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说的事迹及其思想

2017-03-30 11:58 | 作者:傅氏祠堂 | 散文吧首发

傅说(yuè)(约公元前1335-1246年)殷商王武丁的至高权臣--大宰相(即上三公第一位)。传说为傅岩筑墙之奴隶。武丁得圣人,名曰说,求于野。乃于傅岩得之,举以为相,国大治。据正史典籍、近年考古发现及傅氏早期家谱等文献记载,他是中华汉族傅氏家族的始祖。

傅说是我国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及建筑科学家。武丁安邦治国,他辅佐商王形成了历史上有名“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并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说命》三篇,其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名句,为我国最早的朴素唯物主义史观基石;他的治国方略,改变了商朝持久的没落,他落难时所创造的“版筑”(俗称打墙)营造技术,是我国建筑科学史上的巨大成就,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巨大进步。

高宗武丁尊他为“圣人”,就是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历史上人们总把他敬之为“圣人”、“天神”、“梦父”及天策星。一些文人名士如屈原、李世民、杜牧、王维、司马光、苏轼,孟子等,均撰文赋诗颂扬他的卓才高德。

商王武丁是位胸怀远大,励精图治的著名帝王。他即位之前,曾经生活在民间,比较了解社会底层的实际情况。即位以后,三年没有真正亲理政务,国事全由家宰代行管理之权,而他则以半个局外的方式观察了解分析,构建他复兴殷商的王朝组织体系及治国方针。贵族中,他终找不到理想的得力辅佐人选。其实,他早就清楚,之所以国家没落是无明君,之所以不振是无贤臣。而他的人选,在他与傅说相识后,就已经认定了。但是,他更加清楚的是,贵贱等级分明,是当时一国政治体制难以逾越的雷池。要不拘一格选拨人才,必然会遭到王公权贵们的坚决反对。商代,人们尚神,武丁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编个故事:上苍托梦引见,有个可以辅政的圣人,就在王国之境。然后,令人按他描述梦中所见圣人面貌神态,画成了画像。先对照王朝内王公大臣寻找,却没有一个人对得上号,便派郑达等众大臣到处去找。

结果,在傅险(亦称傅岩,今山西平陆县以东的圣人涧。),找到一个相貌相像,名叫做“说”的人。

傅说从政之前,不知何因,曾在奴隶群体中,在傅岩做苦役。那里是虞、虢两古国交界之处,傅险这个地方在殷商时期是虞、虢两国交界处,是潞盐运销黃河以南的交通要道。这里两山高耸,涧水中流,每到季,洪水暴涨,沖毀道路,行旅受阻,奴隶们就在这里用传统方式以土石堆砌阻拦,而傅说这位智者,在暂的劳动中就发明

了版筑术,以此方式筑路垒堤,不仅效率极高,且坚不可摧。后人从此延用此技术筑路垒堤建房,甚至,如今还可以可几千年前的实物遗迹,比如长城。当时的傅说,在此地隐居,有天大的才干,也无从施展。

郑达带着“说”回到国城去见武丁。武丁一看就笑着说:“我在梦中见到的‘圣人’正是他”。

武丁便当众王公大臣面请教他治国平天下的办法,傅说应对如流,条条切中时下政不利之要害,大道理极其深刻,武丁等听后赞赏不以,便举其以为相”。 傅说没有辜负武丁的一片苦心,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商朝的面貌焕然一新。对内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加了,人民富裕了,社会风气好转了;对外,在与鬼方、土方、羌方的多次周边战争中,屡次大捷。武丁在傅说的帮助下,文治武功,天下太平,国家强盛,商朝又进入一个极盛时期。武丁是我国至今历史上第一位有确切记载的君王,而傅说即历史上第一位有确切记载的国相,逝世后,地方在傅说曾经从事“版筑”处建立了“傅说祠”,傅说当时藏身的洞穴被后来的政权命名为“圣人窟”,“圣人窟”前的小河被命名为“圣人涧”。

我们都知道孔子被尊奉为“圣人”,流传至今,据史籍所记,我国历史上最早被尊奉为“圣人”者,是比孔子大约早800年的殷商国相傅说。

傅说的重要文献,就是流传后世的“君臣对话录”三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君臣间的对话,即傅说的治国之道,它记录在我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说命》中。

《说命》是记录圣人言论行事的不朽篇章,《说命》三篇是极其珍贵的古文献,它记录了圣人傅说的传奇经历,向商王武丁进行谏诤的言论主张和高风亮节,它的价值几可与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相媲美。

自商王武丁把傅说请入宫中、举以为相,并命他“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后,傅说曾多次向商王进谏,《说命》对此有详细记录。这里,谨择其言论的几个闪光点进行剖析。

其一,君王要从谏如流。傅说告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孔传:“言木以绳直,君以谏明。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之,谁敢不敬顺王之美命而谏者乎!”君王作为一国的首脑,智力毕竟有限,往往会考虑不周而出现偏差,必须听从大臣和百姓的进谏才能圣明。如果君王欣然受谏,大臣敬顺王命而谏其不足,这将是一个多么和谐而不断进步的社会!孔子也主张对君王进谏。《论语·宪问》记:“子路问事君”,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朱熹注:“犯,谓犯颜

谏争。”孔子自己就曾通过弟子向鲁国执政者进谏:“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并指出季氏的行为是“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左传·哀公十一年》)。两位圣人主张大臣进谏、君王从谏,前后呼应,一脉相承。

