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三王”与“三皇五帝”
有学者言，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已近于失去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记忆，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为什么会如此？实因中国近现代以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没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源自于对中国历史与历史文化缺乏一个正确的态度：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既有精华与优良传统，也有其糟粕与有害的成分。十九世纪以来，由于中华民族沦落到受西方列强瓜分土地、杀害人民的地步。由此，有些人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不好，中华文化之中充满了封建糟粕。于是，就将中国的落后都归咎于历史与文化，由此而不分优劣地采取了一概否定、一概批判的态度，甚至弄到了必欲彻底废除中国文字以“彻底解决”的程度。所幸的是，这种废除中国文字的工作，做到了一半而再也做不下去之后方才停了手。不然，就不是“近于失去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记忆”，而是完全失去记忆了。因为，一个民族长达五千年左右的历史、文化，如果没有一个自古不断的文字传播，而靠口耳相传是根本办不到的，传不了多久就会走样。依我的看法，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地位开始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就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不分优劣地一概进行吹捧、颂扬，从中华民族实现历史复兴的角度上说，这绝非好事，而是值得引以为忧、值得惊觉、并大声疾呼而改变态度的一个问题。比如，在中国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什么“三皇”历史时代。现在，我则听到不少人谈论“三皇五帝时代”，并说这是有专家经过研究考证而做出的结论，我对此不敢信。后来上网一看，果然讨论得煞是热闹。所以，就想谈谈“五帝三王”这个说法是如何变成“三皇五帝”的问题。
一、五帝时代之前未有“三皇”
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五帝”时代，五帝时代是一个历史时代名称，实际掌权治国的先后共有八个人：黄帝、青阳（黄帝死于地震之灾后，青阳居于少昊实际执政而未称帝）、颛顼、帝喾、姬挚、唐尧、虞舜、伯禹，虞舜选贤失误，禅帝位于野心家伯禹，伯禹就全面颠覆了五帝时期的民主政治制度，而建立起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奴隶制独载制度，至其子启为夏代之始。虽史书亦将禹称作“夏禹”，但他实际是个时代、制度改变的过渡性人物。其子启之名号冠以朝代名“夏”及君主之称“后”，最后加上开启之“启”字，称“夏后启”，才是夏代的真正开始。
为什么“五帝”时代前后相继共有七人执政，如果连禹也算上就是八个人，而史书则命称 为“五帝”时代呢？这是因为：
第一，黄帝之子青阳在战蚩尤之中，就立有大功，“战数盈六十，而青阳未失。”⑴战蚩尤之后，黄帝就派青阳至少昊之地司治地方。黄帝在涿鹿大地震中死后，因都城残损，青阳未回涿鹿，而在其原派居之地少昊代行政事，既未称帝，也未将帝位给他的儿孙，而是选贤培养了昌意之子高阳（按《史记》为昌义之子，若依《山海经》、《竹书纪年》实为昌义之孙），扶其继承帝位，这就是继黄帝执政治国的帝颛顼。为什么青阳长期代行政事，不但自己不称帝，也不把帝位交给自己的儿孙呢？这是因为，黄帝总结了重用蚩尤而蚩尤叛，至亲之弟姜榆罔（炎帝）掌握到了兵权，也乘自己平息蚩尤叛乱的疲惫之时，在阪泉向他发动争权之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个“选贤任能”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青阳未经黄帝生前明确禅位，自是不能自行称帝，更不能以一己之私而且将帝位传于己子的。后世虽将青阳称作“少昊”，但“少昊”一称是以地望而得称的“氏”，而非帝号。所以，史家述史，是不将青阳算作一帝的。
第二，五帝之中，唯一将帝位传给自己儿子的，只有帝喾一人。这并非帝喾未依黄帝“选贤任能”规制办事，而是因为，在“五帝”时代的前半期，选贤任能还遵守着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旧约，而选贤任能的另一条规范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记仇。是时，姬姓中数族子弟，皆不若姬挚为贤，放勋虽很聪明，但作为挚的弟弟年龄太小。故帝喾传帝位于其子挚。事实证明，帝喾所选的帝位继承人确为贤者。其执政后，就选放勋帮助自己处理政务，以为培养。待放勋稍长，就封其为唐国侯，使其至唐国单独治理唐地。至姬挚执政九年时，他认为自己执政能力不如放勋，就亲率群臣到唐国，禅帝位于唐侯，这就是后来的唐尧。至姬挚为始，更打破了帝位“传嫡不传庶”的旧制，因为放勋姓伊祁而不姓姬。所以，古代的“五帝”之选就将“姬挚”除外。这种排除，还有着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中国古代国家祭祖，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所选祭祀对象不论亲疏，主要的硬指标是看其对国家贡献大小。即“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⑵
