方面却是自然天成。记忆中父亲那辈人对桂剧传统艺术十分执着，光是我那个家族，就占了整个村里业余戏班的半壁江山。父亲演老旦、十一叔演丑角，演得最好的是《穆柯寨》中的穆瓜一角，八叔是剧团演出缺少不了的唢呐手兼二弦手。在父亲他们的影响下，两个堂姐也成为了业余剧社的台柱子，三姐专职演青衣，成名角色是杨家将戏中的杨宗保。四姐演得最成功的是花旦穆桂英角色，头顶凤冠背后插着两根弯长的野鸡尾，很有扮相。在当时，我的家族在村子里也算是有些分量的了，至少，缺少了我父亲、叔叔和堂姐们的参与，村子里戏班是搭不起来的。遗憾的是，他们身上的文艺基因，到了我这辈男丁，却是一点都没沿袭下来。

村子里业余剧社红火了几年，我外出读书离开了村子，许是堂姐嫁人之后剧社缺少了台柱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剧社就散伙中断了演出。父亲再也没有登台演出过他引以为骄傲的“佘太君”。后来，农村红白喜事需要一些吹吹打打的仪式，也算是市场需求吧，父亲便和八叔与另外两个同样当年在村里业余剧社充当司鼓和钹手的伙伴组成了红白喜事鼓乐队，每逢四邻八乡有红白喜事，他们都被邀上门去，演奏些锣鼓唢呐响器以增加气氛。父亲年轻时练就的文艺特长，他年轻时对艺术的追求和爱好，就这样以一种十分尴尬的形式得以继续。随着年纪的变老，父亲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前几年住了一次医院以后，气神明显不如以前，考虑到红白喜事鞭炮硝烟对肺部的影响，我们要求父亲不要再参与鼓乐队的事情，开始那段时间，他也按照我们的要求推辞了同伴的相邀，但鼓乐队的组成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行，他们几个人组成的队伍有了几十年的契合，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运转，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只好又重操旧业，与他搭班了几十年的朋友依旧走上了八乡四邻为乡民造乐营哀的路子。也许这才是他找到精神寄托的平台。那几年，尽管身体不是很好，但一坐在鼓乐桌上，闭目定神敲起手中的小锣，父亲便象换了一个人似精神百倍，久而久之，我们便也听之任之了。

这两年，农村红白喜事引进了新的娱乐形式和需求，县城外面的专业乐队也渗透到了乡下，有钱人家办红白喜事的时候，不仅引进了乐队，还引进了歌舞，插荤打科的小品引得人们不顾凄哀哄堂大笑的同时，穿着暴露的妖冶舞女又献上赢得阵阵充斥着雄性蒙荷尔尖叫的欢呼声，偶尔还有深夜时刻表演的儿童不宜的脱衣舞。父亲他们纯民族的鼓乐自然渐渐失去了市场，每逢红白喜事，不再有人邀请，他们那不以商业为目的的乐鼓队便渐渐淡出乡村红白喜事舞台，完成了历史使命，就像我的儿子说的，阿公的鼓手队挨淘汰了！

不再为人营哀造乐的父亲失去了寄托，耳朵也越来越聋，与人交流，需对着他耳边大声喊叫，像吵架那样才能让他听得清楚意思。去年，我们给他买了个老人手机，那种来电声音很大拨号数字也很大个的手机，让他平时在家与我们保持联系。那台接听电话很方便的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装上下载了歌曲音乐的储存卡，播放歌曲音乐，而且声音很大。

我们用一张储存卡下载了满满的桂剧剧目，装进手机送给父亲教会他播放的按键，从此，每天天不亮，山村里随晨起的炊烟袅袅升起的，还有那悠然的桂剧唱腔。父亲带着老人手机在村中闲走，人到那里，桂剧那悠扬的唱腔就响到哪里。在家里，他可以从早到晚，悠闲的躺在睡椅，摇着葵扇，闭上眼睛，播放着老人手机里唱叹哀转的桂剧腔调，仿佛在那声声唱叹中，又很享受的回到了他年轻时扮演“佘太君”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