其二,君王要以治民为重,不能贪图享乐。傅说进谏于王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这里的“豫”,意为游乐。傅说向商王郑重告诫:明王奉天道,建国都,下设那么多大小官吏,不是为了安闲游乐,而是为了治理民众。其言斩钉截铁,正气凛然。历史上的许多君王,不懂这个道理,一登君位便沉迷游乐,结果往往国破身亡。因此,傅说的谏言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震撼力。孔子当时也常常遇到君主与执政者贪图享乐、不治朝政的情况,他便表示愤慨,进行指责。《论语·微子》记:“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他经常感叹:“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两位圣人对君王不能贪图逸乐的谏诤,也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其三,君王的语言、决策、用兵、授命,必须谨慎。傅说谏王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其意是说:君王如口出不善,引起羞辱,就会带来灾祸;如用甲胄攻伐不当而起戎兵,就会造成大乱;衣裳在箧笥代表职级,一定要慎重发放给称职的人;干戈武器在府库,一定要省察其人德才身堪将帅,然后授予。傅说接着谏道:“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他要君王慎戒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无不顺美。傅说对于君王的教诲,真可谓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孔子当时也经常教诲君主、执政者:如齐景公问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即君主的语言、行为,要像君主的样子。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两位圣人对君王语言、行为的诱导,如出一辙。

其四,重视吏治作用,防止官场腐败。傅说向商王进谏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无及恶德,惟其贤。”治理民众要由众官去执行,故官好则治,官坏则乱。在不是民主选举的制度下,提拔官吏往往看重亲朋好友,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则钻营行贿,谋求官爵。傅说义正词严地指出:“官不及私昵”,“爵无及恶德”,选用官吏的唯一标准就是“贤能”。他痛斥官场的腐败作风,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孔子也非常重视官吏的作用,主张任官要用贤能的人。如仲弓问政,孔子曰:“先有司”,“举贤才”,即先要设立主持各种事务的官职,并举用贤才来担任。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答:“举直错诸枉”,即举用正直的人而罢免那些道德败坏者。两位圣人主张整顿吏治,斥责腐败,又是如此默契,步调一致。

其五,对各方面可能发生的事,都应有所防备。傅说向王进言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孔传:“事事,非一事”,亦即各方面的事,比如外敌的入侵,旱涝等自然灾害,宫廷内部的纷争,官场的腐败等。对于这些可能发生的事,一定要有所防备,如训练军队、积贮粮食、订立制度、加强督察等,有备才能无患。傅说的这些话,言简意赅,表现了一个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才能。孔子在其言论中,也有备战、备荒、防止动乱的主张。如《论语·颜渊》记子贡问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朱熹注:“言仓廪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两位圣人政治家考虑全局的防患意识,又是何等的相似!

其六,对于祭祀等事神活动,不宜过于频繁,应当有所节制。傅说向王进谏曰:“黩于祭祀,时(是)谓弗钦(敬)。礼烦则乱,事神则难。”此言乃有感于时事而发。商王武丁其时经常进行祭祀活动,因而引来野鸡飞上鼎耳鸣叫。大臣祖己及时向武丁训诫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尚书·商书》)意思是说,君王的主要职责在于谨敬民事,民事无非天所继嗣的常道,通常的祭祀不要用特别丰厚的礼品于近亲之庙。祖己的训诫还比较客气,而傅说称商王的行为是“黩于祭祀”,意即滥用祭祀,这是不敬的行为。礼过烦就会乱,达不到奉事鬼神的效果。傅说的诤谏大义凛然,目的是要君王关心民事,惜财物。孔子对于鬼神迷信,亦表示要远离其事。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述而》称:“子不语怪、力、乱、神。”两位圣人对于鬼神的态度和做法,又是如此志同道合。

其七,人要多听各方意见,特别是学习古训,提高道德修养。傅说进谏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非)说攸(所)闻。„„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这里傅说反复强调,人特别是君王和各级官吏,要“多闻”,才能“建事”,即办好各种事情。“古训”是祖先流传下来的经验总结,“事不师古”而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自始至终经常念念不忘学习古训,人的道德修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这是极其有用的。孔子也经常申述学习和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如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子路问君子,孔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两位圣人在人要多闻学习、提高道德修养方面,他们的意见又是多么一致,甚至所用词语也十分相似,这决不是偶然的。

从以上傅说谏诤言论七个闪光点的分析可见,他为人正直,心胸开阔,思想敏锐,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活,善于学习,知识渊博,有道德修养,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批评当时的不正之风和陈规

陋习。以他的学识和德行,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人”。他的许多言论主张,与秋末年的孔子遥相呼应,成为上古三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杰出人物。

《说命三篇》中呈现出的人才战略、和谐思想和创新文化,足以证明傅圣文化是中华民族有文字以来的核心文化,是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的精神意志、思想意志的力量源泉。

3000年来被载入《尚书》的《说命三篇》一直是历代帝王的必读文化宝典和治国法宝。其精神实质就是;用和谐的思想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精神状态,构成平等、博爱、和谐共处的社会。用科学的思想改变自然,服务人类社会的发展。当前,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的国家,实现文化兴国、人才兴国的伟大时刻,研究傅说文化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傅圣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灵魂和纽带。

傅説文化是一段未开发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傅说文化是以傅说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上古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它的内涵不仅包括傅说思想学说,相关的史事,还应该包括历代歌诵、纪念、文物遗迹等等。它的外延涉及武丁王朝以及殷商晚期的方方面面,乃至整个中国上古文明史。傅说有着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切合实际,对武丁时期商朝的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其明智、合理的一面,对如何治理好国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傅说的慎战思想,通过成立傅说研究会,系统的深入研究傅说文化对历史各个时期的进程所起的作用,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意义继而发扬光大《说命三篇》中所倡导的人才兴国和谐社会等不朽的伟大思想,不仅对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文化影响,打造一张与中国美誉度和知名度的又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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