第三，禹虽是舜选定的“接班人”，亦正式举行交接大典将帝位禅让给了他，但是，一因他掌权后，就全面颠覆了“五帝”时代的民主（以民为本）政治制度。二因他改朝换代，与“五帝”时代进行了全面的切割，业已自外于“五帝”历史时代。三因其改变无神的国家哲学指导思想理论，而搞起了“神道设教”，大倡迷信占卜，阻碍民族文明历史进程。四因其不承认帝位传承来自虞舜的选贤禅让，而声言其帝位、权力是天神所赐——“天乃锡禹”。⑶ 五是后人疑其大量毁灭“五帝”时期古典，致使古史难传后世。因而，就理所当然地不将其列进“五帝时期祭祀对象。五帝时期，实际上是以历史上“禘”、“袷”对象而称的。
纵观中国文明历史，“五帝”时代以来，虽也有说不清的史事，但人物姓、氏、名、号，事迹、时间、地点，以及前因后果等，都能大体上说清楚。而在此之前的史事，就只能说点历史进程上的发展特点，如“兽处群居”、“有巢”、“燧人”、“伏牺”、“神农”，言神农时代有“七十世”⑷之久，若按一世三十年为计，这“神农氏”就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五帝”时代之前的神农氏历史时期我们尚且说不清楚，而谈伏牺时期的什么帝王、名号、详细事迹、年代，大概也只有靠闭了眼睛的瞎猜才能办到。但问题在于，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能够瞎猜了算数么？算了数又有用处么？
为什么“五帝”以前的史事说不清楚呢？其最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受到了文字实际产生、应用、统一、推广情况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到了国家制度建立的制约。
中国的文字产生，依陕西、青海、山东等众多考古发现的材料，经过科学测定，距今为六千年左右，然而成为较有规范的、较为能够记录语言、思想、史事，又全面得到推广应用的文字，大约距今为近五千年左右。所以，史书记载的黄帝命其臣仓颉造字，不为虚传。因为，这正是地域广大的国家制度肇建之初必须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黄帝命“仓颉造字”之说，事实上就是让仓颉广泛搜集、整理民间已经创造出来的字例，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性的规范化处理，再以偏旁、部首为法，以示意、形声为手段，而创造出一些新字，以丰富其表述功能，尔后运用国家权力机关进行推广使用的一个历史事件。虽然，在中国文字产生后成为统一的、规范性的文字，在考古学研究的实证上，还存在着商代以前大约七百年左右的年代缺环。但我坚信，伴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这个历史缺环一定能够补齐。我们现在一般情况所说的历史，多用于文明发展史，而“进入文明时代的起点，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建立起了国家制度；
第二，有了法律制度；
第三，有了礼仪规范；
第四，有了教育机构；
第五，有完备的文字产生和使用。
没有这五个必备条件，就不可能在一个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社会规范，进行管理和教化，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使这个社会的人类生活达到文明而有序。轩辕黄帝战蚩尤，败炎帝，四方征战，一统中华大地，肇建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整理文字，制定法律、礼仪等典章制度，分派百官治理各地，发展生产，进行天文、历法、医药、音乐等各方面的学术研究，正是中国传统认识上的文明历史时代的开端。”⑸ “创见文明归制度，要知垂拱变洪荒”，⑹ 这才是说到要紧处的中肯之语。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之称，依次为：原始社会氏族族长之称曰“后”，是时为妇女担任，到了私有制产生引发战争，因而产生部落、部落联盟之际，行政首领因历史沿袭仍然称“后”，而军事首领则称“帝”，这就是《周书》所载既黄帝、炎帝为“二后”，又分别谓之以“帝”的原因。到了“五帝”历史时期国君曰“帝”，夏、商、周三代都称作“王”，诸侯国君直谓为“君”，从未有国君称“皇”者。所以，我的认识是，在“五帝”时代之前，不存在一个“三皇”时代。“三皇五帝”之说，是由正确的历史分期之称，经历史嬗变而为历史谬传的。
二、从“五帝”、“三代”到“五帝三王”
春秋之际，人们谈到历史，分别言“五帝”，说“三代”，三代指继五帝时代之后的夏、商、周三代。如齐桓公曰：“寡人……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异乎？”⑺ 子产曰：“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⑻ 史苏说：“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⑼ 孔子言：“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⑽ 稍后，到战国时代，人们谈话中，以简略性的语言概括历史，便改“三代”为“三王”，以与“五帝”相合而做连称，只用“五帝三王”四个字就概括了历史以做评论。为什么改“代”字为“王”字？道理亦很简单：“五帝”是实指具体的历史人物以言时代，如果用一语概括“五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改“代”为“王”，于语法则通，否则人名与时代名混称，则存有语病。如：苏秦曰：“虽古五帝三王，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⑾ “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⑿“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參五”；⒀“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⒁
