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那片蕉藕林

从畜牧场场部往北走不到一里路，就是畜牧场一队。那就是我们即将要开始新生活的地方。我们将要居住的地方，是一个高台上的一栋房子，屋顶盖的是瓦还是草记不清楚了。反正屋前有一片两米左右高的蕉藕林，蕉藕可以种的像树林一样茂盛，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蕉藕，问了老乡才知道。原来我只知道芭蕉一窝一窝的种在房前屋后，开的花和蕉藕一样，我还以为是芭蕉了。种蕉藕是为了把蕉藕根挖出来打粉喂猪。这大概是当时为革命养猪的一项试验。我的印象非常深。蕉藕开着红艳艳的花儿，林间不是很密，人可以在里面穿行，蕉藕林的南面是一个加工坊。加工坊的西面是一条乡间的土公路，从总干渠畜牧场的桥闸一直通到马房队，赶着牛马车或开着拖拉机可以到马房队。公路西边顺着路有一条几米宽的水渠，里面长满了水草。水渠的西面则是大块的农田，一望无际。那是一分场的地。加工坊的后面也就是北面的一个台子上的房子，就是我们将要居住的地方。这个房子，安排的东边一间住女生，西边一间住男生，中间是一个很大的木工房。 后来听说这个木工房曾吊死过一个女子，但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害怕。下放到一队的学生共有八人，男女各四个。男生是XLP、NFS、SJL和我；女生有CLY、LLP、MXQ、LFQ。我们就分别住在东西两个房子里。那是1974年9月，我已满了十七岁。

门前的蕉藕林不是那麽茂密，有些稀疏，像芭蕉一样的绿叶子又大又长，鲜艳的红花格外醒目，我们人生的下放劳动的生活自此拉开了序幕。我被分在肥猪房养育肥猪，好像还有XLP、CLY、MXQ也是，其他人分到了母猪房养母猪。我的师傅叫孙家进，宜昌人。他一向是沉默寡言，从不多言多语，感觉这个人很深沉，好像很有心思的样子。肥猪房一天要扫两遍猪栏，自己挑水冲洗，活儿又脏又累又臭，但我抢着干，孙师傅也不和我争，一副你想干爱干你就干，不关我事的样子。晚上下班后，没有洗澡的地方，我记得和劲力两人到西边小渠里洗过几次。那时也不觉得苦和累，只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候农场也兴评工分，然后按工分每月发工资。我们刚去好像都是被评的七、八分，后来才调高了一点，很少有人拿十分的。但我们干活却是十二分的卖力。刚开始，是我们自己做饭吃，每天留一个值日生，负责做饭，队里有厨房，搞了一段时间，大家怨声载道，后来就让我们到分场食堂吃饭。这样最终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分场食堂的炊事员老吴，平时也不太讲究卫生，有人曾看到他把鼻涕揉进过面粉里给我们做馍馍，还有小便后不洗手直接揉馍，我们听说后，有一次说他，他却说，你爱吃吃球，不吃去个球，我管你个球！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真让人无语。事务长陈昌朴是个下放的武汉知青，倒是挺和气，我们向他反映这事，他也只是苦笑一声，便没下文了。

一队当时的书记是孙书记，队长是我们同学夏道平的父亲，我们都喊夏队长。当时还在批林批孔，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八个人，都担任了什麽“员” ，我是政治夜校辅导员，还有什麽宣传员、故事员、图书管理员等等。为了给大家搞辅导，我当时临时抱佛脚，看了《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等一些书籍，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然后充大尾巴狼，装模作样去夜校给农工们讲。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在一队，我还喂过公（种）猪，公（种）猪房是单独的一座房子，原先是舒会计喂的，后来他调走了，孙书记接着喂了一些日子，可能是他当领导忙，后来叫我去喂，兼作兽医。刚开始可把我吓坏了，公（种）猪长的非常壮实，像头牛似的，嘴巴又长呲牙咧嘴很吓人，要给它扫栏喂食，还要赶它出来遛弯配种，好的是就两头种猪，劳动量不大，就是有点危险，怕被它咬。除此之外，我还和老余叔一起赶过牛车放过牛，和熊开堂一起划船到总干渠绞过猪草，扛过一二百斤的猪食料包。当年冬天，我还参加过灭螺队，住在马房队灭螺。马房队当时有个武汉知青，白白瘦瘦的，病病怏怏的，人们都说他有精神病，这个我印象较深，不知后来这个人怎麽了。

到了秋冬，大量的红薯收获了。我们就开始了加夜班打红薯粉条。队里的青壮劳力参加，没有任何补偿，只有一顿夜班饭吃。每天八点钟左右开始，十二点左右结束，不影响第二天上班。打夜班最诱惑人的就是可以吃到一碗白菜或萝卜炖肉。我的几个朋友，像樊忠、杨正华等人也经常跑到我那儿去，晚上不回，也可以享受一下那诱人的宵夜。

那时候，人年轻也不觉得累，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懵懵懂懂的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是想好好干好自己的事，表现好一点，看将来有没有什么机会跳出这个“农门”。 但是，想法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有时候，人倒霉时，你也会躺着中枪。

有一次，樊忠在我那休息，我去上班了。他用一张纸抄了一首内蒙民歌的歌词放在了我的枕头下面，我不知道。不知怎麽被CLY等人发现了，把它交给了孙书记。孙书记立马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意识不健康，写这种低级下流的诗歌，我如坠五里云雾，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说没有啊，书记说，你还不老实，东西都在我这里。说罢把纸递给我看，我一看是樊忠的字，上面写着：我的门窗差半扇，我的床铺没人暖，姑娘啊你说怎么办？ ......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一首内蒙民歌。书记说，你说不是你写的那是谁写的？你要端正态度好好反省反省。我又说，你怎么认为这东西是我的呢？书记说，是CLY从你枕头下发现的，你说，不是你的是谁的？我无言以对。当时心里恨死了CLY。离开了书记，我找到了CLY，和她大吵了一顿。这事分场也知道了，周映成书记专门找我，批评了我一顿。把我拟参加路线工作教育队队员的资格也取消了。那时我感到很沮丧也很无奈，情绪也很低沉。觉得美好的前程毁于一旦，因为那时如能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就可以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干部待遇，在那装模作指手画脚。现在想起来十分好笑。疯狂的年代荒唐的事，那时候这种事多的去了，福被祸所伏，祸被福所倚。后来，可能分场领导认为我人还年轻，又没啥大错，是否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就把我调到了养蜂队。养蜂队是一个走南闯北的单位，对于年轻的我来说，似乎比去路线教育工作队还好一些。因此，我也就一切都释怀了，无所谓了。后来，我就离开了一队，和徐建国一起，于1975年六月下旬到四川开县养蜂队去了。

几十年来，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人生也走过了大半辈子。但是，我忘不了下放之初看到的那片蕉藕林，它是那样顽固而又清晰的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连同我那早已逝去的青年时代，叫人终生难以忘怀。而且也怪，自我们去了以后，第二年门口就再也没种蕉藕了。再往后，我也从来再没有看见那么独特、那么大的蕉藕林了。别了，可爱的蕉藕林！别了，那宽大的绿色叶子和鲜艳娇嫩的红花！别了，我的青年时代！那片记忆中的蕉藕林，是我社会人生的起点站，是我独闯江湖的发源地。