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谷院记

羑河记实之六十四

小谷院记

文生

我们石林黑塔村早年按建筑方式和方位的不同，分别称为四大院，小谷院是其中的一个。

小谷院基本上是瓦房，比起大谷院差一点，比其它院要好，在村里是小康人家。小康人家注重教育，但我们村文运不好，没有象这个邻村出秀才，那个邻村出举人，而且秀才、举人们都留下了大宅院，成为传统村落的大院典型。我们村的小谷院院不大，分布又比较杂乱，但也有若干堂号，自成一个体系，与村里的其它院落相比，还是有区别的。

听老辈人讲，早年黑塔村的文运虽然没有别的村好，但即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村里的读书人对《四书五经》有不理解的地方，还要找我们村里的老童生们给他们解释，给他们讲“小学”。

读书必须识字。学好“小学”，在于把字识对，识对字才能学好书。过去饱读诗书的人不少，但对有的字，读音不一定念对了，对字义的理解当然也就不对，对文章的认识就有了错误，而且还会积非成是，害人千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村办的小学上小学，以为老辈人讲要学好“小学”，就是我们要学好当时的小学课程。当时小学生们少不了批《四书五经》，以为从前村里的老童生们让举人秀才们把书念对，是教邻村的举人秀才们批《四书五经》，一度很为我们村的老前辈思想觉悟高而自豪。

《四书五经》中最重要的是《论语》，那时全国批孔子（当时称批林批孔，批孔又称批孔老二），于是批《论语》成为风气，小学生们当然也跟着批《论语》。比如说，批“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重点是批“学而优则仕”。当时的解释，火气味小的是：“学习好了，才能做官；官做大了，更要学习”，火气味大的是：“学习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剥削劳动人民；官做大了，更要卖力学习那一套剥削有理的理论”。而我们的学习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朴。“读书做官论”的解读就是放到现在也得批，所以当时批的更厉害，我们小学生们经常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作批“学而优则仕”的作文。

又如赞扬樊迟，说樊迟是劳动人民，他向孔老二请教学习种庄稼，孔老二不但不同意樊迟学习农事，还骂樊迟为小人，宣扬读书做官论。

这些事上了中学后就忘了。

后来，我工作后，刊授学习汉语言文学时，才知道老人们所说的“小学”是什么回事。

清庭入关后，中华已是宋朝之后第二次由少数民族主导，很多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反思，认为宋明理学导致人们在观念上出了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古文经学”即“小学”成为一时的潮流。他们认为观念上出了问题在于对经典的解读出了毛病，因此要准确地对古典进行解读。对经典的正确解读在于准确地把握文字的源、音、字、义。因此他们致力于对古典著作进行了疏理和考证，经过校勘、断句，认为上古同音同义，后来才出现了同音而字不同、义不同的现象，弄清了古文字的读音和字义的流变，才能准确地解释古文字的准确意义，才能对古典进行正确的解读。他们对古典书籍进行整理和解读，许多深奥的书他们手里变的能解读了；同时也对古典著作的真伪作出了考证，许多著作经过他们的考证，里面夹杂了不少后人的伪作，有的干脆就是伪作。当然，这也是他们对清朝文字狱的躲避与反抗，他们在文化、思想意义上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对于“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误读着在于对“仕”的误读，“仕”应当作“做事”讲，做官是后来的引伸义，现在有些字典上还是把“仕”作为官解释，做事作为例外。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应当是这样解读的，学习了，就要做事，做事了，还要继续学习。强调学习和做事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而且“仕”在孔子那时并没有“官”的定义，是后来引申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对“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误读其实也是对现实的反映。千百年来，读书人就是为了做官而学习的。就是今天，读书是为了升官发财也是不少人的观念。我们要回归学习的本义：做事。

小人，现在指人品不好的人。其实在孔子时代，小人是指在野之人、住在王城外的人、不明道理的人，农民也就是野人、小人。孔夫子讲有教无类，因才施教，但也讲，吾不如老农，老圃。其实孔夫子无非是说樊迟请教的方法不当，不明道理，学农应当找老农去，我这里是大人之学。

“乐朋堂”“学思居”“不惘堂”“不殆居”等等，显然是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中化出来的。

如“不惘堂”，认为自秦汉以来，人们对古典没有进行正确思考，于是或人云亦云，或误人误已、或剑走偏锋，因而导致的“惘”“殆”出现，对古人的思想进行了误读，并且在误读上越走越远，终于导致文明的断代。

又如，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要象个君的样子，臣要象个臣的样子，父亲要象个父亲的样子，儿子要象个儿子的样子，就是君明臣忠，父严子孝，现实中即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孔子心中的君是尧、舜、汤、武，臣就是周公。就拿臣臣来说，臣是上尊于君下爱于民，周公制定了周礼，规范了社会礼节，对社会作了贡献，尽到了做臣的本分。但历史上能真正能做到并做好的臣并不多，更多的是口头上讲要关心民众，但实际上是千方百计盘剥民众，而且越到王朝末期越厉害。有清一代，臣不臣现象十分突出，各级官员想方设法搜刮民众，是为了各种各样、没完没了，少了不行、多了不中的“敬”（送礼的雅称），清廉的官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再举一个例子，千百年来象李冰父子那样开都江堰为民谋事的臣凤毛麟角。李冰父子与其说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做作事，正是他们学、思、做，才造就了千百年来为民造福的都江堰工程。

正因为孔子时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特别多，所以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和忙于送“敬”，其实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表现。

“小学”的本义，就是让人们回归到对古典的正确解读中。明清之际研究“小学”的方法，讲训诂，讲音韵，即古文经学运动，于今还有指导意义：立意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要详细收集材料，进行比较归纳，言必有出处，孤证不能成立，对相反意见必作细考，并写出来供人参考，在学术上作深而细的研究，不空谈，不拉帮结派，不进行人身攻击，文体要简明扼要。

“学而时习之”，学习是为了做作事，把事做好，不是为了空谈，也就“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要认识到“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要多读原著，多思考，准确地掌握先哲的初心，与进俱进，联系实际，把事情做对做好。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各行各业对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更需要我们“学而时习之”“思之”和“不惘”“不殆”。

现在想起小谷院里的先辈们在劳作之余，心无旁骛研究“小学”，不由心有戚戚焉：当下“国学”不衰，可也渔龙混杂。

回想往事，认为我们要发扬“小学”精神，准确地解读古典，准确地把握当代，才是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场光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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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