三、“三皇”谬说始于李斯
“三皇”谬说，始于李斯拍秦王赢政的马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并六国后，认为天下大定后，不更名号，无以称成功，以传后世。因而命李斯等人议帝号。李斯上言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而赢政则对称作“最贵”的“泰皇”并不满意，认为既然古代有“皇”又有“帝”，他就应该“皇、帝”连称，并以他为“始”，曰“始皇帝”，以后万世不变，接着他二世、三世地数下去就够了，以此表示只有他自己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伟大人物。
不过，对于李斯这种为拍马屁的信口胡诌，秦汉之际的正经文人学者，是并不赞同，也不随声附和的，他们著书说史，仍然沿袭传统说法，以“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一语带过时，依旧言“五帝三王”。如：陆贾在评论刘邦之功时，就这样说：“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⒂ 许慎论述文字演变中云：“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⒃
四、“三皇事迹”说，始自汉代神学家
将“三皇”这个子虚乌有的称谓，编造出“事迹”，并附会于历史，以造“三皇五帝”说，是汉代的神学家们。郭沫若曾经将秦汉之际称作“第二次之黑暗时代”，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秦汉之际，由于帝王们进行愚民统治的需要，大倡神鬼迷信之说，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恢复起来的唯物辨证社会风气进行了全面封杀，代之而来的便是谈神弄鬼。在这个其间，董仲舒编造了为统治者愚民服务的封建神学理论，一些方士、神话学家们便神话历史，编造包括“三皇”在内的一系列“历史神话”，如谶纬之类的书籍多在此际出现，由此而兴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造神运动。到了后汉、魏晋、唐代，就有班固、皇甫谧、司马贞等，将神话正而八经地塞入了历史，“三皇五帝”说可谓一个代表。如《春秋元命苞》言：“伏羲、神农、女娲，为三皇”；⒄《春秋命历序》说：“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淡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名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⒅ 我观此等怪文之编造，实是按古代史家对原始社会分期名称“有巢”、“燧人”、“伏牺”，以及舜十二州、禹九州行政区划演绎出来的。班固等人编撰《白虎通义》以伏牺、神农、祝融为三皇；宋均、谯周以燧人、伏牺、神农为“三皇”；孔安国则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至晋代，皇甫谧写《帝王世纪》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而唐朝的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则是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由于此前刘歆、班固已将“神农”与“炎帝”合户，司马贞便说神农有多少世代，炎帝是最后一代的“神农氏”。至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他的《先秦史》中，也就有了五帝时代之前的《三皇事迹》考了。这就是“五帝三王”嬗变为“三皇五帝”的大体历史情况。
在中国的历史上，实有五帝历史时代，而无“三皇”历史记载。所谓“三皇五帝”之说，是由春秋、战国之际学者概括文明时代至其时的历史，一句“五帝三王”之论，经秦汉神话，而嬗变出的一种错误说法。
参考文献：
⑴ 今马王堆出土之《黄帝经•正乱》一书，在历史传抄中，误将“青阳”抄成了“高阳”事实上，黄帝战蚩尤之际，高阳还未出生，如何能言其“战”呢？这是很容易辨别的一个错字。
⑵ 《国语•鲁语》、《礼记•祭法》等。
⑶ 《尚书•洪范》。
⑷ 《尸子•卷下》。
⑸ 曲 辰：《黄帝与中华文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⑺ 《管子•封禅》。
⑻ 《国语•晋语》。
⑼ 《国语•晋语》。
⑽ 《礼记•礼运》引。
⑾ 《战国策•秦一》。
⑿ 《淮南子•齐俗训》。
⒀ 《淮南子•秦族训》。
⒃ 许慎：《说文解字•叙》。
⒄ 黄奭辑：《春秋纬》。
⒅ 黄奭辑：《春秋纬》。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